第三十五讲 清：舍天用术，末路求生
这一讲我们讲清代思想史概况。
朱明王朝是推翻蒙元异族专制而赢得民心的，但这个汉人王朝最终又被另一个异族专制王朝——清——所取代，而就武功而言，满洲人远不及蒙古人，因此明朝的覆灭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也就空前深切。顾炎武因此发出了“亡天下”之巨叹。在他看来，共同体的败亡，分“亡国”与“亡天下”两种：前者只是朝代更替，后者却是文化消灭，所谓“率兽食人”；前者还可以忍受，后者决不可忍。有人就在遗书中说：“朝华而冠，夕夷而髡（剃光头发的刑罚，指满清剃发令）。与丧乃心，宁死乃身。”
当一个王朝覆灭后，留恋前朝的读书人总会总结历史教训，追究前朝覆灭的根源。明末清初，读书人既然普遍深感“亡天下”之剧痛，他们追究明朝覆灭根源的需求就更加迫切。追究的结果是，明王朝亡于士大夫普遍沉迷于宋明理学关于天道、心性、良知的玄谈而不问实务。也就是说，宋明理学，尤其是其中的阳明心学，是明朝覆灭的罪魁祸首。这不仅是一两个读书人的认识，而是那一代读书人的共识。在此，我仅列举几个名家的观点以见一斑：
顾炎武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他还直接指出王阳明是大乱之源，其罪“深于桀纣”。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即阳明)之良知是也。”
王夫之说：“姚江王氏（阳明）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近世小人之窃儒者，不淫于鬼，而淫于释”，“以良知为门庭，以无忌惮为蹊径”，其“祸烈于蛇龙猛兽”。
李塨说：“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论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
费密说： “清谈害实，始于魏晋，而固陋变中，盛于宋南北。自汉至唐，异说亦时有，然士安学同，中实尚存。至宋而后，齐逞意见，专事口舌。……又不降心将人情物理平居处事点勘离合，说者自说，事者自事，终为两断。一段好议论，美听而已。……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学者所当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无论其未尝得而空言也，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里’矣，‘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心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
这种认识，不是明末清初人的创造。明中期，杨慎就开始批评理学“凌虚厉空，师心蔑古”，“圣贤之学，切问近思，亦何必求知天外之事耶？”晚明二三十年，就兴起了一股反对阳明心学的运动。东林党人顾允成批评心学家：“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耳。”就连继承王学核心思想的刘宗周，也痛斥王学左派空谈误国。
大病如此，如何救治？当然就要舍弃宋明理学关于形而上学的主观玄想，而转移到经世致用学问的客观考察和实践上来。这，正是整个清代思想史的主基调。虽然如此，清代思想史又可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对应一大思潮：清初是经学救世期；清中期（乾嘉）是考据学一股独大期；清末思潮纷然，但主要可以算是西学东渐期。清代思想史之所以呈现如此特点，又与天下政治形势的演变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政治形势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思潮变迁。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在清朝废科举之前，其官方意识形态一直是不能服人的程朱理学。下面我就结合清代政治形势演变简要勾勒一下清代思想史的变迁逻辑。
据统计，明末清初，殉明的士大夫多达3800多人，还有更多人选择了通过隐逸山林、遁迹海外等方式自我放逐。他们的行为，与其叫“殉明”，不如叫“殉道”，因为满人入关后的确爆发了许多被儒家读书人看来是“亡天下”的事件。比如，出台“留发不留头”的剃头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大兴科场案、文字狱，这些事件都给儒生带来了无尽的心灵创伤。面对严酷的政治环境，儒者的选择首先是组织、参与实际政治运动反抗暴政，这一运动也就是所谓“反清复明”。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明末清初的儒者，“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本来都是从事反清复明运动的豪杰，直到反抗运动完全失败，他们才退而做学问，以期待来者。
明末清初的儒者，就像一柄柄烧得通红的宝剑，经过兜头的一瓢瓢冷水浇淋，其中的杰出人物就成了颇具创发力的一代思想家。清初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颜李学派的颜元、李塨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经世致用是这批人的共同主张，但在这个共同主张之下，他们的具体主张又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对君主专制。比如黄宗羲，在总结明朝覆亡的政治原因时，把结论定在了君主专制政体上。在古代，虽有思想家梦想无君，对君主专制提出过批评，但无论是批评的力度、深度，还是建设性方面，都没有人可以与黄宗羲比拟。只要读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很容易发现他是一个超越古人的思想家，其思想原创性足以令人惊叹。
二是发起经学运动。明代中后期，曾兴起以礼代理的运动，目的是为了搁置天理、经世致用。到顾炎武，则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他希望通过研究经学，重拾先秦儒家经世致用的宗旨。不过，正因为他对经学的提倡，又客观上成了清代考据学的开山鼻祖。有意思的是，宋明儒家发动回到孔孟的运动，是为了构建心性论（“内圣”）；顾炎武发动的回到孔孟运动，是为了成就新“外王”。值得深思的是，这两个运动都失败了，前者走向了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心灵的无所归依，后者成为了一门手艺，与其宗旨几乎背道而驰。
三是创发民族主义。儒家对异民族本持包容态度，即便是那个首倡“道统”说的韩愈，也认为“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中国”不过是个文化概念。明初，方孝孺激于蒙元统治，大倡民族主义。到王夫之，激于满洲统治的事实，更发为空前激烈的民族主义，甚至将民族主义发展到种族主义的地步。王夫之在世时交际不广，一生著书繁富，但从未出版，直到晚清，其价值才被新锐思想家发现，其著作才被刊刻出版，以助力彼时驱除满人之政治需要。如何评价王夫之的民族主义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在清初，民族主义不是王夫之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人们的普遍共识。
四是兴起气论哲学。中国人早就有“气”的观念，但将气论上升到哲学高度还是在明中叶以后出现的，其高峰则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的气论。此前，与王阳明同时的王廷相就曾说：“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到刘宗周则说：“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有是气方有是理，无是气，则理于何丽？”到王夫之，则说：“气者，理之依也”，“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也”，“无其器则无其道”，“天下惟器而已矣”。气论哲学兴起的目的，是要改变程朱理学。因为程朱理学主张理在气先，所以气论哲学就主张理在气中。它否定了理的先验性及主宰性，将其降低为只是气在具体运行中显现出来的规律和条理。这就实现了从超验信仰到经验主义的转变。
五是强调实践理性。宋明理学不是被指责为不重视实践吗？清初人当然就要主张实践。我此前说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本就是常识理性和实用理性，实践理性与之具有某种同构性。清初思想家都重视实践，但在理论上不断申说这一点的则是颜李学派。颜元就认为，做人就应该身体力行，以行为先，在行中自己寻找、验证天理。“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他主张文武并重，文武兼修，“宁粗而实，勿妄而虚”，“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他甚至在书院讲兵法。对比西方近代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显然，颜李学派的主张也是经验主义。
总之，明代王阳明捅破天以后，清初思想家继续在捅天。清初思想界虽然沉痛，但也雄浑、强劲、开张，为什么后来偏偏是由经学带出的考据学一派独大，流行中国二百年呢？这也要从外部政治环境的变迁和思想内部演变的逻辑两方面考察。不过，在这里我必须指出的是，外部政治环境的变迁是最重要的因素。一句话，清初思想家力倡经世致用，但满洲统治者最反对的恰恰是这一点，在他们看来，作为臣民，你们听话就好了，谁让你经世？经世致用，说到底，强调的还是个人的主体性，而皇权哪会允许臣民有什么主体性。
就外部政治环境而言，最值得说的是朝廷在意识形态的塑造方面可谓是步步为营，相当成功。让我们来看朝廷下的两步大棋：
首先是对博学鸿儒的政策的转变。康熙十一二年前，朝廷对儒家大师，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既要利用，又要经常羞辱，甚至残杀。比如，撰写《贰臣传》之类史书贬斥叛逆，大树忠孝仁义气节；大兴文字狱等等。但在此之后，大概是因为天下已经初定，朝廷政策明显转向为收买吸纳。康熙十二年，朝廷下诏天下举荐山林隐逸。5年后，又下诏举荐博学鸿儒。这两个行动，针对的都是读书人好名声的缺点。但一方面，大儒那时大多都能坚守气节；另一方面，大家对朝廷此前的杀戮还心有余悸，对朝廷终归难以建立基本的信任；所以，著名学者没有接受举荐征召的。转折点发生在康熙十八年，朝廷开明史馆，请天下鸿儒都来参与明史的撰写。这一招相当高明，很多学者认为，参与撰写他们眷恋的前朝历史，是表达他们对前朝思想和感情的渠道和方式，与投降异族统治者不是一回事。所以，有学者参与了此一修史工作，但不领薪俸，以此表明自己没有投降。但这个口子一开，读书人的心理防线就渐渐打开了。加之时间一长，新生代的学者没有经历亡国之痛，对异族统治者的仇恨也就比他们的先辈们弱得多了。更何况，清朝的统治看起来越来越稳固，社会也日渐安定富足，离开加入政府而谈经世，简直就是笑话。于是，读书人就纷纷归顺于新朝了。
有一些史实需要在这里提及。在上述情况下，即便是那些曾经领导、参与“反清复明”运动的儒家大师，如黄宗羲、顾炎武，对清廷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他们虽然立志终身不仕，但也不反对自己的后代、学生参与政府，他们也与那些参与政府的同辈名儒保持朋友关系。黄宗羲虽然没有亲自到北京主持编撰《明史》，但书中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曾送达黄氏，请他做最后决定。为了孙子科举应试一事，黄宗羲曾给满清大臣去信，称当朝皇帝是“圣主”，“皇上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顾炎武与参与政府的孙承泽、朱彝尊等都是论学好友，与参与政府的外甥徐乾学兄弟书信往来频繁，还常常勉力他们要“以道事君”。
其次是通过种种办法代表、垄断“真理”。其具体做法大致如下：一是皇帝亲自出面论证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荒谬，其核心论点也是儒家的主张，比如雍正皇帝就说“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惟有德者乃能顺天”，“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顾炎武不是担心中国思想文化被消灭吗？满清皇帝却说，我不仅不会消灭中国思想文化，我还要遵从甚至代表儒家传统，这就不仅消解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而且剥夺了博学鸿儒对儒家传统的独占解释权。二是皇帝高举程朱理学，颁发《性理精义》《朱子全书》之类书籍规范天下人思想，使程朱理学成为皇朝正统的意识形态。以此作为科举考试内容，网罗尽天下读书人，也以此贬斥异端。康熙、雍正二帝都认为皇权垄断了真理，所以有资格表彰正统，贬斥异端。所谓表彰正统，就是表彰了一批宋代和当朝的“理学名臣”，从朱熹到李光地等人都予以表彰。所谓贬斥异端，比如在李光地改宗朱熹之前，康熙皇帝就曾斥责他“冒名道学”；雍正也斥责“后世儒学不醇，真伪杂出”。三是被大树特树的那些当朝“理学名臣”纷纷主动加入贬斥异端的行列，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有熊赐履、陆陇其、张伯行、汤斌、魏裔介等人。四是严禁宋明两朝非常兴盛的民间书院结社讲学运动，同时也加强对出版物的控制。
清廷的这些做法的目的，就连当时到中国来旅行的朝鲜人朴趾源都能一眼洞穿。在《热河日记》中，他说：“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
以上是就外部政治环境而言，结论是：清初思想家呼吁的那种经世致用学问根本走不通了。借用李泽厚先生的一句话来说，乾嘉时代已经是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代了。但就算是做学问，为什么必然是考据学胜出呢？这就要回到对思想内部运行逻辑分析。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妨用排除法来考察。
让我们返回清初的几个思想方向。反专制主义，显然是不能讲了。民族主义思想本来就比较浅薄，如今满人已经坐稳了天下，显然也不能讲了。哲学终归玄妙，所以气论哲学也不是乾嘉学者真正感兴趣的主题。实践理性，说起来也不过是个口号，愿意实践，你实践去好了，谈不上可以进行什么高深的理论阐发。剩下的是什么呢？只有经学了。那么经学怎么就发展成了考据这个单一的方向？这又要结合整个清代学风的特点来看。
清代学风，抛弃了主观玄想，而转为客观考察。程朱感悟天理的方法，本来是两条：一是格物致知；二是读书明理。当虚悬的天被晚明至清初的思想家打掉以后，两条路的具体所指就发生了改变：一是面对自然现象做学问，就是发展科学；二是面对古代文献进行重新考察梳理，这就是考据学。当时有发展自然科学的条件吗？没有。因为，一方面科举考试不考科学；另一方面，传教士退出中国后，尚未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科学思维也没办法继续独自发展。那么，举国上下的读书人，也就只能做文献考据工作了。梁启超先生说，雍正乾隆两朝，禁书不断。仅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就焚书24次，烧毁图书13862部。因为当时思想控制很严重，读书人只有埋头古典最安全。于是到乾隆朝，考据学兴起了。梁先生认为，乾隆时期编撰《四库全书》，四库馆开馆，标志着考据学时代的到来。
考据学都考据一些什么内容呢？它包含对经书的注释、史料的搜集鉴别、辨伪、辑佚、校勘、训诂、音韵、算术、地理、金石、方志、类书、丛书编撰校订等等，其核心是考订经典的起源以及经典字句的确切含义。按顾炎武的说法，“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考据大师戴震则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莫之能通。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也就是说，考据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闻道”。
就考据本身而言，考据学家在二百年里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绩。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他们厘清了经典的起源和内容，对于后人阅读、理解古代经典起到了巨大帮助作用。但我这个系列关注的是思想史，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考据学派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在我看来，他们客观上是解构了古代经典，而没有建构起新的、能够指导中国人前行的思想系统。乾嘉考据学家是在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不得已做考据工作，他们的工作隐含的方向其实是摧毁程朱理学。比如，阎若璩考证出了古文《尚书》是伪书，凌廷堪证明了《论语》《大学》中根本没有“理”之一字，而这些都是理学的立论基础，考据学家这样釜底抽薪，可谓彻底解构了理学。解构了理学也就从某种程度上解构了儒学，因为先秦儒学的确还是比较粗糙的，否则宋明儒家就不会辛辛苦苦地发展它了。
另外，考据学派无论是在方法上、态度上，还是思想预设上都存在很多问题。从方法上看，现代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考据学家的很多考据方法是错误的。从态度上看，考据学后来已经发展到炫技的地步，为了考证一个字的意思，可以动辄洋洋万言，可谓浪费精力、得不偿失。更大的问题在思想预设上，那就是认为古人说的才是真理，古人说的就是真理，越到后世，人们的思想离真理越远。乾嘉考据学派深深地中了复古之毒而不自知，他们没有自问过一个问题：他们的预设真的成立吗？
考据学必然走向衰落，因为即便考证出中国上古经典的确凿含义，这些经典所揭示的义理也无助于中国人应对随后到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众所周知，晚清时代，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因应西方的挑战，而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在这场挑战面前几乎束手无策。
考据学的衰落与乾隆晚期清朝出现的社会危机高度相关，到嘉庆、道光两朝，社会危机日渐深化，尤其是道光年前鸦片战争的爆发，惊醒了沉睡的中国读书人。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捻乱、回乱、苗乱、英法联军又攻入了京城。在经历了这一长串历史事件后，读书人怎么有心思再搞考据？与此同时，朝廷对社会的控制也松动了，考据派也就必然走出历史舞台了。
所谓病急乱投医，为了应对晚清日益深重的危机，各种传统的思想资源都曾纷纷重新登场。于是，龚自珍和魏源发起了今文经学运动；曾国藩重提程朱理学救国；曾国藩等人后来又意识到非洋务不能救国，于是又引进西学；很多人也开始从清初思想家那里找反专制和民族主义理据；先秦诸子学、佛学也被拿来当成救国之道。
甲午战败之后，中国人才真正对西学有了较为深入地认识，这种认识主要体现在对政体的认识上。于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和以孙黄为代表的共和民主派（革命派）相继出现在历史舞台。同时，真正留学过西洋，深入掌握了西学精华的学者也学成归国了，其代表人物就是严复。
梁启超在评价晚清思潮变迁时说：“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然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一时元气虽极旺盛，然而有两种大毛病：一是混杂，二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这种状态，或者为初解放时代所不能免，以后能否脱离这状态而有所新建设，要看现代新青年的努力如何了。”
梁启超讲这话的时候是1923年。在我看来，整个20世纪，中国人在引进外来思潮的过程中，都没有彻底避免或摆脱“混杂”、“肤浅”的毛病。
1687年，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奠定了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次年，作为光荣革命辩护书的洛克的《政府论》出版，现代政治学及政治自由主义由此建立。在这几年里，康熙皇帝已经坐稳江山。直到1919年，中国的“新青年”才喊出了科学、民主的口号，他们以为他们比清朝的思想者更加先进。这些“新青年”不知道，只有科学和民主是不够的，他们不知道信仰的价值，不知道离开了信仰，科学和民主也不能落地。他们或许忘记了，在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前170年，也即是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登堡大教堂门口张贴了他关于宗教改革的95条论纲，宗教改革运动由此爆发，西方人以新的方式重建了和上帝的联系——直接联系。
我为什么要在概论清代思想史的时候提到这些西方历史事件？因为，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整个清代思想史的话，我想说，那是一个舍天求生、六神无主的时代。问题的关键在于，只有人们信奉一个高悬的主宰之天，心才能安定，路才能走扎实。舍天求生，虽能苟活，但难免焦虑、焦躁，如无头苍蝇。1840年前，中国人的天就是缺位的。1840年以后，中国向西方学习，分别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三个阶段，但至今并未进入信仰阶段。而这，也是西方制度、文化难以在中国落地的原因。
传统的中国思想史，至晚清西学东渐之前其实已经结束。此前的中国，其实是“天下”；此后的中国，不过是一个民族国家；两者含义截然不同。此后的中国思想史，已经进入近代部分，其主题与此前有着根本的不同，已非“中国”二字可以说清。换言之，此后的中国，需要通过世界来定义。正是从这个角度论，劳思光先生讲中国哲学史，讲完乾嘉考据即告结束。思想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但既然讲中国思想史，总存在一个以何时为休止符的问题。其实各种时间划分都有道理。我的选择是，本系列讲座，讲到新文化运动之前结束。由于近现代思想史需要处理的思想家和问题纷繁复杂，因此在讲到1840年后的思想史时，我只能选择几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简略论列，特此说明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