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小时候非常喜欢武侠小说，尤其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或多或少激发着我们去构建自己行侠仗义的梦。韩非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但是司马迁不这样看，以前的侠如何暂且不论，但“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不轨于正义”虽然看似不符合正义，但并不代表不正义。尤其当时的“轨”，也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正义之轨，更像是人们形成约定俗成的规则而已。其实，司马迁说得很清楚，游侠“言必信行必果”。司马迁在文章中称：“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什么意思呢？按照当时的法律制度，这些人都有并时常违背，但却符合“义廉絜（清洁）退让（谦让）”，值得称赞。今天讲奉公守法是好公民，问题是法如果本身就有问题，违反反而值得称赞。
司马迁主要讲了三位游侠，但在讲他们之前先是提出一些具有思考性的话题，以帮助人们摒弃观念造成认知上的偏见。首先，他列举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名人，无一没有都遭遇过人生的低谷。“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这些人尚且如此，普通人在乱世之中就更难，这为他要讲到的三位普通人成为侠做了很好的衬托。
其次，他借用“鄙人有言曰”。“鄙人”指的是没文化，但这些没文化的人往往话糙理不糙。“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这句话是对虚伪假仁义的无尽嘲讽，哪有什么所谓的仁义，不过是“利”，否则周文王、武王不会称赞伯夷，就连强盗跖和庄蹻都有人称他们为义无穷，都是利的结果。“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说得非常正确。
再次，司马迁认为“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就是对义存在偏见，认知的狭窄。当今时代应该“要以功见言信”，因此“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最后，司马迁言：“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在古代，几乎没听过普通人成为侠。近代“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这些人“皆因王者亲属”，否则无法成为侠。一个顶级贵族成为侠其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他们却能名流史册。
按理说闾巷之侠更难能可贵，但即便他们 “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儒家和墨家竟然摒弃这些闾巷之侠而不记载，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大的偏见吗？司马迁非常悲愤，“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这些人看似像侠，实际上是丢侠的脸，司马迁非常气愤，很多人竟然将朱家、郭解等，也视为和上面这些伪侠相提并论，并一起嘲讽这些真正的狭义之人。
司马迁第一个游侠是“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国以儒家思想闻名天下，但朱家竟然走向了侠的道路。朱家极其慷慨，并且非常热心，也不怕有事找上门。“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什么意思？一心想着别人之急，甚至不关心自己的事。
司马迁讲了朱家一件事情，帮助季布摆脱人生最大的困境，后来季布高官进爵，朱家反而终身不见。这样的人“自关以东，莫不延颈原交焉。”季布曾经是项羽手下的一员虎将，数次将刘邦逼到危险的边缘。后来，刘邦成功后发布悬赏令抓捕季布，如果隐匿不报诛灭三代。朱家就是顶风作案，千里去洛阳说服汝阴侯夏侯婴帮忙季布。汝阴侯进言刘邦，刘邦拜季布为郎中。
第二个游侠剧孟，司马迁写的比较略，他是洛阳人。七国之乱，周亚夫认为得到此人犹如得到一国之相。“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就是和朱家差不多的意思。
第三个游侠郭解，他是司马迁花费笔墨最多的一个人。郭解非常像电影《教父》里面的教父，非常有意识的他的父亲也是一名游侠，好像教父也有传承似的。他的外婆是“善相人者许负”，许负有三大预言“邓通将来会被饿死、周亚夫会被封侯、簿姬将来生下的孩子能够成为天子。” 三大预言后来全部应验。
“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司马迁短短几句话，我们就明白郭解是个什么样的人？教父曾多次教导自己的儿子，“别让外人知道你在想什么！”郭解的性格和教父一样 “阴贼”，而且手断也很残忍。郭解完全符合，“身所杀甚众”，杀人如麻理由可能仅仅是“慨不快意”。
在我们的人生之中，侠不喝酒还叫侠吗？但郭解“不饮酒”，至于为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饮”，更关键的是别人也不能让他饮。作为“身所杀甚众”的郭解，饮酒必然会成为他的大忌，这属于高度的克制。
我们最羡慕侠的就是他们的慷慨，我们也想过一个问题，他们的钱从哪里来呢？不种地，不经商，没有任何赚钱的营生，又不是“王者亲属”。司马迁告诉我们郭解的钱从哪里来？“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铸钱掘冢。”抢夺、私自造币和挖人的坟，没有一件合法合理，原始资本的积累背后都是罪恶。
郭解干这样的勾当可谓是“固不可胜数”，按理说早就被抓被杀，但他“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找谁说理去，经过原始资本的积累之后，郭解年岁也长了，就开始转型，和教父一模一样。慈善事业搞得是有模有样，而且还“不矜其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尤其少年人喜欢结交郭解的原因，非常豪爽。或许通过不法获得的钱散出去比较容易，但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
不过，郭解依然保留从前的“阴贼”，但此时“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很多少年心甘情愿为郭解报仇，并且还不让他知道，少年人学这一套江湖义气非常快。
当然，也有人想依仗郭解的势力，比如郭解姐姐的儿子，在一次酒宴上硬强行灌人酒，结果“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这件事情的记载绝不多余，想一想谁敢灌郭解。事情发生后，郭解的姐姐没有埋葬自己的儿子，而是“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
很快“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 但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结果使郭解的名气更大了，“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说郭解收买人心也好，说他有其它想法也罢，郭解开始洗白自己。
郭解是真正的高手，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下一步是什么，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皆避之”。真正的教父必须二者兼备，既要有人惧，又要有人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教父的敬是通过惧建立起来的，不否认有这一点，但如果完全靠这种方式不会走的太远，也难成真正意义上的教父。
但“有一人独箕倨视之”，不管是惧还是敬，就是看不起郭解。郭解这一次真可谓是教父式的作秀。他知道人们对他“皆避之”，他要改变这种模式。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曾经的强盗头目竟然认为“是吾德不修也”，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也搞文化建设。这还不是关键，郭解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这个看不起他的人。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 尉史竟然听从了郭解，大家自己领略这其中的奥秘吧！
“箕踞者乃肉袒谢罪”这是郭解最好的宣传广告，果然“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刚开始还避而远之，现在却是少年人驱而往之，司马迁反多次强调用少年人这种行为。接下来，郭解就开始正式开始了自己作为江湖一哥的仲裁者。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郭解一出场，局面立马改变，说明他的江湖位置不仅稳定，而且还影响到其它地盘。按理说，这是郭解扩展势力的好机会，但他却不干这样的事情，这一点属于侠义之举，而非黑社会。他还把这样的好机会让给了邑中贤豪居间者，他要成为一个江湖的侠，而不是人人避之的匪。
“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这句话特别值得细细品味，不知道是郭解只是入县廷的时候恭恭敬敬，还是其它时候也恭恭敬敬。不过，他为人办事的能力绝对一流，能办成的一定要办成，办不成的也尽力使各方都满意，不然的话就不要吃人家的饭。经此一举，“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什么意思？郭解的组织机构继续扩大。
甚至“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馀车，请得解客舍养之。”夜半已经很晚了，但依然有很多人在他门前，能请郭解去五星饭店最好，不能的话，哪怕请郭解手下的马仔到五星宾馆吃住一段时间也可以。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这一段很有意思：第一，郭解竟然家贫；第二，吏恐。这是朝廷的命令，官吏照办，按理说没必要“恐”，但“解家贫，不中訾”。就是郭解不符合规定，按照那时候的规定，如果有钱出钱，就可以不用迁移了，没有钱就必须迁移，但这可是郭解，让他迁移确实是一件头疼事。
甚至卫青都为郭解因为贫穷的事情向皇上求情，但皇上也不傻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 “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馀万。”按理说，有这么多钱不需要迁移了，但“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原来是杨家人背后搞得鬼，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
郭解家贫应该是事实，这非常符合侠之仗义疏财特征。即便他不贫穷，他迁移的结局也难避免，甚至这一次迁徙就是上面给他做的局。“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这是对皇权的直接威胁，《史记》和《汉书》记载侠的时候，无一不标注侠的活动地域。一方面统治者忌惮侠的游离状态，故有意打击；另一方面，郭解也只能在自己熟悉的地盘吃得开，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头蛇”。
只要在一个地方不要太张扬，上面也会睁一眼闭一眼，但卫青为郭解求情，说明郭解的影响力已经越界。皇帝不可能坐视不管，杨县掾不过是按照上面办事，结果遭“解兄子断杨掾头”， 而郭解将开始走向人生的终点。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入关”就是进入“鬼门关”，“关中豪杰，争交欢解”加速了郭解命运的车轮，尽管郭解还坚持“不饮酒”，甚至“出未尝有骑”。在皇帝的眼皮下，郭解尽力低调不张扬， 但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被养了这么多年，该出槽的时候到了，一来能买个好价钱，另外还能帮皇帝获得一个惩恶的好名声。
他的兄长替他杀了杨县掾，而他入关后“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 皇上下令抓捕郭解，郭解在逃跑的路上依然挑战皇帝的权威，而且被捕之后，依然有“吏奏解无罪”。郭解虽然可以说是根深树大，但树越大越招风。
皇上心里清楚，地方官吏是指望不上了，差不多都拿过郭解的好处。御史大夫公孙弘出手，“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
“任侠行权”好像已经不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侠，但太史公还是称赞郭解，甚至对他被杀害还表达了惋惜。我们的观念认为侠行仗义，而不是行权，但司马迁不这样认为，他对汉武帝不满，因此郭解的任侠行权，就成了对抗汉武帝皇权的义举。当然这种义举不能视为正义之举，只能是侠义之举。即教父式的义举，“睚眦（yá zì）杀人”就是最好的例证，睚眦必报就已经不合适了，更何况睚眦杀人。
御史大夫公孙弘给郭解定罪的关键在于“大逆无道”，最早刘邦使用定罪项羽为“大逆不道”。这是关乎争夺统治者地位，或者危机统治者地位的时候，才使用的一个词语。纵然郭解有千错万不对，但他不至于“大逆无道”。教父终究只是教父，皇帝认定你大逆不道，你就是大逆不道。事实上，郭解的行已经“大逆不道”了，生杀大权只属于皇帝。
郭解全家被诛杀后，虽“为侠者极众”，但大多数都是“敖而无足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