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多变个性之谜？
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字焕章，原名基善，原籍安徽省巢县 （今安徽省巢湖市），生于直隶青县（今属河北省沧州市）。
他从一个从普通士兵，只读过一年半的乡村私塾，在乱世中打拼，后成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统帅千军万马。历史上有“基督将军” 、“倒戈将军”、“布衣将军” 之称。
根据冯玉祥的回忆录：
冯玉祥家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流亡的一家子，祖父是一个泥瓦匠，父亲给地主家做雇工，观看人习武，考上了武庠，成为李鸿章淮军的一员，跟随左宗棠平定过新疆。
冯玉祥出生这么一个下级军官家，十二岁的时候，领取军队预备俸禄，十七岁开始接受军事训练，成为当兵的，之前只读过一年三个月的村私塾，但一生好学，尤其是喜欢听各种历史评书。
他读书之多是惊人的。美国学者薛立敦曾评价说，“他可能是比其同时代的军阀更易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人。然而，教育上的缺陷让他总是落后一拍。”
这种底层社会的成长，曲折艰难，有多变的环境塑造了他，他又带着儒家文化的家国情怀，以及自己野心勃勃的心志，形成多变的人格特点，甚至互相冲突。
以他的回忆录说：他称呼洪秀全和杨秀清是革命军，是国共双方的意识系统，但又说洪杨的到来，导致先祖一家逃难，如果太平天国运动是革命运动，造福给百姓的事业，老百姓干嘛要逃亡呢？迎接才对啊
….
2、军队是他的命根子
早在北洋时代，每招收新兵，冯玉祥都要亲自查看，只要右手食指有茧子的，他都不要——那是兵油子、混营子。他一生尊崇曾国藩的治军方式：喜欢招质朴、精壮的农民、学生。新兵入伍后，选拔较有文化的组成模范连，加以训练，他亲自抓领导工作。
冯玉祥把自己的军队看作一个大家庭，而他则是“家长”，一手以恩感人，一手以威服人。他经常跑到军营里与士兵同吃同住，与士兵促膝谈心，婚姻、家庭、兴趣、理想、学习、工作，他都关怀备至。当他已是团长时，他还能记住部中约一千四百人的姓名。
如何“以威服人”呢？冯玉祥的方式是打军棍。只要是没认真执行他的指令和命令的，就有被打的可能。不少人在挨了军棍之后不久就升了官。冯的军队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打是情，骂是爱，周喻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军校出身的军官一般受不了这种“考验”。冯曾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一打就漫天飞”。所以，凡陆军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绝对不让他们掌握兵权。
在恩威并施下，部下们对冯玉祥无不感戴悦服，死心塌地跟随，如抗日名将宋哲元，就是冯军五虎上将之一，也被打过。任冯军政治部主任的简又文见证了他的超人魅力：“人人对于他都起了一种神秘的信仰，其人格之摄力和感力竟能达到最下层的兵士，以至全军数十万人能团结一体，群奉冯为头脑及中心。”
1926年，当冯从苏联赶回，已经溃不成军、四分五散的国民军“失败情绪一扫而光，精神又重新振奋起来，上下都充满希望”；只需他一句，千头万绪重新编排。分散在绥远和甘肃的士兵纷纷携枪归队，已依附阎锡山的韩复渠、石友三、张自忠等将领也自动归来。
美国学者薛立敦将冯的风范和拿破仑相比较，说他们都是天生的演员。“他是个天生的演说家，情绪激昂，有声有色、扣人心弦。即使是老于世故的人，听到冯的演讲，也很难不被其毫不夸张、极有说服力而又激励人心的论述所打动。”
冯玉祥非常在意对部下的精神统领。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他开始接受苏联援助。作为回报，他同意在其部队进行国民党的政治教育。但是，苏联顾问们发现，只要一威胁到他对军队的严密控制时，冯的固执令人失望，“冯在军中对政治工作严加限制，只是在需要符合他的政治利益才许可”，“总之，我们的希望犹如肥皂泡灭亡。”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兵力迅速扩大到10万，一度收复、接管察省全境。这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惊恐。在日蒋联合进攻下，冯被迫通电全国，辞去总司令职务。几个月后，抗日同盟军战败。
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选择全力拥护蒋介石，到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然而，蒋始终对他怀有戒心，冯也始终无公事可办，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冯玉提出出国考察。蒋介石给了他“水利特使”的名头，并给他办了退伍手续。
“他为这个事很伤心，他可是个终身的职业军人啊。”余华心，冯史专家，冯家儿子的媳妇，认为，这是冯玉祥后来始终不肯原谅蒋介石、反蒋到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神学上分析，军队是冯玉祥的偶像，所有工具都是满足军队强大的需要。
3、利用基督教改变人
冯玉祥的信仰和治军模式混合了中国的传统伦理和基督教，归根到底是一种实用主义。
少年时期的冯玉祥曾对“洋教”充满了仇恨。14岁入伍时，保定府发生瘟疫，他放枪打过福音堂的门匾。他有时也会跑到福音堂捣乱。有一次，当他听到神父讲经说“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立马和几个同伴抬起教堂的桌子就走。看到神父无言以对，大笑着扬长而去。
很快，冯玉祥就被一连串的亲身经历所震动：当时义和团举事，把保定天主教堂的全体教士逮捕杀害。临刑前，一个叫“莫姑娘”的女传教士突然提出：只杀她一人而释放其他传教士的要求。这种牺牲自我的殉教精神，让他第一次对“洋教”产生了好感。
1905年，冯玉祥因病住进了崇文门医院。他受到了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当他表示感谢时，医生们说：“不要谢我，请你谢谢上帝。”这让他非常感动。
冯玉祥是个情感丰富的人，他更为信徒们严谨的生活态度而心动：基督徒中没有人吸食鸦片；无论贫富子女都上学；都有相当的事业，无游手好闲之人，妇女没有缠足的。“就这简单的几条，使我非常羡慕。当时我想，全中国的人民若人人都能如此，国家必定慢慢的有办法，社会必定慢慢的有起色，因此我对基督教的态度就一天天不同了。”
1915年，冯玉祥在北京亚斯里教堂，由著名的中国牧师刘芳为他行洗礼。
无论是国共双方，都认为冯玉祥是一个爱国军人，冯玉祥对当年热门的义和团运动和满清官兵有自己的看法：
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我国人民对之极端仇视。
第一，是人们幼稚的民族情感，对外人本怀有歧视的观念，这是非常有自我反省能力的人，才能看到的问题——因为他们渴望中国强大起来；
第二，教会本身有许多不检点的地方，籍着外人的势力，趾高气扬，外国教士背后支持，地方官被掣肘，人民敢怒不敢言，一些教徒的气焰嚣张，人们对教会深感厌恶。
耶稣教或基督教，好于天主教，这是冯玉祥的评论，所以他选择了基督教。
义和团兴起之后，攻击中国教徒，统称为二毛子，也无攻击标准，随意指乱，有十字架，有洋油洋灯的，都是，一般穷苦人家敲诈几个钱可以了事，如果富贵人家，则百般刁难，导致对方倾家荡产才罢休。
而满清的地方官长，都是拿钱吃饭主义者，加他们支持义和团，他们就支持；叫他们攻打义和团，他们就攻打。
（《冯玉祥自述》，第13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下同）
4、儒家信徒中的“用教派”
基督教义契合了冯玉祥希望改变社会的救世抱负。他仍然是个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只不过，他发现，在社会实践和个人道德方面，基督徒表现得更为成功。由此，他把基督教视为一种更有效率的道德规范，他曾坦承，中国有“吃教派”、“信教派”，而他就要做一个“用教派”。
1918年在常德占下地盘之后，冯玉祥开始在自己的军队里进行系统的传教。在营房建立教堂，每逢礼拜天，请牧师向全体军官讲道，并提倡查经、祷告、赞美、主日等仪式。冯玉祥还亲自为士兵宣教教义。
在他的鼓动下，大批军官受洗入教。根据传教士的一份报告：到1924年，冯玉祥在京出任陆军检阅使，手下3万余人中信教过半，其中军官受洗者十之八九。当年2月，冯部有千余名官兵受洗，8月，又有5000人在南苑受洗。
他选择一些合乎自己需要的基督教义内容，编写了士兵教育读本《军人精神书》，分为《道德精神》、《爱国精神》和《军纪精神》，即“三精神书”。把中国的圣贤传、传统的道德观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并大量引用曾、颜、子路、墨子的故事。
余华心的父亲余心清就是在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时成为随军牧师。他毕业于南京金陵神学院（不信派，文化基督教大本营），很快就得到冯的赏识，担任随军总牧师，并出任冯部育德中学校长、开封训政学院院长。他后来进入军政界，成为著名的“红色牧师”。
这种基督教是一种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教，没有神迹启示的，理性主义的基督教。
在开封南门外小校场上，站在第一排的第11师学兵尹心田第一次聆听这位余心清牧师的布道。
他很少像其他牧师那样讲圣经、讲天国，而是大讲世界革命潮流，大讲中国人民的苦难，大讲革命军人肩负的救国救民重任。深入浅出、侃侃而谈，有事实、有理论，语言生动活泼。
基督教成为凝聚冯军的思想纽带。相比其他的军阀部队，冯军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纪律严明、素质优良。每到一处，人们都向他们投以诧异的目光。冯玉祥的部队由此赢得“基督雄狮”的美誉，被称为“模范旅”。
5、私下不喜欢祷告的人
一位冯的贴身随从说，冯玉祥皈依基督教十载，仍“不很理解深奥的基督教教义”。这也从他家人那里得到了证实——他每天读经，学习，但“不做祷告的，我从来没听家人说他做祷告”。
在冯玉祥一生中，他对曾国藩是极为崇拜的。他曾把《曾胡治兵语录》定为治军的金科玉律，并定为部属的必修读物。他尤其折服于曾国藩以转移社会风气自命的观点。曾国藩在《原才》中论述，认为只要由少数有地位的人以身作则为“天下倡”，就可以使社会风气得到转移。曾有人向他求字，冯玉祥以手书《原才》一文赠之。
基督教信仰不过是他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他立志做一个“清官”和“好官”，一有机会就在所辖区域实行“德政”，办学办厂，所到之处立即着手净化社会空气，剪除吸毒、赌博和卖淫等社会恶习。
1928年北伐成功后，冯玉祥抵达南京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竟然引起南京官场一片恐慌，赶忙关闭了一些妓院和赌场，并对某些自由散漫的政府工作人员规定上班时间。在南京时期，这位大员身穿普通士兵的制服，头戴破草帽，脚登粗布鞋，出入乘坐大货车，言谈举止极为引人注目。
有人讽刺他“矫揉造作，不近人情”，“立异为高，沽名钓誉”。但和冯玉祥在一起很久的人则会为他辩护——“你说他假，他几十年如一日，假到底了也就是真。”
6、个人生活的基督教烙印
冯在北洋时期的文治武功都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还深深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
1923年，冯玉祥的发妻刘氏病故。这位威武的上将军一下子成了京城头号的“钻石王老五”，连总统曹锟都想把自己的千金嫁给他。据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冯玉祥当时给姑娘们出了一道考题：“为什么嫁我？”当教友宋发祥给他送来一份答案——“上帝派我来监督你，怕你做坏事。”冯玉祥一看大喜过望，说“这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婆婆亲口告诉我，他们是唐悦良夫妇撮合的。”余华心笑着否认：“他们当时约冯先生去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一眼看中了正在演讲的她。结婚时，她还问过我公公说：你怎么看上我的？我公公说，我看上你的天真烂漫。”
李德全是一个不同于前妻刘氏的新式女性。她毕业于北京汇文女子大学，才干卓著，担任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现代主义基督教，王明道称呼为不信派）学生部干事。
婚后，除教子持家，她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军中妇女教育及伤兵慰劳等事上，她很受官兵们的爱戴。在冯玉祥的政治生涯中，她成为他有力的臂膀，并在冯联孙和联蒋之中都发挥过作用。1949年后，她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并出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7、基督教圈子的关系处理
1923年，曹锟操纵总统大选，以每张选票五千大洋的价格收买参众两院议员。作为曹派人物，冯玉祥没有直接参与贿选操作，但是以“索饷”、辞职等等举动，逼得黎元洪出走、张绍曾内阁总辞职。
这为冯玉祥招致社会各界广泛的责难。全国各地均通电否认曹为“候选总统”。安徽旅宁学生团体致电冯玉祥说，“惟年来闻公政绩，未尝不引为军阀中之优秀者，满冀公始终自爱……不意此次曹欲攫取领袖逼走元首，都门鼎沸，举国震动，中外报纸，皆指公为曹氏之功臣，新华门逼宫一剧，在全国已尽知，不愧为曹氏一走狗……军人之模范，更如是乎？呜呼，公其休矣。”一些地方的基督徒指责他的所为违背了宪法，并告诫他要安分守己。
舆论强烈地刺激着冯玉祥。他一向视声誉为性命。如今，他必须要在世人面前与曹锟划清界限，挽回自己的社会形象。
张敬尧（1881年—1933年，字勋臣，安徽省霍邱县人），是他老乡，是占领湖南的军阀。
张督湘两年多，让湖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毛泽东领导过驱赶张敬尧的运动，此处不表。
张敬尧，放纵部下烧杀抢掠，岳州，有一部分百姓，就吓得跑到教会里。张军就冲进教会搜查，传教士出面拦阻，乱兵就枪杀了教士，这事惊动了美国，美国派军舰沿着长江，直扑而来，沿途有水边的民船都给水浪给掀翻了。
张敬尧，这下吓坏了，希望找到冯玉祥的教会关系，疏通疏通美国人。冯玉祥一方面佩服美国军队保护自己国民的精神，悲愤自己国家的军队反而欺负百姓，就不想替张敬尧疏通关系，“这没有话可说，你打死了人，只好你娃张的拿命去抵！”（96页）
孙中山为了革命事业，派人联络冯玉祥，特别派了两位基督徒徐季龙和钮惕生带着中山先生的信，到汉口看望冯玉祥，说了很多勉励和鼓舞的话，希望能够一起从事革命工作，使冯玉祥很兴奋（98页）
冯玉祥主张兴办教育，有一位安徽老乡，可能是合肥或桐城的，他记不清，这位老乡说自己是基督徒，在开封办了一所学校，以同乡和教友的双重资格，邀请冯玉祥做他学校的董事长，要去种种补助，冯玉祥告诉他：
对于办学校的事情，我极乐意支持，是不是同乡或教友，那倒没有关系，但须等我调查一下，才给你答复。
有人告发到冯玉祥这里，他学校的教员不是舅父，就是表弟，学校办得一团糟，不过是骗取学生的学费维持亲属的饭碗而已。冯玉祥派人去调查，把告发的各项劣迹一一查证属实之后，告知教育厅勒令学校停办，学生所交的费用也着他清算发还。（113页）
1936年，南京基督教会在莫愁路举行新堂破土仪式，冯玉祥应邀参加了布道活动，还给教堂的奠基石题了词——“因为那立好了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冯玉祥的墨宝至今依然存留，常常吸引游人驻足欣赏！
8、感到基督教的不中用
冯玉祥倡导“以教治军”，用基督教的教导来管理官兵。提倡节俭，反对奢华，要求官兵洁身自好。
冯玉祥与士兵一样，穿灰布军装，睡稻草地铺，每餐仅一菜一汤，数十年如一日。在冯军中严禁吃喝嫖赌，严禁穿着绸缎，甚至严禁吸食香烟，冯玉祥自己也从来不用烟酒待人。
在冯玉祥的这种努力下，部下不少官兵归信了基督。单1924年一次聚会中，就有官兵5000人接受了洗礼。
现实的难处是：从北洋时代到南京政府，冯军始终为缺饷少械困扰。1921年，冯在日记中写道，“自移驻信阳以来，饷项奇缺，其兵仅用盐水下饭。到处呼吁，从无怜而助之者，可怜可叹。昨夜梦中为筹饷事，不觉涕哭，醒来泪痕沾枕。”当时，一直拿不到政府的拨饷，他一不做二不休，截留了归北洋政府的10万元铁路收入款，以解燃眉。
冯玉祥以身作则的清教徒生活准则，压制不住手下军官对物质生活的向往，他们渴望拥有自己的地盘、过更好的生活，娶漂亮的姨太太。
郑州国民大队长王长春因为贪污被枪毙，陕西兵工厂督办沈家新(音)强娶女学生，也被冯枪毙。
但这个基督徒军队，不是实质。封建家长式的管束、享乐生活的受制、地盘欲望的被阻，使得高级军官们对冯玉祥渐生离心。
蒋介石看透了这一点，把收买冯的高级将领作为一项重要措施。中原大战中，他的高级将领大多被蒋的洋钱、高官所拉拢和收买，如韩复渠的叛变，让冯玉祥差点自杀。
为了使官兵对基督教信仰有更多了解，冯玉祥经常邀请教会的牧师到军中传讲福音，教导官兵以基督教信仰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为愿意归主的官兵施洗。同时，冯玉祥也为军中聘请了随军牧师，以更好地传扬福音并牧养军中的信徒。
其中最有名的牧师之一是陈崇桂，1884年出生于湖北武昌，祖籍孝感。他自幼加入基督教，16岁在武昌瑞典行道会受洗。20岁毕业于英国循道会的武昌博文学院，1921年去美国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留学，回国后在行道会荆州神学院任教。
1925年，陈崇桂离开了他服务16年之久（1909－1925）的荆州神学院，应“基督将军”冯玉祥之聘请，北去张家口，到冯玉祥军中担任随军牧师，从事宣教工作，这在当时中国极为罕见。
陈崇桂负责安排主日崇拜，向士兵传福音，讲解基督教教义，并且还在军中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带领官兵过好宗教生活，把基督的博爱、牺牲、团结、服务精神贯彻在军队生活中，许多官兵受洗归主，使得冯玉祥所部获得”模范军队”的美誉。
不幸的是，1925年底，直、奉两系军阀向冯玉祥军队开战。1927年，冯兵败后被迫赴苏游历，陈崇桂也只好离开冯系部队，远避内蒙古绥远的一个小镇达三个多月之久。（百度词条：陈崇桂）
这么折腾，还不能得胜呢？
9、中原大战失败后
1930年年底，山西汾阳县30里外的峪道河村来了一大群穿着灰布军装、打着裹腿的人，他们风尘仆仆，面色凝重。这是冯玉祥带着他的卫队和开封军官学校员生官兵千余人。不久，李德全也带着子女赶来团聚。
在基督教堂和房舍间，冯玉祥每天植树、种地、读书、写字、画画、练拳，消磨着心中的苦闷。表面上看，他已经远离了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则，他一边读书，一边反思自己的失败。同时，派出使者与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方反蒋势力进行联络。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移居泰山脚下，过了一段山居读书生活，同时请人给自己讲学。
1932年5月，李达受上海地下党之托，给冯玉祥讲授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宣传革命主张。冯玉祥深受其思想的影响，高度赞扬李达“是为真理而奋斗的战士”，并亲笔手书“若不相信辩证唯物论则我民族不能复兴”十六个大字，刻碑立于泰山普照寺上端密林深处。（中国文明网）
“我想，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余华心，这位冯家媳妇，冯史研究专家认为。
《冯玉祥自述》中详细地记录了他对苏俄建设的羡慕，希望中国社会走俄罗斯的路，从苏联回来后，他决心不再让人在军中布道了。
在国民军的日常思想灌输和他的讲话中，孙中山开始取代上帝的位置。从某些方面看，在激发官兵热忱上，三民主义和孙中山的遗嘱显然比基督教义有效得多。
自此，驻华外国记者不再称他为“基督将军”，而冠之为“赤色将军”。
10、承认自己不是真基督徒
抗战爆发后，冯玉祥病得很厉害，蒋中正去看望他，那时候，武昌被轰炸了，冯玉祥在武汉东湖疗养院住院。
院长是一个美国人，叫米大夫，轰炸中，米大夫自己开着车，在炸坏的破房子里挖出来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然后用车载回医院。
蒋介石和冯玉祥都看到了这一幕，冯玉祥对蒋说：“你看外国人多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啊，人家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看看我们中国人，你再看看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假基督徒啊，这样我们何以对总理？何以对国民？”
蒋先生说：咱们要做真基督徒，咱们携起手来做真基督徒，救我们的国家，救我们的同胞，救世界人类。（252页）可见，那时的蒋介石属灵水平，不会比冯玉祥高到哪里。
11、总结和尾声
冯玉祥在常德、河南任上卓越的改革政绩，尤其是他的军队所实践的“真爱民、不扰民”，赢得了华北民众普遍的好感。当年，英文《每周评论》杂志评选“12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冯玉祥名列第二，仅次于孙中山。美国时代周刊，也曾把冯玉祥作为封面人物。
晚年的冯玉祥提前预备好了遗嘱，基本内容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寄希望给“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
他坚信：“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正如一般中国人所认为的：人死之后，一了百了。
资料来源：
1、民国军阀冯玉祥:多次背叛上司影响中国时局走向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1-19/103321499238.shtml
2、冯玉祥：《冯玉祥自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
3、百度词条：冯玉祥、陈崇桂
更多交流，欢迎加作者微信：
如果觉得文字有帮助，欢迎支持作者的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