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雄 | 巴特早期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初探

巴特早期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初探*

1972年马库尔德（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 1928-2002）出版了他的著作《神学与社会主义：以卡尔·巴特为例》（Theologie und Sozialismus: Das Beispiel Karl Barths）。他直言：“早在当今的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对话之前，巴特在他的神学中已发展出了社会主义内容（sozialistischen Gehalt）。”[1] 由此，德语神学界掀起了一场持久不休的激烈争论，并因此而分裂为左翼和右翼巴特神学阵营。其实，早在1971年，马库尔德为了获得柏林的教会学院（Kirchliche Hochschule）职位，以此书稿而提交的教授资格论文被该学院拒绝。为了抗议，该学院的科罗威茨（Helmut Gollwitzer , 1908–1993）教授悍然辞职。最终，马库尔德于1972年获得了柏林自由大学的系统神学教授职位。“他却再次成为了使西柏林反共报刊（anti-communistic press）特别愤怒的一个案例。而在别处，在西德和东德的神学院学生中，以及荷兰、罗马、巴黎、日内瓦、巴塞尔、伯尔尼以及美国的神学院中，那些马库尔德进行讲座和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地方，“他的社会主义书籍（‘socialism’ book）使他名声鹤起，直至今日。”[2] 显然，在冷战的时代，马库尔德的“巴特社会主义论”曾敏感地引起政治意识形态争执。然而，能被西方神学界广被关注也说明他学术影响力。科罗威茨（巴特1930年代弟子）和马库尔德（巴特1950年代弟子）的共同出场彰显了巴特神学中社会主义思想的可靠性。中国学界特别是神学和宗教学领域对此问题关注较少。拙文《论马克思主义对卡尔·巴特神学政治的影响及其反思》曾提出，“马克思主义推动了巴特神学政治的形成和发展”[3]。笔者认为，应根据巴特思想特定的发展阶段来探究其社会主义思想。如果把巴特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1921年前），中期（1922年至1935年）和晚期（1936年至1968年），大致可以与巴特的危机神学、辩证神学和教会教义神学的三个神学发展阶段对应。[4]在其中有两个关键年份对巴特的人生都有决定性作用：1921年——结束在萨芬维尔（Safenwil）的牧师职业，去哥廷根（Göttingen）任神学教授，由乡镇神职的实务工作转入大学教职的学术工作；1935年——被纳粹下令驱逐出德国，回到瑞士接受巴塞尔（Basel）大学教职直到退休，由动荡中的神学抗争过渡到潜心创建教会教义神学。其人生历史性阶段不同，其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是有所不同。在本文中，笔者将聚焦其早期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来观察巴特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马库尔德(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 1928-2002

巴特1904年在伯尔尼大学开始学习神学时就参与了“学生政治”[5]。“1906年他成为了左分乔（Zofingia）兄弟会的成员，开始撰文关注社会问题，因而在很早的时期，他就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的观念。……在马尔堡期间，他就听过莱昂哈德·拉加兹（Leonhart Ragaz）关于上帝与人在社会主义中相遇的讲座。拉加兹的宗教社会主义是巴特早年智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6]左分乔创立于1819年，是瑞士第二古老的兄弟会。巴特1908年至1909年在马尔堡学习，也就是说在他23岁离开马尔堡时还是一个愤青学生，受投身劳动联盟运动且倡导宗教社会主义的神学家影响，但他对所接触到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和对象等内容尚不明确。

1911年至1921年巴特作为一名牧师在萨芬维尔开始工作，这对他来说是真正的生活历练。作为乡镇牧师，他要处理许多实际问题，如工人的待遇、与资本家的矛盾、工会组织活动等等。四年之后，“他成为（瑞士）社会民主党党员。”[7]在当时，牧师成为某一政党党员并不容易，但这是巴特面对现实的明智策略：“他回忆起自己转向宗教社会主义是开始于萨芬维尔，因为他教区的社会状况。”[8]他的会众大多数是工人，面临生存困境以及与老板的矛盾等现实问题。“当人们的生存受到严重问题影响时，去教导他们信教是糟糕的。……巴特实际上是站在工人一边，以‘红色牧师’而出名。”[9]巴特与工人站在一起是深受瑞士和德国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创始人克里斯托夫·弗利德里希·布鲁姆哈特（Christoph Friedrich Blumhardt）及其父亲的影响，老布鲁姆哈特是社会民主党的强力支持者，儿子却以牧师身份成为社会民主党议员，并最终因为这个身份失去了做神职人员的资格。[10]“巴特知晓并敬重布鲁姆哈特父子及其工作，因而受到了左翼政治的影响。但若将福音绑进任何政治观点中，巴特的神学本能使他从来不感到快乐。”[11]也就是说，巴特出于自己牧师工作的需要以及面对和解决工人实际问题的现实处境而去参与和关注政治，但这种单纯参与政治是有悖教义的，因此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为他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让他讲两者有机又辩证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巴特自己独特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实践立场：他一方面赞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处理现实问题的做法；另一方面不愿意将神学信念屈从于政治立场。

因此，无论西方右翼特别是巴特神学右翼如何有意掩盖或忽视这种影响，早年的巴特受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一历史事实建立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之上。第一，巴特早年的欧洲历史背景。20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推动欧洲工人运动的风暴，作为激进青年的巴特很自然地接触到这场历史变革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成为创建亲工人反资本家的欧洲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从1890年以后，瑞士的工人运动就成为了反资本家、无产阶级对抗自由主义影响的运动。”[12]第二，瑞士当时尖锐突出的社会矛盾。当时的瑞士，劳资纠纷、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工人罢工等问题层出不穷。“从1906年到1909年，在瑞士就发生了950场罢工，有108080人参与其中。”[13]瑞士是面积小且人口少的国家，作为牧师的巴特在劳工人群中传道解惑，无法脱离这些每日都需要面对的矛盾和困扰。第三，当时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激进化。巴特受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布鲁姆哈特的影响而加入了瑞士社会民主党，不由自主地要受该党的影响。该党在1888年成立时就自称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此时为了组织大规模罢工，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自1904年的阿让维尔（Aarauer）代表大会，瑞士社会民主党开始进一步左倾。由于奥特·朗（Otto Lang）领导，党在阶级矛盾辩论上变得激进，并进行马克思主义教导（Marxist indoctrination）。”[14]第四，列宁的革命影响。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反战成为了瑞士社会民主党激进化的另一进程。“此一激进化以1915年的晋莫瓦尔德（Zimmerwald）代表大会为标志。这是一个以倡导反战政治和激进列宁社会主义的新型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列宁是晋莫瓦尔德左派的领导。他在瑞士左派中广受欢迎也具争议……社会民主党员受到列宁和其他人物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影响。”[15]作为牧师和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巴特，正是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矛盾中，受党派和革命家的影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在建构自己的危机神学。

巴特早期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关联还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早在1911年，巴特就盛赞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结尾处著名的口号，‘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工人要学会集体地、团结地、共同地和社会地思考，如同他们实际上长期以来是社会地工作一样。……团结是社会主义的律法和福音。”[16]这是他初到萨芬维尔的激情感言，充满了希望和自信。不久他遇到了诸多现实问题，特别是工会运动与社会主义的问题，如他在回忆中所言，为了寻求答案，“在那时，我不得不读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赫克纳（Heinrich Herkner）的书，读瑞士商业联合报和纺织工人报。”[17]桑巴特和赫克纳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前者还是宗教社会学家，他们都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桑巴特：“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韦尔纳·桑巴特对马克思主义体系所做的概括是最优秀的。这是德国大学的教授第一次从整体上成功地见识到了马克思在写作中真正要说的东西……。”[18]可见，巴特借助于桑巴特而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货币和劳动等政治经济学专业知识，为他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提供了科学依据。1915年的《社会民主党的内在未来》演讲显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理解：“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纯粹经济过程所具有的意义，准确地来说是活动的人与处境关系上的自立。”[19]他坚信现代基督教与社会主义有一致目标，认为这是时代赋予现代基督教的使命。他在1917年的《基督教的未来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宣称：“一旦我们真诚地看到并公认社会主义力量，要回答基督之未来的问题就变得如此简单。”[20]但是，巴特并不是从社会民主党员的角度来看问题，而是以基督徒和神学工作者的视角指出，唯有基督徒善待社会主义者，承认社会主义的作用，现代基督教才有真正意义的未来。巴特注重人改变世界、创造理想社会的活动能力。然而，直面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巴特并不赞成使用武力和动用军事来反战，这使他与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激进派之间有了分歧。

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

承前所论，巴特的历史背景及早年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催生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那么他早期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通过阅读巴特早期神学中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以及研究者们对他早期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评论，笔者认为巴特早期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总结“实践中的福音社会主义”。福音是实践的终极目标，社会主义则是追求福音的有效途径，实践是实现福音社会主义的切实行动，由此，福音社会主义的根基在于人的切实行动。而这样的观点来自于巴特早年的职业牧师生活经历。那时的巴特确实以自己的切实行动，解决了许多现实问题。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后矛盾加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让人无法回避，这些都促使他深入反思基督教和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的诸多主张来源于早期基督教思想，与他所笃信的宗教信仰核心不矛盾，因此他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思想，但时刻不忘将神学作为他的最终追求，由此建构出他早期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实践中的福音社会主义。

在1911年的《耶稣基督和社会正义运动》的演讲中，他借用《马太福音》中关于法利赛人行为的典故，即他们只有献祭和交十一税的行动，却没有践行公正、怜悯和诚信的行动，批评当时社会中基督徒没有行动的行为：“在上帝面前，没有比帮助别人更伟大的……‘人子的来临并不是来受服侍的，而是来服侍人的，并以他的性命为大多数人作赎金（马可福音10.45）’。”[21]此处，他把《马可福音》中对人子耶稣的使命引用到他的演讲中，阐释了福音社会主义的实践观：“天国是为穷人而来。……耶稣否认私有制的观念。……私有制，它恰恰是维护不公正的玛门（mammon，贪欲，钱财）。”[22]所以，福音社会主义的服务对象是包括广大劳工阶层在内的穷人，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切中了资本主义的邪恶核心。那么，用什么来切除这邪恶的核心？用社会主义这个更高级和更先进的社会形态来取缔资本主义。在1915年11月7日的演讲中，巴特强调：“社会主义尽管不完善，人们可以平静而坦诚地讨论它，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显现真相的最满意的预兆，即天国不是静静站候的，上帝是在工作中的（dass Gott an der Arbeit ist），因此我就不能漠然对它。”[23]也就是说，巴特的福音社会主义实践观认为，基督徒可以用社会主义来改变世界，但改变世界不能被动等待而要实际行动，因为上帝是在工作中，人类更应该参与改变世界的行动。

基督教的福音已经有了近两千年的历史，是否与现代的社会主义冲突？巴特认为：福音书中的耶稣四处救济劳苦和被边缘化的穷人，他传扬天国的信息，最后为人类牺牲了自己生命，如《路加福音》4:18所记载的，“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因此，耶稣和福音不但不与社会主义相冲突，相反，“耶稣比社会主义者更社会主义。”[24]那么巴特是如何切实地学习和理解社会主义的呢？在1914年1月4日的《福音与社会主义》演讲中，他坦言到，“通过桑巴特，我知晓了社会主义，被吸引到更精准的思考和学习它的活动中。从那时开始，觉得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是福音生效（the application of the gospel）的一个重要部分。当然，我也相信，没有福音也就实现不了社会主义的要求。”[25]“那时”指巴特来到萨芬维尔做牧师，面对工人和社区的诸多现实困境，他不得不学习社会主义思想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但时刻不忘牧师使命，追求天国福音。在当时迫切的生存环境中，他较为激进地将社会主义与基督教贯通起来，强调两者的互助互惠性。1915年2月14日题为《战争、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演讲，是他作为社会民主党新党员的第一场演讲，通过分析战争的残酷，揭露资本主义的邪恶，他倡导激进的基督教和激进的社会主义并高呼：“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成为社会主义者，如果他诚心要改革基督教。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成为基督徒，如果他诚心要改革社会主义。”[26]作为基督徒，巴特强调基督徒要首先垂范，诚心自觉地成为社会主义者，然后再诚心要求社会主义者成为基督徒。只有诚心才能换来互助互惠，才能生存下去，因为两者的共同敌人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狭隘意识形态主义所导致的两者之间的敌对。

总之，早年巴特因其乡镇牧师职业而不得不参入工运和工会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动乱的考验中，他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基督教福音的显示、实施和应用，是通向福音的有效途径。而福音又是社会主义进步、提升和完善的有效途径，福音也因此可以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马库德尔曾阐释到，“巴特神学的真正起源是他在萨芬维尔的神学生活方式……巴特神学从社会行动中产生。巴特常常深思的是理论——实践的关系。”[27]巴特立足于实际生活进行神学反思，把福音视为理论，把社会主义视为实践，两者紧密相连。由此，亨辛格（Hunsinger）根据马库德尔的观点评价道，“巴特纵其一生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始终保持着对政治的批判立场。然则他又坚信，忽视了对社会主义的倾向，也就不能领会福音。”[28]这无疑是将理论——实践的辩证逻辑演绎到神学与政治的关系之中，领悟到福音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上，也如科罗威茨强调要“认识到社会主义与福音有亲缘关系。”[29]尽管如此，两者的界限还是要划分清楚。“社会主义自身并不是天国，却是天国的显示或路标。”[30]显示可理解为是外在性的，而路标则可理解为是指向性的，终极目标尚在远方。若就巴特早期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来说，现实生活是个人思想的基础。以《罗马书》的思想为例，他如此解释：“为了理解《罗马书》，建议大家赶紧去读各种纯世俗的文献，尤其是报纸。因为，思想如果是真实的思想，就是生活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上帝的思想。”[31]巴特早期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上升到理论与实践的哲学层面，则他早期的现实处境和神职工作肇始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而这样的思想又引导他有利地解决了实际生活中的诸多问题。

巴特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无法忽视的事实，而且他不同神学阶段的社会主义思想也不尽相同。因此，研究早期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助于理解其中后期社会主义思想。早期他的关注点是在实践中寻找福音与社会主义的融合点，但因中期和晚期都出现了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列宁革命等社会现实，他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也因此发生改变。比如，在《巴门宣言》中巴特“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不匹配的（incompatible）”。[32]这是因为他已经目睹了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所造成的灾难。早期他是乡镇牧师，要解决会众（主要是工人和穷人）的生存危机，要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乱危机，要思考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因此他思考危机神学并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危机的有效途径，但同时他坚持，基督徒要以实际行动来响应上帝的革命，福音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当纳粹登台、日耳曼基督徒选举获胜、独裁者要僭越神权时，他将危机神学上升到彻底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辩证神学：

就巴特本人的思想而言，辩证神学是其神学思想发展上的第二大阶段，代表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其危机神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巴特强调，人要获得对自我的真正肯定，必须首先彻底否定自己，遵循一种超然和彼岸的维度。[33]

超然应对和彼岸诉求，使得他不从下面的、人的认识出发，而是“从上面出发，从三位一体、从上帝给与的启示出发，然后进到人” 。[34]在神学如何进入人的问题上，这是后期巴特系统思考的问题，最终化为《教会教义学》的系列成果。他深信，解决人类危机，领悟人与上帝的辩证关系，把教会建设为连接人与上帝的团体，都要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一人，既是人忠实伙伴的真正上帝，也是上帝忠实伙伴的真正的人，作为上主下降到人的团体中，作为仆人上升到神的团体中……因此，在人与上帝的联合中，耶稣基督是中介者与和解者。”[35]在巴特看来，复活的耶稣所确立的教会既是与人合一的团体，又是与神合一的团体，必须先有这样的群体，才有社会主义政治。科罗威茨在评价《教会教义学》第1卷第2册中的“教义与伦理的统一”时就指出：“天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36]我们也许可以简单将巴特早、中、晚三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重点简单概括为：早期以践行福音期盼为重点，中期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为重点，晚期以皈依天国理想为重点。

综上所述，巴特早期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还可以从他接受的如下影响看出来。第一，他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是他作为牧师在处理工人和工运问题、应对现实困境时可以借鉴的政治理念和生存策略；第二，他受到了列宁革命思想的鼓舞，但他并不赞成布尔什维克式的血腥暴力革命，因为他认可的是基督教中的非暴力社会变革思想。第三，他受到了布鲁姆哈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影响。“巴特受他那时代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激励，这些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基督徒的工作，不仅带来针对个人拯救的社会正义，而且帮助基督对世界的最终转变。”[37]。第四，他受到了莱昂哈德·拉加兹和赫尔曼·库特（Hermann Kutter）的宗教社会主义影响。拉加兹加入了社会民主党，而库特由于不承认社会主义中的福音而没有加入。“巴特感觉自己更与库特的激进平静主义（tranquility）一致，但又不脱离拉加兹式的积极处理社会问题而去操控……不同于现存的社会规矩，巴特的社会主义具有社会性超越和批判性乌托邦的特征。”[38]

尽管巴特早期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受多重因素影响，他自己最坚定的信仰是福音和即将到来的天国，他关注的是以最切实的行动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或宗教社会主义，都被他运用来服务于其信仰和行动。这是神学家巴特之所以独特之处。他的神学不是高高在上，不在乎人间疾苦的。他一生关注政治，在临近神学生涯结束前曾说过，“不要忘记说，我一直对政治有兴趣，……认为政治是一位神学家生命的一部分。”[39]但是，尽管巴特神学中虽然蕴含了丰富的政治色彩和理念，却没有将神学政治化，也没有陷入意识形态冲突中。

冷战之后，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文化在思想上从来都是冲突的，即所谓的“意识形态冲突”问题。其实，正如恩格斯所言，

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世界作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间作斗争，这既是原始基督教教徒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恩格斯希望突出的问题是：基督徒和社会主义者要面对什么样的现实困境以及如何来摆脱困境。此问题落实到巴特早年神学的历史处境中，则要求基督徒在改变世界的活动中成为社会主义者，以此迎接天国的到来。因为他们真正明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敌人，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资本主义。这是巴特早期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中之光辉，这光辉伴随着他，直至晚年他还敢于与支持共产主义的新教神学家赫罗马德卡（Hromádka）为友、参加梵二会议、与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赫罗马德卡曾提议出“同舟”（All in the same boat）[41]理论来说明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之间真诚对话的必要性，这也昭示着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互补互助”[42]关系。而巴特早期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也运用了“互补互助”关系。从基督教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正好补全了它期待拯救却在物质性改变世界上的不足；从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说，基督教的福音善心，正好补全了它强调对人的改变却在心灵超越上的不足。在此一关键点上，作为基督徒和神学家的巴特，与作为非基督徒和政治家的恩格斯，都敏锐地发现了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的不同及其实践意义。“社会主义与之不同，它为这世界提供了一个问题的解决之道。”[43]确实，倘若巴特早年没有做过乡镇牧师且必须解决现实困境问题，倘若他不认同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融洽，倘若他不敢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社会主义思想之花就不会生长在他神学园地之中。

西文文献[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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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文献[Works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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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志雄：《论马克思主义对卡尔·巴特神学政治的影响及其反思》，载《世界宗教》2016年第6期，第1-9页。［LI Zhixiong (Robert C. LI). “On the Marxist Influence to Karl Barth’s Theological Politics and the Related Self-Examination.”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 No. 6 (201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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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雄 | 论马克思主义对卡尔·巴特神学政治的影响

李晋 马丽 | 上帝之道的合理性和确保——归正宗认识论对巴特圣经解释学的补充

洪亮｜论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第二版）》（1922）的 “神学百科全书性”

瞿旭彤｜“尼采以后”：我们今天如何做汉语神学？

陳家富｜從辯證到類比？—— 一個對卡爾巴特神學知識論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