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杰 | 在赵紫宸之前 ——也谈巴特神学在中国的最早介绍

在赵紫宸之前

也谈巴特神学在中国的最早介绍

说到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在中国的介绍，一直以来首先要提到的名字就是赵紫宸（英文名Tzu Chen Chao，简称T. C. Chao，1888-1979）。[1] 他撰写的小册子《巴德的宗教思想》，被认为是国内最早对巴特神学与思想进行介绍的著作。该书写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出版于一九三九年六月。时值战争时期，它所隶属的丛书恰是“非常时丛书”。赵紫宸指出，“无论我们赞成抗议”，巴特“在现代基督教的思想界上，已经占了极重要的地位。神学家的游戏场上被他下了一个炸弹。反对他的，奋然的反对；赞成他的，热烈的赞成”（文集II，30）。[2] 他进而殷切地希望，对于中国的基督教的发展，巴特神学可以“有春雷一震的作用”（同前，31）。这意味着在赵紫宸看来，中国的基督教神学也应该进入一个“非常之时”。巴特神学的内容及其已产生的影响，中国基督教界已无法回避，必须认真面对。巴特富于激情地作了驳斥又或者予以拥护的种种思想，到了一个需要重新予以审视的时候。

甚至赵紫宸本人也觉得自己是国内最早的巴特介绍者。他在《巴德的宗教思想》里自信地说，对于巴特“本文的介绍，恐怕还是破天荒的”（文集II，31）。他恐怕并没有想到，国内基督教思想界此前已对巴特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齐鲁神学院彭彼得教授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出版的《金陵神学志》，发表文章《巴特神学思想之评论》。文章自“反人类之自足”、“宗教知识之相对性或说辩证法的宗教认识论”、及“现世界与永久真体之绝对的无尽的区别”等三方面，对“巴特和他的朋友步伦诺、涂尼森、郭佳屯所提倡的神学思想”进行介绍。[3] 该期《金陵神学志》在“编者的话”里告诉说，文章系彭彼得教授“本期为本志写”的。然而，真切言之，这篇文章不过只是旧文新刊。其之与彭彼得一九三三年于（齐鲁神学院）《鲁铎》所发表《对于巴特运动之认识》相比，主体内容相同，差别仅在于开头结尾部分作了删减。也就是说，彭彼得对巴特的介绍，早在一九三三年即已见诸文字。

彭彼得在一九三三年“初”版本《对于巴特运动之认识》结尾那段话里，对巴特神学给出一个总体的评价。一方面，他认识到了巴特神学的优点——“著者对于此派之主张，意见如下：一、巴特运动是经验之产物如一切信条之发生，同出一辙。二、由于深的宗教觉悟，反对现代极端的物质文明和唯理主义。证明精神生活之重要。三、宗教基础不是制度条文，是活泼的信仰。四、人非接受上帝则无自救之能力。五、指明现世究非人类最后之家乡”；然而另一方面，他相当严厉地批评了巴特神学——“至于缺点：一、偏重神之绝对性而忽视人为之价值。二、偏重形而上的永久世界则忽视人目前实在之生活。人生问题，无论如何艰难是必需解决的。三、其循环式的辩证法自相矛盾，不但不与人以光明道路反倒令人迷惑，但人确有寻获真理之可能。四、过度的悲观，失去人建设之志气与救主‘神意在地成全’‘神国临地’之旨相违。五、总之，其神学思想或因在欧战日期酝酿成的是变态的，畸形的，不能与人以健全之宇宙观及人生观。所言是否，望读者加以指教为幸”。[4]

所有这些评价，在一九三九年的版本里均被略去。实际上，当一九三三年的“初”版本被彭彼得教授作为“附录”收入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的《基督教义诠释》新版时，又或者被彭彼得教授一九三六年九月出版的《基督教思想史》收作第十九章“巴特运动”的时候，这些颇露锋芒的话语就已经被删。[5]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这两种著作对巴特所作的介绍，学界之前已有察觉。[6]《基督教义诠释》在把文章收作附录时，甚至还清楚地说明是“由鲁铎转载”（《基督教义诠释》初版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书名原是《基督教义略解》，“附录”系一九三六年新版所增）。只是大家似乎不曾进一步予以追究，也未把这同巴特在中国最早介绍的话题关联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很可能是由于把彭彼得当成“外国人”，来自“美国”。彭彼得生平事迹难以稽考，然而，凭着他在各种著译当中留下的蛛丝马迹，基本可断定他是华人，且在国外取得神学学士学位（所谓S. T. B.，即Bachelor of Sacred Theology）。[7]

彭彼得中文甚好，独立推出许多著译。（大约）自一九三二年起在齐鲁神学院任教以后，还校译了他的同事们的英文著作，如夔德义（Lyman V. Cady）《宗教心理学》、林仰山（Frederick Seguier Drake）三卷本《教会史》等。广学会推出“齐鲁神学丛书”十数种，竟然大多都是他的著译。作为齐鲁神学院的“教授”，他的工作可谓极其勤勉。所以，即便彭彼得是美籍华裔，也宜视之为汉语基督教研究界一员，其对巴特及巴特派所作介绍应归入国内的巴特接受史。金陵神学院的师当理（Stanley C. Smith）在一九四〇年介绍巴特思想的文章里曾说，“不多时，巴特主义就传中国。它并未受中国基督教有学识的领袖之爱戴，无疑的，一部分是因为中国人的思想早已受人本主义的影响，而巴特主义极其反对人本主义对神学的解释”。[8] 这固然是笼统地谈国内基督教的“知识领袖”，却也适用于出版过厚厚一部《基督教义诠释》、在教义学方面颇多劳作与付出的彭彼得教授。

赵紫宸，1888-1979

在赵紫宸出版《巴德的宗教思想》以前，国内还已经出现了巴特著作的翻译，只是学界此前并未留意到这一点。在刘廷芳（英文名Timothy Tingfang Lew，简称T. T.  Lew，1892-1947）主持的刊物《紫晶》上，巴特与挚友图尔奈森（Eduard Thurneysen）合著的布道集《来吧，造物者圣灵！》（Komm Schöpfer Geist）所含部分内容已获翻译发表。当然，这些翻译所依据者，并非最初出版于一九二四年的德语原本，而是布道集的英译本（一九三四年出版）——英译本把书名改成“来吧圣灵”（Come Holy Spirit）。所以更确切地说，《紫晶》所翻译的其实是《来吧圣灵》。布道集统共二十五篇布道，其中有八篇翻译发表于《紫晶》。翻译者们或是由于没有办法在巴特、图尔奈森作者权益方面进行判断，又或是为着方便起见，便直截了当地把作者都说成是巴特，把这些布道都称作是《Karl Barth的讲章》：

在德语原本里，二十五篇布道分属三组。英译本在“译者前言”里介绍说，“前六篇布道都涉及旧约，关乎诗篇、箴言、传道书、以赛亚书；接下来十一篇布道涉及新约，六篇关乎福音书，五篇关乎书信；至于最后八篇，一篇关乎腓立比书，七篇关乎哥林多后书。所以应该把这些布道看成是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对上帝的话在先知那里、在基督那里、在基督徒那里所呈现的不同维面进行展示”。[9] 八篇中文翻译分别是第二组第十篇，第二组第三篇，第二组第一篇，第二组第七篇，第一组第四篇，第三组第二篇，第三组第五篇，第三组第八篇。其中有七篇关乎新约，仅有一篇涉及旧约。

当巴特与图尔奈森合作推出这本布道集时，他们并没有明确地说清楚哪些布道出自巴特，哪些布道出自图尔奈森。这里探讨巴特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当然有必要知道这八篇当中到底哪几篇属于巴特。关于巴特毕生所作布道文，批判版巴特全集编者已悉数整理出版。以之为依据，可以知悉《来吧，造物主圣灵》又或者《来吧圣灵》各组都有哪些布道属于巴特——

第一组（共六篇）有四篇出自巴特。第二篇Das große Aber (Sprüche 16, 2)系巴特作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三篇Der Name des Herrn (Sprüche 18, 10)系巴特作于一九二二年，第五篇Der kleine Augenblick (Jesaja 54, 7-16) 系巴特作于一九二三年，第六篇Das ewige Licht (Jesaja 60, 19-20) 系巴特作于一九二二年。

第二组（共十一篇）有三篇出自巴特。第一篇Die Buße (Matthäus 11,28) 系巴特作于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九日，第五篇Feuer auf Erden! (Lukas 12, 49) 系巴特作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五日，第十一篇Suchet was droben ist! (Kolosser 3, 1-2) 系巴特作于一九二三年。

第三组（共八篇）有六篇出自巴特。第二篇Ein schmaler Weg (2. Korinther 2, 5-11) 系巴特作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第三篇Die Freiheit des göttlichen Wortes (2. Korinther 2,14-17) 系巴特作于一九二〇年三月七日，第五篇Der Einzelne (2. Korinther 4,7-15) 系巴特作于一九二〇年六月六日，第六篇Der innere Mensch (2. Korinther 4,16-18) 系巴特作于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三日，第七篇Getroste Verzweiflung (2. Korinther 5,1-8) 系巴特作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日，第八篇Siehe jetzt! (6,1-2) 系巴特作于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换言之，巴特所作布道计十三篇，大约占布道集全部篇章的半数。至于其余十二篇布道，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已有八篇被明确地归给图尔奈森。它们分别是第一组之第四篇Die neue Zeit (Prediger 3,11)，第二组之第三篇Sorget nicht! (Matth. 6, 25-34)，第四篇Jesus und Nikodemus (Joh. 3, 1-10)，第六篇Jesus und Judas (Matth. 26, 14-16)，第七篇Karfreitag (Offenb. 1,17-18)，第八篇Jesus ist Sieger (Epheser 2, 1-2, 4)，第九篇Er selber (1. Korinth. 15, 12-14)，第十篇Komm, Schöpfer Geist! (Apostelg. 2, 4, 7-11)，第三组之第四篇Moseszeit und Christuszeit (2. Korinth. 3, 12-17)。[10]至于第一组之第一篇Macht hoch die Tür (Psalm 24)，第二组之第二篇Mach‘ mich reines Herzens! (Matth. 5, 8)，第七篇Karfreitag (Offenb. 1, 17-18)，第三组之第一篇Höher als alle Vernunft (Philipper 4, 7)等四篇布道，则还需进一步确认——侥幸的是，这四篇仍存在疑问的布道与这里所作探讨并无直接关联。

在《紫晶》刊发的八篇翻译里，作者真正是巴特的，便只有四篇——《悔改》即第二组第一篇（总第七篇），《一条窄路》即第三组第二篇（总第十九篇），《与耶稣同死同生》即第三组第五篇（总第二十二篇），《看哪，现在！》即第三组第八篇（总第二十五篇）。其余四篇，作者实际上是图尔奈森。巴特这四篇布道，是我们目前所仅知的巴特作品最初的中文翻译。《悔改》之为最早发表的巴特作品中文翻译，出现于一九三六年——更确切地说，出现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出刊的《紫晶》上面。诚然，这里的主题是关于巴特，但也还是有必要为图尔奈森作一种强调。一九三五年出现于《紫晶》的《创造的灵啊，求你降临》等布道文，乃是图尔奈森作品（尽管是以巴特的名义）的最早中文翻译，且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中文翻译！

“来吧圣灵”英译本，1934

《紫晶》系刘廷芳创办并主持的刊物，副题是“团契——灵修——崇拜——的刊物”。它注重灵修，主要刊发布道、赞诗与祷文。巴特（与图尔奈森）的布道得获青睐，实属刊物特点所致。该刊创办于一九三〇年一月，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各出一卷两期。一九三二年推出第三卷第一期、第二期及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推出第四卷第二期及第五卷第一期、第二期。自一九三四年起，每年推出两卷四期。一九三四年是第六卷第一期、第二期及第七卷第一期、第二期，一九三五年是第八卷第一期、第二期及第九卷第一期、第二期，一九三六年是第十卷第一期、第二期及第十一卷第一期、第二期。及至一九三七年，推出第十二卷（三月一日）第一期、（七月一日）第二期。在一九三五年第九卷以前，《紫晶》未曾刊载“Karl Barth的讲章”。

《紫晶》是否还有第十三卷，则是一个暂且无法确切解答的疑问。有学者认为可能存在第十三卷，出版于一九三八年。[11]倘其如此，便极可能还有更多的“Karl Barth的讲章”。然而这里更倾向于认为，第十二卷第二期即为终刊号。[12]第十二卷第二期刊行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紧接着就爆发了卢沟桥抗战，继之展开华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燕京大学的教学科研活动，自然不能独善于时局骤变。赵紫宸后来在回忆中说到，“芦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宗教学院教授一大部分留着教学，一个小数目的正式生与特别生留着受教，生活只在没有进下的圈子里旋转。除了基督教团契的学生小组缩小，在祈祷唱诗间磕牙以外，一切活动都停顿了下来。工作日程几乎天天是一样的”。[13]以刊物而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著名刊物《真理与生命》在一九三七年出版了第十卷第一至四期以后即告停顿。《紫晶》虽不隶属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但与《真理与生命》一样都错落在燕京大学校园里，停办并非出乎意料之事。

诚如赵紫宸所言，《紫晶》大抵就是刘廷芳“独办”。[14]最先翻译发表《创造的灵啊，求你降临》，又系刘廷芳翻译——他与杨荫浏（英文名Ernest Y.L Yang，1899-1984）“合述”。于是有理由推断认为，刊物翻译发表巴特（与图尔奈森）的布道，恐怕原就是刘廷芳的决断，关联着他对于这本布道集的赞赏。还可以进一步推断说，《创造的灵啊，求你降临》这篇布道必定是刘廷芳尤其欣赏的。这篇布道的作者是图尔奈森，这里谈论巴特神学在中国的最早介绍，原本无需予以谈论。只是对于刘廷芳来说，这并非图尔奈森的布道，而是巴特的布道。这当然是刘廷芳的误会，但很显然，刘廷芳的误会也已然是巴特神学“在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大概还有理由推测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刘廷芳出现了这样的误会，使得他愿意亲力亲为，将巴特（与图尔奈森）这本布道集当中那些确实属于巴特的布道，以及那些其实属于图尔奈森的布道，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布道的核心要旨是，耶稣基督之为永恒，乃是一切时间的中心或圆心。图尔奈森借助五旬节的契机，对《新约·使徒行传》五旬节“奇迹”进行重温。在这著名的“圣灵降临的叙事”里，圣灵临到门徒们身上，使他们向异乡来的人们说着异乡的语言，令异乡来的人们大受感动。在基督教的信仰与理解框架里，圣灵的降临与充满是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所展示的奇迹。图尔奈森进一步把圣灵降临理解为耶稣基督的永在；耶稣基督不只是在之前某个时候存在（或曰存在“过”），耶稣基督在现在也存在、在以后任何一个时候也存在。他把耶稣基督的永在称作耶稣基督“站在圆心处”（Jesus steht in der Mitte）；耶稣基督就是圆心，世界不论怎样变迁、历史无论怎样前进，不过都是圆周。

图尔奈森指出，世界原本以为已经有了一个圆心，那就是死亡。不妨采用刘廷芳与杨荫浏的翻译，“我们的眼睛都向这个中心看去，这个中心，我们大家都知道，没有例外。的确是幽暗而悲惨的一点。将死亡为生活的中心，将死亡和它的前提，将罪恶和忧愁，为生活的中心，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在某处地方，有一群演员，曾经演过一出死亡的跳舞。死亡立在中心，一切世代，一切生活的情境，都在他的周围站立。死亡向它周围的每一个人讲一种方言，正像五旬节的方言一样，每一个人都懂得，觉得是他自己的方言。农人，代表世界的人，兵士，乞丐，君王，母亲和老年人，每一个人都了解它，都服从它。凡看过这个跳舞的，都会说：‘是的，那是对的，真是如此，乃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大家都必得这样的服从死亡’”。[15]然而，耶稣破除了死亡的中心位置，成为新的中心。“五旬节意义便是说，在死亡的中心点的后面，另有一个中心点兴起来。死亡之后，有生命之王；变化之后，有永生；死亡之后，有复活”。[16]

死亡之为中心，大抵意味着世界笼罩在黑暗的底下。就此而言，耶稣基督作为“生命之王”，成其为新的中心，不啻就是破除了黑暗。耶稣基督的复活，便意味着白昼的到来。于是图尔奈森说到，“五旬节宣扬上帝日子的曙光开起，我们原来已经深深淹在人类历史的黑暗中间”——诚然，“我们的确有各色各样的小光，为我们向前方照亮几步的距离，但是这些光却没有力量，能够使黑夜变为白昼。或者，他们甚至竟会阻止那白昼的光明来到”，但惟有透过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奇迹，耶稣基督送来了永久的光明。[17]这意味着，五旬节从这一次起已成为基督徒的团契的节日，这是与耶稣基督同在的团契。所以，图尔奈森紧接着引“创造的灵啊，求你降临”结尾。这原是西方基督教的一首著名赞美诗，拉丁语题名是Veni Creator Spiritus——国内天主教界称作“求造物主圣神降临”。歌声在五旬节时响起，基督徒们盼望圣灵“眷顾你信众的灵魂”。

刘廷芳（图左），1891-1947

布道集英译者在译序里交代说，这是“要用英语出版的巴特学派布道集的第一本”（the first volume of sermons from the Barthian school to apear in English）。[18]英译者一共三位，都来自美国，系两位教授与一位牧师。他们紧接着又把巴特与图尔奈森合著的另一本布道集翻译成英语，此即God’s Search for Man，一九三五年出版——这恐怕就是英译者们所设想的“要用英语出版的巴特学派布道集”的第二本。刘廷芳组织翻译介绍巴特（与图尔奈森）这些布道，题目前面大多添上“白想主义讲章”“柏相主义讲章”“柏想主义的讲章”等——只有《悔改》在发表时没有加上这样的用语。最终被确定下来的用语，显然是“柏想主义的讲章”一词。这大概就是一个拟与sermons from the Barthian School又或者Barthian sermons相称的表达，“柏想”即Barth。刘廷芳如此翻译，或是有意为之，刻意不把西方的人名翻译成人名所应有的模样，从而淡化翻译的痕迹——《紫晶》办刊风格是“简而不华，述而不译”。

在参与翻译巴特（与图尔奈森）这些布道的其它人当中，音乐专家杨荫浏是刘廷芳的好友，当时正客居在刘廷芳燕京大学家里。谢景升在燕京大学任职，还担当过司徒雷登的秘书工作。陶礼雍一九二五年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19]一九三三年进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20]，当时应该还没有毕业。陈增辉（1910-1994）作为巴特作品最早中文翻译《悔改》的译者，同样也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学生。[21]只是具体于哪一年入学，或还存在着争议。有研究者指出入学时间是一九三六年[22]，但这里倾向于认为入学时间不应晚于一九三五年（且极可能是在一九三四年）。自《真理与生命》一九三五年第九卷第一期（三月十五日出刊）起，他甚至已然是《真理与生命》编辑助理。一九三五这一年，陈增辉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刊物《真理与生命》、刘廷芳《紫晶》及燕京大学刊物《燕大旬刊》均有文章发表。[23]此时即为宗教学院诸多教授及刊物所认可，陈增辉想必已拥有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生身份。

陈增辉最终是在一九四六年自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取得硕士学位，硕士论文是《犹太人归化考》。[24]自一九四七年起，陈增辉回到福建协和大学任教，成为国内著名的中国教会史专家。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与燕京大学研究院相类似，都是从已取得学士学位的学生里选拔正科生——区别在于，经过三年学习以后，宗教学院颁发神学士学位，研究院颁发硕士学位。[25]陈增辉一九三二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教育学院[26]，按道理说他应该是以正科生身份进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倘若陈增辉在宗教学院已经取得神学士学位，则恐怕不必再到研究院学习。所以，他究竟以何种形式在宗教学院进行学习，究竟是正科生，还是“短期科生”（正科生人数比较少，就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学年而言“燕京宗教学院有学生三十二名，其中仅十二名为正科生”[27]），以及最终是否毕业，抑或何时毕业，今后仍需进一步查探。

陈增辉的翻译有比较明显的“述”的痕迹，时常会有脱漏，也常把一些具有体会性质的话加进去。不妨以《悔改》为例，作一简单说明。与图尔奈森《创造的灵啊，求你降临》完全相同的是，巴特这篇《悔改》也是基督“中心”论，亦可谓基督“圆心”论。图尔奈森那里主要是在做着指认的工作，把耶稣基督乃是圆心这件事情指认出来。巴特则更多地是在谈朝向着耶稣基督之为圆心而有所改变，这便是“悔改”。巴特形象地指出，悔改就是“转身”（Umkehr），“转身面对那离得最近然而我们一直视而不见的事物，面对生活的圆心——只是我们一直都错过了，面对那最单纯然而我们一直都以为太高太沉重的事物”[28]，——陈增辉翻译成“什么是悔改？就是转向到我们平时所视为最远的，而其实是最近的；转向到我们常忽视的生命的中心；转向到最简单的，然而在我们看来，却仍是极高深的，极困难的”。[29]英译本在这里并不存在可以误导的字句，所以主要就是陈增辉的“述”的翻译策略在起作用。

“转身”、悔改本身，便意味着对耶稣基督的呼召——“到我这里来”做出回应。很容易想到，呼喊着“到我这里来”的事物可以有许多，而非只耶稣基督。生活当中有太多充满各式趣味的事物，以至于人们往往欣欣然于其中，不能体认到生活的圆心就是耶稣基督。转身面对生活的圆心，意味着真切地离别了其它一切。而当刚开始有一种愿意离别其它一切的愿望抑或倾向时，人们势必已在承受过心灵时的痛苦折磨。耶稣基督“把我们看成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他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劳苦和担重担”，“他感兴趣的不是我们的回答而是我们的提问，不是我们的安全而是我们的不安，不是我们已找到了什么而是我们还在寻找什么”。[30]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这样，在巴特那里同悔改的话题形成关联。按照包克（Wilhelm Pauck）的意见，“悔改一词囊括了巴特的整个神学以及伦理学，他的思考正由于这一点是真正地基督教式的，是早期基督教式的”。[31]倘包克这一说法确有其理，则大概就可以说当汉语学界当最初介绍、翻译巴特作品时，竟已然在不经意间触探到了巴特神学的奥妙。

[1] Alle G. Hoekema, “Barth and Asia: No Boring Theology,” Exchange. Journal of Missiological and Ecumenical Research 33 (2004): 121；陈家富、赖品超：《汉语神学对巴特神学的接受》，载《基督教文化学刊》，2007年总第17辑，第112页。[CHEN Jiafu and LAI Pinchao, “Han yu shen xue dui ba te shen xue de jie shou (The Reception of Karl Barth’s theology in Sino-Christian Theolog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17 (2007): 112.]

[2] 本文所引赵紫宸著作，主要出自赵紫宸：《赵紫宸文集》，燕京研究院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010年。[CHAO Tzuchen, CHAO Tzuchen wen ji (The Works of CHAO Tzuchen). ed. Yenching Institute.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4-2010.]（第1、2卷出版于2004年，第3卷出版于2007年，第4卷出版于2010年，第5卷英文著作集出版于2009年）。以下为简便起见，将直接在正文中标以文集卷名并页码。

[3] 彭彼得：《巴特神学思想之评论》，载《金陵神学志》，1939年第20卷第1期，第25-33页。[PENG Peter, “An Evaluation of Barth’s Theological Thinking,” Nanking Seminary Review, 20:1(1940): 25-33.]

[4] 彭彼得：《对于巴特运动之认识》，载《鲁铎》（年刊），1933年第5卷，第57页。[PENG Peter, “Dui yu ba te yun dong zhi ren shi (An interpretation of Barth’s Movement),” Bell Tolls in Shandong, 5(1933): 57.]

[5] 彭彼得：《基督教义诠释》，上海：广学会，1936年，第639-660页。[PENG Peter, Ji du jiao yi quan shi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36), 639-660.]；彭彼得：《基督教思想史》，上海：广学会，1936年，第422-444页。[PENG Peter, Ji du jiao si xiang shi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36), 422-444.]

[6] 参看雷立柏：《论基督之大与小：1900-1950年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46页。[Leopold Leeb, Lun ji du de da yu xiao: 1900-1950 nian hua ren zhi shi fen zi yan zhong de ji du jiao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0), 246.]；《中国学术名著大词典·近现代卷》，刘凌、吴士余主编，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第171-172页。（此系张贤勇撰写“《基督教思想史》”词条）。[LIU Ling and WU Shiyu, ed., Zhong guo xue shu ming zhu da ci dian Jin xian dai juan (Beijing: Chinese Dictionary Press, 2001), 171-172.]；张旭：《巴特神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1页。（此系该著附录二“巴特研究文献综述”）。[ZHANG Xu, Ba te shen xue yan jiu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Press, 2005), 321.]

[7] 彭彼得在《人生哲学》一书里自称“江右彭彼得”，该书题献给“先妣王太夫人”，故可知他是华人。彭彼得校译夔德义《宗教心理学》一书，版权页写明彭彼得除“B. A.”以外，还是“S. T. B.”。

[8] 师当理：《介绍巴特加尔勒（Karl Barth）》，载《金陵神学志》，1940年第21卷第4期，第273页。[Stanley C. Smith, “Jie shao ba te jia er le (An Introduction of Karl Barth),” Nanking Seminary Review, 21:4(1940): 273.]

[9] Karl Barth and Eduard Thurneysen, Come Holy Spirit: Sermons, tran. George W. Richards, Elmer G. Homrighausen and Karl J. Ernst (Edinburgh: T.&T. Clark, 1934), v-vi.

[10] Eduard Thurneysen, Die neue Zeit. Predigten 1913-1930, hrsg. von Wolfgang Gern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1982).

[11] 徐以骅：《敎会大学与神学敎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1页。[XU Yihua, Jiao hui da xue yu shen xue jiao yu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1999), 101.]；柳博赟、祝帅：《论1920-30年代圣诗中译的实践》，载《基督教文化学刊》，2014年总第32辑，第46页。[LIU Boyun and ZHU Shuan, “Lun 1920-1930 nian dai sheng shi zhong yi de shi jian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Hymnal into Chinese in the 1920-30’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32(2014): 46.]

[12] 丁守和等：《抗战时期期刊介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78页。[DING Shouhe, et al., Kang zhan shi qi qi kan jie shao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9), 678.]上海图书馆藏《紫晶》，截止至第十二卷第二期。参看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33页。[Shanghai Library, ed., Shang hai tu shu guan guan cang jin xian dai zhong wen qi kan zong mu (Shanghai: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2004), 1033.]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紫晶》，亦截至第十二卷第二期为止。

[13] 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86年第15册，第118页。[CHAO Tzuchen, “School of Religion in Yenching University,” in The Humanities Materials Study Sec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PPCC, ed., Wen shi zi liao xuan ji (Humanites Materials selected) 15 (1986): 118.]

[14] 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第111页。[CHAO Tzuchen, “School of Religion in Yenching University,” 111.]

[15] 刘廷芳、杨荫浏：《创造的灵啊，求你降临》，载《紫晶》，1935年总第9卷第1期，第65页。[LEW Timothy T.F. and YANG Ernest Y.L. (trans.), “Come Holy Spirit,” Amethyst, 9:1(1935): 65.]译文自“将死亡为生活的中心”以后，至“都服从它”之间，全都是逗号，这里添加了多个句号。“在某处地方”，应翻译成“不久前，我们这座城市里（有一群演员）”——原文是A short time ago a troup of players in our city produced the dance of death, in which death stood in the center and around him stood all ages and conditions of life。参看Karl Barth and Eduard Thurneysen: Come Holy Spirit: Sermons, ebd. 176。需要指出的是，英译本关于这句话体会得也不完全真切。图尔奈森其实说得很清楚，演员们演出的是一个“死人们的舞蹈”（den Totentanz），“死亡”（der Tod）在圆心，“各阶层各年龄段”的死人（alle Stände und Lebensalter）转成圆圈。参看Karl Barth und Eduard Thurneysen: Komm Schöpfer Geist! Predigten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1924), 165: Als vor einiger Zeit eine Schauspieltruppe in unserer Stadt den Totentanz aufführte, und der Tod in der Mitte stand und rings um ihn her alle Stände und Lebensalter。

[16] 刘廷芳、杨荫浏：《创造的灵啊，求你降临》，第66页。[LEW Timothy T. F. and YANG Ernest Y. L.. trans., “Come Holy Spirit,” 66.]

[17] 刘廷芳、杨荫浏：《创造的灵啊，求你降临》，第73页。[LEW Timothy T.F. and YANG Ernest Y.L. (trans.), “Come Holy Spirit,” 73.]

[18] Karl Barth and Eduard Thurneysen: Come Holy Spirit: Sermons, ebd. vi.

[19] 参看吴梓明、梁元生编：《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第四辑（华西医科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1997年，第226页。[WU Ziming and LIANG Yuansheng, ed., Zhong guo jiao hui da xue wen xian mu lu. vol. 4 Hua xi yi ke da xue dang an guan guan cang zi liao (Hongkong: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of Chung Chi College 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7), 226.]

[20] 陶礼雍在一九三五年的文章里提到，蔡咏春是他的“同学”（陶礼雍：《访蔡的谈片》，载《燕大团契声》，1935年第1卷第1期，第9页。）[TAO Liyong, “Fang Tsai de tan pian (From my Interview with Tsai),” Yen Ta Christian Fellowship, 1:1(1935): 9]。据悉蔡咏春1933年进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参看卓新平主编《基督教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328页。）[ZHUO Xinping, ed., Ji du jiao xiao ci dian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Press, 2008), 328.]，可推知陶礼雍也是该年入学。蔡咏春（1904-1983）1922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因患病休学最终毕业于1930年），陶礼雍与之年龄大抵相当。

[21] 徐以骅参考《燕京大学宗教学院1946-1947年纪念册》（1947年8月印行）指出，“燕京宗教学院为神学研究院，其学生中有不少人在教会教育界、尤其在神学教育界迅速崭露头角，如北京神学院教授杨苑林、院长李麐生、福州协和大学教授陈增辉、校长杨昌栋……”。参看徐以骅：《敎会大学与神学敎育》，第104页。

[22] 张毅：《陈增辉史学成就述评》，福建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5页。[ZHANG Yi, “Chen Zenghui shi xue cheng jiu shu ping,” (Master Thesi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2006), 5.]另有文献指出，陈增辉出生于1905年。参看林道周主编：《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概览1949-198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534页。[LIN Daozhou, ed., Fu jian she hui ke xue yan jiu gai lan 1949-1989 (Beijing: Tuanjie Press, 1993), 534.]

[23] 具体言之，陈增辉1935年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刊物《真理与生命》第9卷第7期（12月15日出刊）发表译诗《假如我是个闪烁的明星》《主已经渡过约但河边》，在刘廷芳《紫晶》第9卷第1期（9月1日出刊）发表译“述”《大家的基督》（“根据Henry Sloane Coffin的讲章Everybody’s Christ写成”），还在燕京大学刊物《燕大旬刊》1935年第7期（3月5日出刊）发表《先生讲学生听的大学教育》。

[24] 参看《历史学系近十年概况》，原载《燕京社会科学》，1948年第1卷，后收入王应宪编《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85页。[WANG Yingxian, ed., Xian dai da xue shi xue xi gai lan 1912-1949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2016), 785.]

[25] 李荣芳介绍说，宗教学院“有正科生、特别生及短期科生”，正科生“须具大学卒业资格，三年期满，考试合格，得领神学士之学位”。参看李荣芳：《宗教学院概况》，载《燕大年刊》，1940年卷，第99页。[LI Jungfang, “Guide to School of Religion,” Yen Ta, (1940): 99.]

[26] 黄涛：《（福建）协大历届毕业生名录》，载黄涛《大德是钦：记忆深处的福建协和大学》，福建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449页。[HUANG Tao,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Alumi Directory,”in HUANG Tao, Da de shi qin: Ji yi shen chu de fu jian xie he da xue (Doctoral Dissertation,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2007), 449.]

[27] 徐以骅：《敎会大学与神学敎育》，第111页。

[28] Karl Barth und Eduard Thurneysen: Komm Schöpfer Geist! Predigten, ebd. 65: Buße ist die Umkehr um Naheliegendsten, das wir immer übersehen, zu der Mitte des Lebens, die wir immer verfehlen, zum Einfachsten, das uns immer noch zu hoch und zu schwer ist.

[29] 陈增辉述：《悔改》，载《紫晶》，1936年总第10卷第1期，第46页。[T. H. CHEN, “Repentance,” Amethyst, 10:1(1936): 46.]

[30] Karl Barth und Eduard Thurneysen: Komm Schöpfer Geist! Predigten, 72.

[31] Wilhelm Pauck: Karl Barth: Prophet of A New Christianity?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1931), 128: “This Word ‘repentance’ contains Barth’s entire theology and ethics. For that reason his thinking is truly Christian, early-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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