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秋天（图片来自网络）
1.
新闻学院的日子
1998年初秋，北京西长安街的八宝山地铁站，一个被海风吹得皮肤黑亮黑亮的南方女孩拎着两个箱子浮出了地面。
北京，我来了！
当她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时，激动地喊了一声。犹如当年站在巴黎的屋顶上、内心充满喜悦的外省青年于连。
自从1994年到北京旅行后，她就对这座古城念念不忘。在南方小城那两年苦闷的机关岁月里，她经常梦到这座城——自己白衣胜雪，伫立在长城烽火台上，看长风万里送秋雁。
那个女孩就是我。
穿过石景山医院旁边一条芳草萋萋的“胡志明小道”，再穿过尘土飞扬的鲁谷大街，就看到一栋古朴的高楼立在黄昏的斜阳中。走到大门口，只见“中国新闻学院”牌子赫然入目。牌子下面，几根狗尾巴草在风中自由地摇曳着。门口不时有摩的掠过，师傅探头问：姑娘，去地铁不？两块钱。再看周边小店，都是暖老温贫的气质。
妈呀，这么村，真的是传说中的“中国新闻学院”么？我满腹狐疑。
后来才知道，这一一带就叫鲁谷村，原名“鲁郭”，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辽代汉臣韩延徽受辽太宗耶律德光重用，被封为“鲁国公”。他去世后，“上闻震悼，赠尚书令，葬幽州鲁郭”。“鲁郭”就是我学校所在的“鲁谷”。
知道这段历史后，从鲁谷村进城时，底气顿时足了许多。
学院是新华社创办的，任课老师基本都是新华社记者，教出来的学生很接地气，工作后上手快，所以在业界口碑相当不错。它分进修部和研究生部，前者是本科班，招收已经工作的社会人员，后者招收双学位和研究生。因为不招收高中应届毕业生，所以社会上知道这所学校的人并不多。我是因为上本科时隔壁班有个女孩考这个学校的双学位落榜，才晓得它的存在，从此就记在心里了。
我本来报的是学院副院长宣老师（原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的研究生，可惜最后离学校的分数线差几分，所以被调剂到双学位班。和研究生不同的是，已经工作的学生户口无法进京，只能留在原籍。
之前，考研分数出来后，我一个人跑到北京和宣老师见了一面。当宣老师问我是否在乎户口时，我摇了摇头——只要可以当记者，有没有户口都无所谓。她又问：要不要和爸妈商量一下？我又摇头——我做什么决定他们都会支持。
看我如此执着，她让我去找研究生部主任郑老师，他会安排好一切。
我敲开了郑老师的门，看到了一张慈祥宽厚的脸。没想到，祖籍山东的他，居然在福建待过很多年，所以对我这个小老乡非常亲切。他愉快地告诉我，回去等通知书吧！
宣老师后来说，她就欣赏我这股一心要当记者的执着劲。她本身就是个很优秀的女记者，所以惺惺相惜。她在日常生活中不修边幅。后来她成了我的“新闻采访”这门课的老师，印象很深的是，一天早上她穿着红色秋裤来上课了，说自己出门锻炼，回家后忘记换裤子了。
宣老师每次见到我，总是遗憾地说：你是一块当记者的料，可惜没有成为我的研究生。一次在电梯里碰面，她说完这番话后竟然亲昵地刮了一下我的鼻子，我受宠若惊——她平时可是个以严肃著称的“马列太太”喔。
由于在新闻界人脉颇广，上学第一年，宣老师竟然为我们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实践机会——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撰写“院士风采”人物专栏。天哪，那么高大上的“人民日报”，我们作为学生，竟然可以在上面发表文章。别提有多激动了！
我采访的院士是一名中科院的地质科学家，名字已经忘了。当时没有手机，也没有e-mail，我现在都纳闷是如何找到他的，估计是通过电话黄页。只记得他答应接受我采访后，我一个人跑到紫竹院附近的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图）猛查资料。我在那里待了一整天，硬着头皮看了许多关于地质学方面的书，然后把要点抄在本子里，从中提炼出十几个问题。
次日一早，我差不多提前一个小时到了他的办公室楼前。因为宣老师说过，任何时候，都要比采访对象早到至少十五分钟，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带了应该带的东西，在脑子里再捋一遍问题。
冬阳清冷，给办公楼墙上的爬山虎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霜。我在楼前踱来踱去，像一艘刚下海的船，惶惶不安地打量着墨绿的大海，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扬帆远航。
院士到了以后，我就开始煞有介事地采访他了。他性格平易近人，而且非常健谈，我们居然从早上9点多聊到了下午四点多。直到夕阳的余辉打在他桌上的茶杯上时，我才知道已经是下午了。可见当年那个准记者是如何投入！
文章发表后，被宣老师狠狠表扬了一顿，我心里那个美啊。
毕业后，我和郑老师见过三四次，但一直没有见过宣老师。没有见面的理由很虚渺——那时总觉得，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城市，总有一天会见面的。没想到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被命运带到了美国，从此相逢在梦中。
一天夜里，我真的梦到了宣老师。她站在新闻学院的讲台上，手里举着一个墨绿色的采访本，问：这是谁的？我站起来，说，是我的。正起身上前去取，却发现宣老师的脸像水粉画一样慢慢氤氲开了。我一惊，醒了。
之后不眠，想起了宣老师和郑老师，我生命中的两位贵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今生恐怕很难圆了自己的“记者梦”，还是南方小城一个不咸不淡的小公务员。然后埋怨自己：在北京那些年，为什么不经常去拜访恩师？
可能我们年轻时总有一种错觉，以为时间还有大把大把的，世界也会一直像现在这样不紧不慢地运转，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也会在原地等我们，所以，只管安然坐在时间的传送带上，往前行进便是了。
可是人生过半，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时间没有那么多，而且只是一次性消费；变化随时可能到来，战争，疫情，饥荒，政权更迭……会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扫荡干净；离别可能就在下一秒，来不及拥抱和道别，无常就带走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
一切都不确定，生和死，爱和恨，聚和散，不过是命运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不过是一阵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4:14）
等我明白这些人生道理后，更加珍惜人与人之间的一期一会。一直放在我心里、让我如沐春风的友人，只要可能，不管多远也要见一面。因为生活在这个不确定的大时代，更大的破坏可能随时到来，每次见面都可能是生命里最后一次遇见。
在暮色的掩护下仓皇撤台的国民党老兵，书稿来不及带就离沪赴港的张爱玲，假牙都没带就匆忙赴美的高耀洁老人，含泪亲吻完妻儿奔赴战场的乌克兰士兵……他们最后给故土和故人留下的，都只是苍凉的背影。
2.
同学少年多不贱
一开始，宿舍没有修好，我们被安排住在教学楼的大教室里，一屋有十几个女生。其中一个来自北方的漂亮姑娘有个习惯：裸睡。
每晚临睡前，她当着我们的面，豪放地卸去所有织物，然后像一头光滑的泥鳅呲溜进被窝。那一幕太惊艳了！第一个晚上，着实把我这个婉约的南方姑娘给吓了一大跳，眼睛不知落在何处才好。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
当时我老是替她担心：万一发生火灾这么办，衣服拿还是不拿？我曾经很认真地和她探讨过这个问题，她哈哈大笑：身上有衣服不是更容易烧着吗？
“可是烤乳猪多疼呀。”听我这一说，她笑得花枝乱颤。
后来我们搬到了宿舍楼，分成了两个宿舍。我宿舍住着四个女生。女生A，来自河南，后来去了某国家机关报工作，几年后调入该机关，据说早就升为处长了；女生B，山东人，性格温柔，一副养尊处优的娇气，出门都要带保温杯。她毕业后去了山东某媒体，生活舒适；女生C，河南人，性格豪爽，能力超强。之前在广东一家银行工作，后来携女上学。毕业后去了《财经时报》、《财经》等媒体工作，在金融圈颇有名气。几年后赴英攻读传媒硕士，目前定居在英国。
回头看，当时我们宿舍四个女生，经历不同，性格迥异，最后都按照适合自己性格的路径往前走。神创造了每个人，果然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意和计划。我们中途可能会偏离一点，从主路分叉出去一段，但最后还是兜转回来了。
比如我。自由如风地当了11年记者后，由于报社换领导后风气大变，遂萌生去意。因缘际会，2012年，我借调到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了一年，最后由于人事变动，先生出国，加上我本身性格对体制的不适应，最后干脆彻底离开体制。
回头想想，人总是自以为是，机关算尽，拼命筹划自己的道路，但是殊不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受造于母腹时，造物主就知道我们的人生路径。由于匍匐在俗世尘土中太久，我们无法俯视尘寰，看到一个清晰的大图景，所以容易迷失在地上的交叉小径上。其实，如果静下心来聆听神谕，我们未必知道自己前方具体的道路，但一定清楚哪些不是自己当行的道。
由于双学位是两年制，加上新闻学本来就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理论性偏弱的学科，所以大家第一年忙实习，第二年忙找工作，同学之间的交集并不多。当时我初到京城，还在找北呢，就听说入学一两个月后，已经有同学在北京各大媒体实习，自己开始挣稿费在外面请客吃饭了。
1998年年底，开学三个月后，看着班里上课的同学越来越少，而自己依然捧着小说在做白日梦，有点心急。考虑到交通问题，我找了离学校不远的《科技日报》实习。记得我去的那个部门的负责人是个北方男人，方正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挺斯文的。他对我表示欢迎，还安排了一个男记者负责带我。由于我平时要上课，所以出去参加活动的次数极其有限。
有一次，在建国门长富宫酒店有个汽车企业新闻发布会，带我的老师去不了，让我自己去。签完到后，主办方很自然地递给我一个信封。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坐下来打开一看，三百元人民币！当时脑袋有点蒙，不知道这钱是啥意思，从内心里感觉不应该要。于是捏着信封出去找主办方，告诉他们，这钱我不能要。
记得工作人员是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大姐，她张着鲜红的血盆大口咧嘴一笑：新记者吧？这是车马费，每个记者都有的。
我把信封放到书包里，忐忑坐下。回到报社后，我把信封交给了带我的那个男记者，他笑着说：你还挺诚实的。然后告诉我，参加发布会给记者车马费，这是行规，将来你当记者就知道了。
他让我收下。这个信封放在我手里，像个烫手的山芋。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安。
在《科技日报》实习到春节前后，我就不再去了。一则我是个文科女，对科技领域没有兴趣；二则部门主任让我感觉到了一种来自男性的隐隐的威胁。
当时学校放寒假，我想继续留在北京实习。一天，主任把我单独喊进办公室，笑眯眯地问我：小林，寒假有什么计划呢？我说，想继续实习。
“你想去地方出差吗？”他突然问我。
当时我对“读万卷书”兴趣一般，但对“行千里路”兴趣盎然，第一反应自然是猛点头。他镜片后的小眼睛瞬间绽放亮光，身体前倾：“你想去哪里出差？”
尽管当时没有什么阅世经验，但是凭着女性的直觉，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暧昧，如果顺着它的牵引，可能会滑向一个危险的境地。我谨慎地回答：“没想好，想好了再告诉你。”说完赶紧离开他的办公室。
从那天开始，我就离开了《科技日报》。多年后，一个认识那个主任的朋友告诉我：你太幸运了！那个主任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不但贪财，而且好色！
我出了一身冷汗。
想起张爱玲一句话，大意是，女人年轻的时候，到哪里碰到的都是男人。的确，哪怕像我这样身材不玲珑、长相不性感的女生，青春时期也要战战兢兢、腾挪移转地穿过成片成片的“”咸猪手”丛林，才能安然活到现在。女生只要嫩如青葱，总有不怀好意的咸猪手想掐一把的。
当时班里很多同学都去高大上的媒体实习，比如《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他们回来后，大谈特谈自己的采访经历。据说有些同学处世已经非常圆熟了，下去采访时俨然有老记者的派头。这让拿个小红包都不安好几天的我佩服不已。
果然，十几年后，按照中国人的成功标准，这些同学都混得比我好太多，我只能望其项背而兴叹。
班里两个男生去了当时方兴未艾的IT媒体实习，在圈内小有名气。其中一个上大学时就开了自己的公司，多年后，公司以开发游戏出名，钱挣得越来越多，但是头发越来越少了，后来干脆寸草不生，顶着一个亮如白昼的光头，照亮了同学聚会。
另外一个同学呢，曾经参与创办了京城一些媒体，名动传媒江湖。后来夫妻改做自媒体了，听说挣了不少钱，但是每次见他，肚子总是又丰满一圈，步履也越来越蹒跚了。
近十年不见，希望再次见面的时候，他看上去可以清爽一点，不要那么油腻。
3.
中国经济时报
我向来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扎堆，哪怕那里充满人的荣耀，于是选了一个当时在业界逐渐崭露头角、但不算主流报纸的《中国经济时报》。
此报后来因为北京出租车黑幕系列报道、“兰州证券黑市”等一系列深度调查报道而出名。这些报道都是在社长和总编包月阳任内签发的。2010年，包月阳被免除中国经济时报社长和总编辑的职务，调到国研中心下面的发展出版社担任社长。业内人士认为与上述调查报道有关。
这些报道很多出自该报著名调查记者、被称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的王克勤之手。我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系列报道。报道出来后，温家宝总理立即做批示，推动了中国出租车行业最早的改革。
后来他离开了媒体行业，于2011年发起了“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即后来的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专项救助中国600万尘肺病农民。同一年进入公益领域的还有媒体人邓飞，他发起了“免费午餐”等公益项目。这些都是后话了。
可惜我实习的时候，王克勤还在《西部商报》工作，我们无缘交集，不然应该可以成为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胆做新闻的朋友。
报社当时在石景山太平路一个大院里（后来搬到昌平区），很简陋的几间办公室，平时几乎见不到人，办公桌都蒙了厚厚一层尘。偶尔会在走廊里见到一两个背着包匆匆而过的记者。若是男记者，一般手里都夹着一根烟，一副忧国忧民、若有所思的样子；若是女记者，则大步流星，行走如风，全无女性的弱柳扶风之姿。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日评报。评论内容洋洋洒洒，写满了报纸的空白处，有真诚的赞誉，也有充满建设性的批评。我逐字逐句看过去，好生羡慕这样的工作环境——我理想中的同仁办报，专业，理性，建设性，真诚。
我实习的部门类似特稿部，记者要写四千多字的大稿。特稿是那个时代新闻界很流行的一种方式，以中青报“冰点”和南方周末为代表。那些精彩的特稿，是我每周必看的。
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渐渐摸索出了特稿的写法，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做的第一个选题是“雅鲁藏布江科考热后的冷思考”。
1998年前后掀起了雅考热——不少科学家徒步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进行科学考察。考察过频，是否会带来开发过度、影响生态等问题? 对大峡谷的保护是否存在法律空白？我采访了科学家高登义，还有一个徒步穿越大峡谷的民间人士（名字忘了）。
文章一共四千多字，占了三分之二版面，非常醒目。我看着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一篇大稿的标题之下，特别有成就感。当时的主编叼着一根烟，慢悠悠地说，嗯，不错，虽然是实习生，但文字很老到。
后来陆续写了几篇，由于马上就要开始找工作了，所以结束了在报社的实习。
4.
北京户口，见鬼去吧
当时还有个好玩的小插曲。
因为担心我毕业后户口无法落在北京，一个在新华社工作的姐姐和她在公安部工作的同学，联手给我介绍了一个在公安部工作的男孩，某著名大学社会学博士，时任某副部长秘书。
如果和他在一起，北京户口自然就是小菜一碟了。而且，听说只要结婚证一到手，部里立刻分房子。
各位，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吸引力？
男孩比我大四五岁，西北人，模样周正，表情严肃，举止很有分寸，喜欢穿老干部们常穿的黑色夹克。用现在的话说，是丈母娘们普遍喜欢的“局里局气”。
第一次见面，我们四个人一起吃了顿饭，他对我颇有好感。之后的几个周末，他都跑到新闻学院来请我吃饭，每次都是去第一次去的粥店，点的小菜基本都一样，这让我感觉非常乏味。我们通常聊天不超过十句，然后各自开始喝粥。我觉得百无聊赖，有时故意把粥喝得呼噜呼噜响。
当时做“雅考热”这个选题时正值盛夏，我采访完高登义回来后中暑了，加上急性肠炎，整个人都蔫了，躺在床上好几天，茶饭不思。他听说后，熬了一锅粥，从公安部宿舍楼乘地铁端到石景山。当时陪同他的朋友感动到不行，一个劲地“煽风点火”：小林，这样的男生不嫁，还嫁给谁！
感动归感动，但我还是无法喜欢上他。那年国庆，我一个人跑到庐山玩得不亦乐乎。当时没有手机，他联系不上我。回来后，我又去逛东四的胡同，突然想起被我晾了许多天的他，内心有点不安，在路边找了一个公共电话拨过去。
他的声音很平静：本来想和你一起过节的，你这么不在乎我，我们还是算了吧。
我听了，竟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路边买了一个硕大的煎饼果子，愉快地一路嚼着。
什么北京户口，见鬼去吧！
二十多年过去，他的名字我早已忘了，只记得很女性化，和我男性化的名字形成鲜明对比，让当时的我有一种性别错位之感。按照惯常的中国官场逻辑，如果没有上错船的话，作为领导身边人，他估计早就是厅局级干部了。
如果真是如此，希望身处体制深处的他，内心那点善良没有泯灭，依然愿意为喜欢的女孩熬一锅滚烫的粥，在这个薄凉的世界里。
（未完待续）
——End——
【作者简介】：林世钰，媒体人，作家。曾出版《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美丽与哀愁：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美国日常》《潮平两岸阔：15位中国留美学生口述实录》等书籍。其中《烟雨任平生》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9年度十大中文好书（非虚构类）”。喜欢旅行、摄影、收集民间手工艺品，目前旅居美国新泽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