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抛开疫情对人们心里的冲击而产生的焦虑之外，其实焦虑本身也属于现代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焦虑在现代社会中极为普遍，忙碌的生活节奏、统一标准的缺失和人与人之间更加疏离，都可能会造成人内心的焦虑。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太快，高铁的速度在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想象，我们总是不停地忙着做事。各种网络媒体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轰炸，生活多元却没有统一标准，生活在一个“价值真空”的社会当中，人与人的疏离直导致个体安全感极度缺乏。一旦所有事情只看成是对自己安全、健康和快乐的潜在危险，焦虑就会不请自来。
恐惧或害怕多因外界某个具体的事情或情节而产生，但焦虑者常常说不清楚自己焦虑的是什么。大多数焦虑不是因为外界具体的事情或情节引起，而是源于自身想象的危险，尽管有时候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焦虑会导致人们在生理、行为和心理上都出现不同的反应。生理上出现心跳加速、肌肉紧缩、恶心反胃、口干舌燥冒冷汗等；行为上会限制焦虑者的活动能力、表达能力和处理日常事物的能力等；心理上引起恐惧不安，严重情况下甚至发疯等。
焦虑是当代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但焦虑症就需要审视，凡带“症”的都需要被医治。心理学家公认的其中主要焦虑症分别是：惊恐障碍、广场恐惧、社交恐惧、特定恐惧、广泛性焦虑症、强迫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威廉.詹姆斯说：“对于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莫过于给他自由，然后让他在社会上逍遥，却又视之为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的关注。当他出现时，没有人对他侧身示意；当他讲话时，没有人回应。用不多久，他就能感到莫名的绝望，相对这种折磨，残酷的体罚将变成一种解脱。”
人们常说“走自己的路，让他人去说吧！”这句话的重点在于他们依然在关注自己，幽默的人会充满自信，就是因为他在为他人带来欢乐的同时，也获得了他人的赞扬。另外，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底线，不要为了别人的曲意奉承而自鸣得意。
很多人羡慕小孩子，没有太多的忧虑，或者说真正的忧虑，孩子的烦心事和成年人的忧虑是两码事。成年人常说现实很残酷，而正是这种所谓的残酷让我们常常忧心忡忡。
1848年，威廉.萨克雷在《势力人的脸谱中》如此描述：“二十五年来，势力者延伸到英伦的每一个角落。现在，在这个所谓的日不落帝国里，你随时随地都能碰到一群势利鬼，并一眼就能认出他。”
在《追忆似水年华》一书中，身为中产阶层的叙述者前往一家高级的餐馆等待他的侯爵朋友。他先到了餐馆，因为穿着寒酸，结果被安排在一个不起眼的旮旯处，而当他的侯爵朋友一出现，叙述者的地位马上提升。
实际上，餐馆经理根本就没有改变他极为势力的判断，只不过在残酷的现实标准之内做了一些变通，而大多数人们很难有侯爵或王子一样的朋友，所以只能在旮旯角落独享自己的晚餐。
西方近代的发展，物质的进步如此令人炫目，但让人困惑的是民众对自身身份的忧虑不断加剧。当今美国虽不是自杀最多的国家，但却是发疯最多的国家。
如今流行的同学聚会，不论参加不参加都会造成彼此的忧虑，因为每次聚会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挥之不去的“一无所有”，而这种担忧远胜我们的祖先。
我们生活在一个随时都能经验到不平等的社会，但我们并不嫉妒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但有些人的成功却让我们一直耿耿于怀寝食不安，我们只嫉妒和我们同处同一层次的人。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人人平等的观念属于凤毛麟角，甚至不存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宣称：“显然，一些人天生是自由的，另一些人天生就适合做奴隶。对于奴隶来说，奴隶制度不只是可行，而是无可厚非的。”
尽管基督教教义宣扬平等的观念，即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并不代表鼓励我们在尘世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漫长的历史中，理想的基督教社会是等级森严的教皇制度，直到如今也没有终止。而尘世也当如此，在中世纪贵族对地位地下的人表现出来的态度不叫“势力”，所以只有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势力”才会开始。
在中世纪，如果有人敢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么他们挑战的是造物主的旨意，而非宫廷里作乐人的权威。
十七世纪开始，霍布斯、洛克才开始对平等的理念进行思索和探讨。美国独立后，所有对政治的平等和社会、经济等呼吁在实际方面才得以实现。世代的贵族从此在美国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1778年，拉姆齐发表了《关于美国独立的积极意义》的演讲：“所有政府职位对那些德才之士开放，至于他们的出身和当前的身份并不重要，这个国家的最高执政者也可以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只要他具有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的必要素质。”惠特曼在《草叶集》中指出：“美国之所以伟大，因为那里人人平等，不需要屈从任何权威。”
不过，托克维尔却看到一种“疾病”正在蚕食这个新国家的每个公民的心灵。“美国虽富有，但这种富有并不能阻止他们获得更多，而一旦发现别人拥有自己没有的资产时，他们便坐立不安。”
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花掉一章的篇幅论述“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呢？”他精确地分析了“永不知足”和“过高期望”以及“嫉妒”和“平等”之间的关系。
“虽然世袭的特权没了，与生俱来的财富没了，一个人可以选择任何职业，而且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一项更重要的职业。然而，这纯是一种幻觉，现实的生活很快会让他清醒过来。以前，不平等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因而再严重的不平等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现在平等了，人与人的差异甚少，但哪怕是细微的差异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在这个民族富足的国度里，人们依然有一种莫名的烦愁？在法国，我们担心的是日渐增高的自杀，而在美国则是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
托克维尔决非鼓励人们回到大革命之前，他只是天才地分析了工业及后工业时代，在所谓的民主社会中普遍存在焦虑的缘由。他说：“皇室与贵族的国家尽管有缺点，但在那样的社会中也有一些乐趣是现代人很难想象到的。生活在所谓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对自己的艰难境遇，既无敌对反感之情绪，又无堕落蒙羞之心态。农奴的地位尽管低下，但你不会看到人们的心灵会因此而蒙羞。”
但是，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拆去了所有束缚人们梦想的篱笆。托克维尔写到：“在美国，我遇到每一个人，不管多么穷困潦倒，他们的眼里都写满希望，同时心里无不对富人们的安逸生活心生嫉妒。”而他们的梦想并非空穴来风，毕竟有不少寒门美国人获得过惊人的成就，结果美国底层的人们将现在自己强差人意的生活归咎于期望的泡汤或理想的受阻。
在贵族社会，用托克维尔的话就是“穷人能愉快的生活，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同时也不失自尊。”但如今，虽然少数时代的幸运儿最后能脱颖而出，但大多数人并不能改变自己固有的身份，最后可能会变得意志消沉，轻贱自己同时厌恶上司。
贵族社会让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有一种自在和自由，他们不必将自己同社会中其他人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比照，用现代人的话就是攀比，因此也就没有如今生活在底层人们那种强烈的一无所有和一无是处的焦虑。
詹姆斯认为：“减少对自己的期望会使人如释重负，这如同实现自己的期望一样，倘若一个人在某方面一无是处，而自己仍处之泰然，这将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如果有一天我们决定不必费心减肥，也不再为青春难驻而烦恼，我们的生活该有多愉快呀！”
我们给自己增添一份期望，就增多一份负担，虽然也可能给自己多增一份自豪。然而悲哀的是西方社会并不鼓励人们降低自己的期望，或坦然面对自己实际的状况。至于贫穷和卑微，更不为社会所不待见。曾几何时，西方人们将苦难当成他们重要的精神支柱，而非现代焦头烂额的源头。
相反，社会的风向标总是在催促我们追求那些我们无法想象的东西。而只有那些相信永恒的人，他们才会认为现世的成功不过是永恒中的昙花一现，这样的人生才值得羡慕，但又屈指可数。
十九世纪开始，一些白手起家的英雄自传很快就充斥了书架，这些书一方面让读者热血沸腾跃跃欲试，另一方面也无意间让读者沮丧不已。
在《国富论》发表之前，卢梭对现代社会出现的不安就论证过，该书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相比亚当斯密对现代社会优越性的看法，“就连最下等的贫穷劳动者，只要勤勉节俭，也比原始的野蛮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礼品。”卢梭对原始人表达出的则是羡慕。
卢梭认为：“财富并不代表占有物的多少，而是拥有多少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相对于人们的欲望，任何时候不管我们占有的财物多么丰富，只要我们还在追求某种我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们就他谈不上富有。相反，我们总是满足于我们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不管我们实际占有的东西多么匮乏，我们是富有的。”
卢梭论到使人变富的两种途径：“要么给他很多钱，要么限制他的欲念。”现代社会提供了前者，但我们却感受越来越穷，因为现代社会在想要和能够得到的东西之间竖起了一座永远无法填满的鸿沟，即实际和理想的差距愈来愈大。而原始人可能只要有一块可以遮住他们头顶的天，可以填饱肚子的坚果和一把破木“吉他”就可以。
詹姆斯希望降低我们的期望，而卢梭则是让我们学会自足常乐。相反，现代社会鼓励人们追求一切，所以尽管我们十分富有，但却终日焦虑多愁。或者说，吃饱撑的没事找焦虑，而穷乐呵现代人简直无法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