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事都有两端，此两端各成一极端，在两极端之中间称之为“中”。所谓“中”，并非折中，而是两端之过程。中国人的人生没有极端，不像西方上帝绝对善，在中国即便圣人亦不能百分之百为善，因此基督教极其看重两个极端，而我们的文化中则看重在此两极端之间的过程。
除此之外，中庸两端也非西方两端绝对对立，从“愚不肖”到“知能行”虽距离很长，但只要心向善，虽出发的时候靠近“恶”，只要动一步或一念向善，既为善。相反，尽管出发时可能靠近“善”，但动一步或一念向恶，既为恶。
靠近善恶指的是出生时的家庭背景，有生在圣贤之家，有生在土匪之家，因此孔子才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也即是说，即便像周公这样的圣人，如果心里有一念或骄或吝，便可使其成为一个不足观之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庸之道乃是人生每一刹那的一念之心，究竟向善还是向恶呢？
中国人常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依据中庸之道方可理解，否则人难以做到，也就是人的每一刹那都可以向着圣贤一边，或者禽兽一边，这也是为什么君子难独的原因。
在这两个极端上，说人家是禽兽，人家肯定不依不挠，但说是圣人，又担当不起，连孔子都说“圣则吾不敢”，更何况常人呢？但孟子又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非也，此乃中庸之道，是不为，非不能。宋代理学中，朱子就讲圣人难做，陆象山却讲圣人易做，到了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其实道理一样。
人在社会上，职业有高下，人品不应该有高下，抬轿与坐轿，前者尽职就有可能为圣人，后者失职就有可能为禽兽。当然，责任有难易之分，所以难责不能尽，也要退而求其次，孔子不能救春秋，孟子不能救战国，因为天下的责任太大，退而讲道，这就是圣人。所以，诸葛亮才说“淡泊可以明志，宁静可以致远”。
因此，尽小道人人可能，尽大道圣人也有所不能，而中庸之道就是要把“人人都能行之”这一端，直通到“虽圣人有所不能”那一端，可谓是极难亦极易，不难亦不易。
佛教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实际上是中国人将佛教中庸化了。佛教讲要成佛先从菩萨做起，而且菩萨还有十地，即十个等级，要从一地菩萨做起，人的一生根本不够，只能转到来世再继续做，而且此生没做好还可能万劫不复，来生有没有机会都难说。
除了善恶之外，真美亦如此，善恶辨在己，真伪美丑则辨在外。自然科学发展与善恶无关，科学只是增强人们使用物质的能力，至于为善为恶则在人性上。而且科学依然保留一个不可知的端点，运用中国人中庸之道解释，科学也在可知和不可知之中间过程内。所以，科学不能说是由伪向真，或者说科学真理与伪不是对立关系，这都是中庸不走极端的表现。
在中国母亲拜佛，儿子信耶稣，不能说二者的信仰一真一假，而是受到中庸之道的影响，母亲与儿子如果坚持自己信仰的绝对正确，那就是则各走极端。一旦走极端，就会受到严厉抵制，此时真假并不重要，而且宣称绝对的真假，原本就是走极端。既然大家都有可能对，这是不是一种和事佬心态，或滑头主义呢？也不完全正确，个中缘由自己慢慢体会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