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伦在今天的语境下好像只和男女关系有关，但其原意远比这个宽泛的多，凡破坏搅乱人伦关系者皆属于乱伦。乱伦之所以受到鄙视，大概是因为破坏者的行为会被视为禽兽特质，而人伦乃是人和兽的基本区别。
作为维护人伦的士大夫如果看见或知晓而不闻不问，那么他也会被视之为乱伦者。明朝“大礼议之争”之所以闹出那么多人命，就是双方在人伦上谁也不让步。当嘉靖帝之母听说儿子只能喊自己叔母时，竟然不打算前往京城，这倒坐实了反对者对女人的看法“不识大体”。但不论反对者如何引经据典据理力争，年少的嘉靖帝就是无法割舍和父母的关系，说实话嘉靖帝更符合儒家的人伦标准。
简单地说，无论多么高深的义理，只要他违背了基本人情，就属于非礼，而违背父子却是所有伦理当中最基本的人伦，所以孔子才认为不检举自己亲人的人叫“直”，而孟子对舜背弃天下带父亲逃跑的行为也给予极高的评价。
但另外一方面，儒者也给予周公高度的肯定，按说他违背了最基本的人伦之一杀死亲哥哥管叔，但儒家的解释是“大义灭亲”。大义灭亲出自《左传》，讲的是石碏大义灭助纣为虐的儿子石厚的事情。最后《左传》称石碏是一位纯臣，并且《公羊传》和《糓梁传》都对石碏的行为大加赞赏。
《公羊传》不称石碏与石厚的关系为“亲”，而称“敌”，相似的是后世儒家学者称“周公之御寇也”，而不称杀兄。这既属于儒家的“正名”，又带有春秋笔法。儒家伦理下的大义灭亲，更像是消灭敌人。所以如果不“正名”，那么就是乱伦。
周公和石碏亦不同于舜，舜面对的是自己的父亲，儒家伦理以孝为核心。如果兄弟或儿子有错可以大义灭亲，那么父亲有错儿子能不能大义灭亲呢？据《左传》记载的另一件事情就和这有关，结果弃疾既不能大义灭父，又不忍心知道父亲因罪而亡却无动于衷，最后自杀身亡。楚王和弃疾都没有错，然而弃疾之死好像是一个别无他法的结局。
“大礼议”之争探讨的是忠孝两难问题，但在儒家的伦理中，孝永远排在第一位，即便“大义灭亲”也不能灭父，一旦人类最基本的伦理被越过，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洪水将滔天也。随着国家的统一，所谓的忠常常会占上风头，统治者并且还极力提倡所谓的公而忘私，但这不符合儒家的基本伦理。
《礼记》认为：“臣子规劝国君三次而不听，臣子就可以选择离开，但儿子不论如何规劝父亲，父亲就算执意不听，儿子也必须号泣跟随父亲。这一点和今天截然不同，在宗法制度下，家规要远胜“国法”。在石碏大义灭亲的事件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他派自己的家臣羊肩灭自己的儿子，但诛杀国君州吁的则是卫国的右宰丑。
在春秋时期，人们的观念不是天下，石碏首先要忠于卫国，其次才是周天子，而他的家臣羊肩首先忠于石碏。比如晋国权臣栾盈出奔楚国，晋国大臣范宣子下令禁止栾氏的家臣随行，但栾氏的家臣辛俞根本不听命令，对于辛俞来说所谓的“不忠君者处死”的“君”就是栾盈，而范宣子口中的“君”则是晋国国君。
在严格的封建制度下，作为家臣将国家利益放在宗主之上，这属于不道德行为，所以不要以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属于天经地义的事情，宗主的身份要优于君主的身份，而父亲的身份则优于一切。
《孝经》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启蒙最重要的教材，直到朱熹开质疑《孝经》之先河后，人们才渐渐将君主看的比父母还重。因此，南宋之后中国真的进入了大义灭亲的社会，后世更是热衷于譬如包公杀侄儿等大义灭亲的“好戏”。而真正的儒家伦理并不赞扬包公的大公无私，这种人只可利用却不可信任。
所以，儒家的伦理也要区分，先秦和秦汉统一后不同，而宋以后和宋以前也不同。南宋之后，统治者更是将忠视之为第一伦理，而明清之忠根本不叫忠于国家民族，只能是忠于帝王，而这样的忠只能处于私。其结果既少了孝的天然制约，又没有发挥忠的效果，这才叫可悲的时代。
犹太人将十诫分为前后两部分，而孝敬父母在前一部分，和敬畏上帝处于同等地位，或许给我们一些提醒，“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