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现代人一谈到儒家，以为先读《论语》，甚至必读《论语》，其实儒家的经典是《春秋》、《礼记》等五经，《论语》只是小儿科。根据目前考古出土，先秦时期的竹简《论语》只有七寸长，只是五经的三分之一高，两者之间的差距也说明《论语》确实是“小人书”。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的言行语录，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语录都会收集到《论语》当中。所谓“论”，通假“伦”，即有条理的意思，因此“论语”实际上相当于收集的是圣人们有条理的格言。
尽管《论语》属于小孩子的启蒙读物，没办法和五经相比，但学明白了也有用处。如果大家都是文盲，那么学一点《论语》就不一样了。而西汉晚期张禹正是因为教授小时候的汉成帝《论语》，后来加官进爵。
《论语》分为齐论和鲁论，区别是齐论比鲁论多两篇，张禹师从齐论，但汉元帝学的是鲁论，因此汉成帝小时候学的是被张禹删减后的齐论，即鲁论。张禹担心和皇帝不一样，到时候问太子的时候发生麻烦，但自己又不能教鲁论，属于违背师传，所以自己就将齐论多出的两篇删掉，可见《论语》的地位，经书没人敢随便删减，而如今我们看到的《论语》就是张禹的删减版。
正因为《论语》是语录，所以解读的时候需要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否则就会误解孔圣人。很多人因为《论语》的缘故，以为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最有名的莫过于论语当中的“克己复礼为仁”。首先这是颜渊问老师什么是“仁”的问题，所以孔子“克己复礼为仁”是回答他的问题；其次，在孔子看来“仁”是人与人的关系，即所谓的血缘关系。他老人家一生都是围绕“礼”，而“仁”的地位被提高这是宋以后的事情，尤其是《论语》成了和五经并驾齐驱“四书”之后的事情。
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关键还得看“礼”，礼崩的时代就不可能有“仁”，而“克己”也是为了复礼，或者说每一个人都应该首先“克己”，结果就会“复礼”。
《孟子》
如果孔子听到孟子讲“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他老人家一定会频频点头。所谓的礼乐制度，就是通过各种繁文缛节维护一个“亲”字，即血缘关系。在这里不需要高尚的爱国情操，也不需要奉献精神，只需要爱你的父母就可以了。道理很简单，一个人若不爱自己的父母，就不要指望他爱其他人。
宗法制的社会效忠不能越级，或者说“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对周天子效忠的只能是诸侯。宋人讽刺孟子“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殊不知如果孟子直接效忠周天子，反被认为“非礼”。实际上孟子和孔子的时代已经不同了，他可以像苏秦和张仪一样。战国时期的君主对待孟子这样的人，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这也是为什么他比孔子活的滋润的原因，但他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非实用主义者。
战国期间，像孟子这样的人特别容易被供奉起来，但不会有人重用他，而孟子的理想则是希望在实践中能推行自己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他和孔子十分相似“知其不可而为之”。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明明知道不可为，还不如早早放手，为何还如此执着呢？
西西弗斯每一天都在重复同样的动作，中国的神话故事里面吴刚也天天砍伐桂树，中西竟如此相似。在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消磨光阴，而理想主义者也当如此。虽然注定要输，但输出的却是高贵的姿态。孔子一生希望恢复“礼乐”，孟子则是希望恢复“井田制”，他们给人的感觉除了社会责任感外，好像都没有想过个人的前途。
孟子的思想之所以后来大放异彩，或许是因为后世儒家的徒子徒孙们发现了孔子学说的漏洞，孔子在后世不停地被封圣，但没有人将他封神，因此他的地位再高，也不能保佑众生。好在孟子的思想后来被挖掘出来弥补了这个致命的缺陷，即我们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
关于人性的问题，最早应该是告子提出。他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就像水并不会固定流向哪个方向，哪边有缺口就流向哪边。孟子不同意告子的观点，水流方向虽然不固定，但总是往低处流，因此人性和水一样，必有天然之别。
孟子显然很会说理，但二人都有误区，人性和水显然不能类比。如果一定要类比，也有可能是“水性杨花”。何况水往低处走，人性也应该往低处走，那不就是恶吗？
孟子最有名的就是通过“四端之说”来证明人性本善，即“恻隐之心、羞耻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它们分别代表“仁义礼智”的萌芽，暂且不论四端如何？而且四端肯定无法涵盖整个人性，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四端之说”，宋儒们为儒家思想找到了终极依据，并最后打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天理”，否则根本无法和佛教、道教的修行媲美。
宋理学实际上简单的就是两个字“理”和“气”，“理”是规律，“气“是具体的物质。比如人的身体属于“气”，而人性则属于“理”，那么这套伦理是不是就一定能解决人生的终极问题呢？非也，儒家的思想只是解答人生，而非解决人生，因此它始终不能称之为宗教。
《大学》
既然儒家经典有了五经，而且后来还扩展到十三经，为什么还要弄出四书呢？简单地说，五经太难。如果科举考五经，大多人都通不过，但还需要借助儒家的思想愚弄百姓，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四书只是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因此朱熹将四书的难易程度也做了排序，依次分别是《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
《大学》和《中庸》原本就是《礼记》中的两篇，这说明五经中《礼记》还是相对比较简单。《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统称“三纲领”。
接着就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统称“八条目”。
朱熹认为“三纲八目”是孔子讲的，曾子记录的，而后面的文字解释则是曾子和曾子的弟子记录的。但唯独没有关于“格物”和“致知”的解释，于是朱熹自己补充，当时算是胆大妄为，现在竟成了朱子。即便如此，王阳明依然一直和他唱反调。
《中庸》
《中庸》在《礼记》中显得很突兀，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特别适合大声朗读出来。不相信大家一起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语气极其坚定，直接就是结论，根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且“天命”、“性”和“道”都属于高大上的词语。
关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句话，东汉的郑玄和南宋的朱熹看法并不相同，郑玄是从五行中来解释。他认为人性虽然都是善，但秉性不同，就是因为“天命”不同，“仁义礼智信”对应的是“木金火水土”。如果一个人的天命“土”比较多，那么他就会比较“仁”。“土”在空间上对应东方，时间上乃是春季，万物开始复苏，所以是“仁”的特征。像“义”对应西方秋天，收割的季节，因此“义”也代表着行事果断等等。
简单地说，郑玄认为既然任何人都出生在某一特定空间和时间中，而人和天具有感应，因此他生来就具有了偏向“仁义礼智信”的某一方面，和今天的女孩子们通过星座看性格道理一样。但朱熹不这样看，他认为“性”就是“理”，但每一个人“气”不同，结果就不一样，因此圣人才使用礼乐来教化，最后达到的目的我们暂且就叫“中庸”。
如果我们通过故宫里面的“中和殿”来理解中庸，“中庸”比较偏向于功用，郑玄认为“庸”就是“功用”的“用”。一般来说皇帝要去太和殿之前，一定先会在中和殿调整一下，或者说只有在中和殿做好了准备，才前往太和殿。
中庸也是如此，有时候人们的情绪不太好控制，不论好坏都有可能失态，君子失态属于“非礼”。哭不能撕心裂肺，笑不能地上打滚，任何典礼都必须保持严肃，君子的日常生活也当如此。正如《中庸》所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今天的人可能觉得这不就是教人“装”吗？事实确实如此，但也非如此，古人刻版印刷书籍，并非给普通人阅读，我们的错位在于《中庸》原本只是给君王诸侯阅读的书籍，到今天却要求所有人“中庸”，这就会产生理解上的错觉，造成这一困境的正是朱熹，结果中国人开始整体步入中庸，且还偏离了真正的中庸，大多数情况下以为中庸就是“和稀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