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介绍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葛赤峰，民国时期一位新闻工作者。
葛赤峰最有名的两本著作，一是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藏边采风记》，二是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朝鲜革命纪》。两本书在民国时期就曾再版过，同样也是今日研究者常引述的两本著作。第一本书写作者在西北藏区的旅行见闻，第二本写邻国朝鲜的革命历史。
除此之外，学界注意到他的，就是研究土司制度的学者们。很长一段时间，热衷于研究土司制度的起源的学者，说“土司制度”作为一个专门名词出现，是由葛赤峰首次提出。因为葛赤峰有一篇叫做《土司制度之成立与流弊》的文章。不过近来已经有学者对说法进行了反思，并纠正了“土司制度”研究的起源问题。
《藏边采风记》是对藏族研究有兴趣的民族学者常引用的资料，而《朝鲜革命纪》则是对朝鲜革命史有兴趣的历史学者常引用的资料。但关于作者葛赤峰的认识，则还处在懵懂当中。
葛赤峰，有学者写到他毕业于成都的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主要从事新闻行业。抗战以后主要在重庆的中央某刊物任记者，负责撰写报道文章，一般用“葛赤峰”作为文章的署名，但也常用“赤峰”两字。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两本著作外，他也写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时评文章，如《世界和平机构……联合国首次大会》、《英国应先消灭意舰队》等，以及相关新闻学学术论文，比如《什么是新闻自由》、《论以推行社教为主的新闻事业》、《美国为什么有新闻检查》、《今后的新闻事业与社会教育》等，另外还有一些译文发表。除了这些，他对边疆问题的阐述，尤其是西南、西北的民族问题等的研究，是其学术中最重要的一环。抗战时期，他亲赴川滇黔边民族地区旅行考察民族文化，用自己的话说，就是“因为好奇心所驱使，爱国心所激动，不惜脚力，徒步而往，采风问俗，极感兴趣，现在把见闻所得，写成通信，贡献给有志于拓荒的人士期有助于抗战建国的成功”。
一般人们都比较注意他的《藏区采风记》，然而，他也曾在川滇黔边的苗、彝民族中步行采风问俗过，并撰写了好几篇的文章。其中，他自安顺出发，行经普定，顺三岔河而向贵州西北行，到达水城，继续往威宁县城去，并去石门坎，然后出贵州省，前往云南昭通县城以及永善等的旅途中，撰写了三篇的文章，皆记录了行程中的所见所闻，其中相关内容涉及阿卯社会历史文化的笔墨较多，所以笔者较为重视。
这三篇文章分别是《黔滇川边地行》(《边声月刊》1938年1卷3期，59-74页)、《黔西穷陲步行记》(《时代精神》1939年创刊号，127-133)、《滇边巡礼》(《时代精神》1940年1卷6期，117-122页)。
《黔滇川边地行》一文主要描写作者自安顺县城至水城城中一路上的行程及风土人情。
《黔西穷陲步行记》一文主要描写作者自威宁县城至石门坎一路上的行程及风土人情。
《滇边巡礼》一文主要描写作者自昭通县城至永善一路上的行程及风土人情。
笔者目前所能获得就是以上三篇文章。读者可以发现，从笔者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缺少了两段的旅程。第一段是作者自水城前往威宁县城的旅程；第二段是作者自石门坎至昭通县城的旅程。
而在《黔滇川边地行》一文的末尾有“待续”两字，《黔西穷陲步行记》一文末尾也有“待续”两字。就目前来说，笔者未发现作者的“待续”文，可能是舍去没刊发，可能是本身没写，可能是笔者还未找到。
回到上面三篇文章。葛赤峰的这三篇文章中，阿卯的身影常出现在他笔下。当然，当时学人都普遍写作“花苗”。而“花苗”不仅仅指自称“阿卯”的苗族人。不过，从葛赤峰的笔下可以看出，他遇到的花苗基本都是自称“阿卯”的这一群人。如作者自安顺至水城这一段，一路上就是由他所见到的“花苗人”组队护送他前行，因为一路上都随时可能遇到劫匪。他走过很多的苗寨，并在苗寨中停留、吃饭、休息等。他把自己在苗区中的所见所闻都写了下来。有人物的描写，也有地理环境、城市经济、民族风俗等的描写。
从威宁县城到达石门坎的这一段路途中，作者还写了阿卯女学生王毓华陪同他一起前往石门坎。王毓华即嫁给白敦厚的阿卯女学生。作者一行人经过一些阿卯寨子，看望了学校，最后到达石门坎。在从昭通县城到永善的这一路程中，作者一行人也经过苗寨，并见到了光华小学学生以及学校老师等。一路上，他记录了阿卯的弓弩、食物、住宅、喂养的牲畜等社会层面问题，也记录了阿卯的精神面貌问题。
其中，贯穿整个旅程的，就是一路陪伴他的阿卯ji督徒，从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知晓。他写到那些护送他进入水城的阿卯，临别是对他说“我们随时离开，但在耶su里面，仍旧可以联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