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到访石门坎时间考
费良才《杨森两次进出贵州纪要》一文中关于杨森第一次进入贵州境内时这样说到:一九三六年春经行营参谋团调进云南昭通，继又转移到西康省所属西昌、会理及川滇边区巧家、宁南驻防。是年六月，全部由原驻地经云南会泽、宣威进入贵州的毕节、黔西。(费氏一文见《云岩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89-96页》)
在许多的文章里，描写到杨森进入石门坎的时间时，都知道是他在云南昭通的时候的事。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六月他入黔前，他到访了石门坎。也有人说杨森是1934年、1935年到的石门坎，这类说法都是错误的。
作者们大多写杨森到访石门坎的时间时，都只有个大概的时间，比如“1936年”，更确切一点的，则是“1936年春”。
张慧真《教育与族群认同》这样写到:1936年杨森驻防云南贵州边区昭通时，曾率领军部参副人员、球队及卫队六十余人前往贵州威宁石门的村寨和学校参观，并由所率球队与学校师生进行篮球比赛。(见109-110页)
你随意翻看有关于石门坎的论文或者著作，都见不到有谁曾经写过杨森到访石门坎的具体时间。
笔者之前介绍过一篇文章，是当年杨森到访石门坎的“探路队”的队员之一何泽霖所写的《贵州石门坎苗族学校印象记》一文，该文虽然对杨森一行人在石门坎的活动记载得较为详细，但却没有关于他们具体从昭通出发的日期和到达石门坎的日期。
依据费良才的描述，杨森一部1936年6月就离开昭通，前往贵州了，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肯定他到访石门坎时，肯定就是6月之前了。
再者，根据何泽霖的描写，他们到达石门坎时，虽然下雨了，但整个天气还可以，能打篮球，踢足球，没有描写到什么冰雪，所以肯定不会在石门坎的冬天时期进入那里。这样说来4、5月份是最有可能的。
在没有掌握更多的资料前，也只能这么去推算。杨森进入石门坎的具体时间，除了他自己可能记录下之外，当时跟随他一起去的部下肯定也知道。杨森在石门坎短暂的两天(第一天下午到，第二天中午前离开)，看到此地的“国家力量”如此薄弱，于是就留下了白敦厚，让他在此继续工作。
幸运的是，白敦厚还真留下了关于杨森他们一行到访石门坎的具体时间。
白敦厚有篇名叫《石门坎的教会学校》的文章，详细介绍了教会在该地的方方面面。白在石门坎，自1936年始，到1939年终，自是对石门坎了解颇深的。他主要从石门坎的人文地理、教会设施、学校状况三方面介绍了他所知的信息，另外，他也写到了杨森到石门坎后的转变。这种所谓的转变，大概他想说的，就是杨森亲自到了石门坎，看到这里的场景后，变得更加重视起“边胞”的教育和文化。所以，石门坎之行，对于杨森今后实行的“边胞政策”，看来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白敦厚在写杨森时，就透露了他们这一行人到访石门坎的时间:民廿五年春，今贵州省主席，前二十军长杨森将军(字子惠，四川广安人)，率军由川入滇追劫残匪，路经昭通，曾率军部党政工作人员，于五月十一日深入黔西威宁石门坎苗胞教会学校视察，宣示中央政府即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德意……(见《石门坎的教会学校》，《黔灵》月刊1945年1卷3-4期合刊，48-51页)。
由此，我们可知道，杨森一行人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一日到达石门坎。
白敦厚的这篇文章给予了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我相信，他说的话大概不会错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杨森不是“两进两出”贵州，而且“三进三出”贵州。杨森1936年5月11日到达石门坎，第二天中午离去，回到了昭通。更确切的说，杨森第一次来贵州的时间，应该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石门坎的这一时刻。此刻的他，不是奉命调派，而且自己规划的行程。
《石门坎的教会学校》是白氏描写石门坎的一篇重要文章，也是我们今日可以参考的重要资料。相对于他的另外一篇名叫《石门坎的苗胞生活》，这篇就专门介绍了教会在该地的Mission成果及教育成果。
今日阅读之所得，值得记载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