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奋力争取主席团的一席之位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由国民党主导的国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始，会议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才结束。此次会议在学术界上，也被称为“制宪国大”。
国民大会的召开时间一再地延期。到了七月三日国民党的第一百九十六次常务会议决定，“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七月四日，国民政府明令“十月十二日，通告各地代表，自十一月二日起来京报到。”但会期临近之际，“各地代表，已大多数完成报到手续，而共产党、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及民主同盟方面，仍未依据写上所定之国民大会代表人数，提出名单，国民政府遂复将国民大会开幕日期，展缓三日，明令改定于十一月十五日开会。是为国民大会第六次之延期。”（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国民大会实录》，1947年，319页）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一），国民大会第一次预备会议于上午十点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开，孙科为临时主席，洪蘭友为临时秘书长。会议主要针对“主席团选举办法案”展开。会议决定由出席的代表们遴选出五十五人组成主席团。最终选出的五十五名主席团人员中因没有“土著代表”而引起杨砥中等人的不满。
石定娜这样写道：“西南土著民族在‘制宪国大’上都尽最大的力量积极争取政治权利，杨砥中更是在第一次预备会议中大声疾呼关于主席团选举之不公，‘据他对全代表所说的，他们以为往日的苗夷等族今日已改称土著民族，蒙古、西藏既在主席团有其位置土著民族何以不能呢？’他首发出呼声，其他代表争相呼应。”（石定娜：《民国时期黔西北苗夷知识分子的国家认同意识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85页）
西藏、新疆少数民族，乃至于华侨都有自己的主席团代表人员，唯独“土著代表”却没有自己的主席团代表，这令杨砥中等实在无法忍受。
十一月十九日《中央日报》刊登了记者丁放怀对“土著代表”进行的一次访问，其中提到杨砥中等人希望此次国大会议能容纳、听取西南“土著代表”的意见。“……（四）以人口与地区说，土著代表等于代表着两个省份，主席团应该占一席，并且土著民族、语言、风俗、习惯，既与其他各地同胞不同，主席团也应该有一席才好。这一点，昨天有一位贵州省苗夷代表杨砥中，就曾在第一次预备会议中，大声疾呼。”（丁放怀：《国大代表访问记（5）：土著民族代表的愿望》，载《中央日报》，1946.11.19）
贵州省“土著代表”杨砥中作为此次会议参会的一千三百八十二人中的一位，于热闹的大会中，为了西南“六千万”的“土著民族”突然大声疾呼，一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湖南日报》报道了记者粟丰记录下的杨砥中等人为争取主席团席位的过程。“正要进行投票选举之际，贵州代表杨砥中突从楼上扩音器中发出狮子吼，质询主席团中为何无土著民族单位。湖南土著民族代表石启贵起来附和，并大讲一段土著民族史。朱经农此时发言，谓土著民族在组织法中并未规定成另一单位，主席团选举法已通过，不能随便增加一单位。杨砥中听了不服，立时提出反驳‘组织法中亦未规定有共产党、青年党、民主同盟等单位啊！’会场空气突趋紧张，主席孙科连连摸头。此时西康土著民族代表麻顷翁亦从座位跃出，穿着喇嘛服装，有臂外漏，走上发言台。一时电影师、摄影记者，一阵骚动，争取此珍贵镜头……”（粟丰：《国大主席团是怎样产生的》，《湖南日报》，1946年11月29日。引自石定娜硕士论文，88-89页）
杨砥中等人的奋力争取，是否得到了回应呢？在当天的会议上，是没有得到回应的。但此次西南“土著代表”们的突然愤起，却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如不解决，那么对于接下来的会议肯定是不利的。所以召开国民大会第三次预备会议（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三点开始）时，“西康土著代表麻依翁、曲木倡民，云南土著代表孙国藩、张冲，湖南土著代表石启贵，广西土著赵乾兴，四川土著代表阿涅巴登，贵州土著代表朱焕章、杨砥中等请将西南土著民族列为主席团之单位并推定杨代表砥中为候选人”（《国大会议实录》，588-589页），西南“土著代表”们依然在争取主席团席位。
最后，以张代表道藩修书一封，主动申请放弃主席团候选人资格，并提名杨砥中为候选人，经临时主席决定，杨砥中得以进入主席团的结果结束了刚开会就遇到西南“土著代表”们的“诘难”。
显然，这是“土著代表”们坚持争取权利的一次“胜利”。他们团结一心，目的一致，最终在国民大会上让更多人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可以想见，朱焕章与杨砥中等人在国民大会上所面对的艰难形势。朱焕章想必也与其他“土著代表”一样，奋起支持杨砥中，以能争取到主席团的一席之位。
在建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过程中，朱焕章就得到了杨砥中的支持，可以想见，两人之间的友情是非常好的。同为贵州省两名“土著代表”，他们同进退。西南“土著代表”们，以杨砥中为核心，共同在国民大会上积极寻求合作，一起为西南的民族做出努力。
二 朱焕章到达南京时间考
笔者要指出的是，贵州省“土著代表”朱焕章由于晚到，所以并没有参加国民大会第一次、第二次预备会议（会议分别于十八日与十九日召开）。
首先，在国民大会工作人员统计的朱焕章在京通信地址的资料时，有这么一条：
|
姓名 |
别号 |
性别 |
年龄 |
籍贯 |
代表别 |
在京通信地址 |
电话 |
备考 |
|
朱焕章 |
斗光 |
男 |
43 |
贵州威宁 |
贵区 |
第三招待所一〇六号杨砥中代表转 |
（参考资料：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编《国民大会代表在京通信地址表》，1946年，十一月二十日，未标明页码）
上表由工作人员十一月二十日统计，这天与朱焕章一同报到的国大代表有十四人。可见，朱焕章应该是二十日才到达南京。至于为何朱焕章的通信地址填写的是杨砥中代为转交，这点就不得而知了。从《国民大会代表在京通信地址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政府有专门安排住宿的问题，一般通信地址就是自己所住之地。
其次，《国民大会会议纪录》记录了每一次的参会人员。笔者查国民大会第一次、第二次预备会议的参会人员记录时，两次都有杨砥中、石启贵的名字，但没有出现朱焕章的名字。而第三次预备会议的记录中，则出现了朱焕章的名字。（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国民大会会议纪录》第1册，1947年）
依据上面两份资料的记载，笔者认为，朱焕章应于十一月二十日到达南京，故而没有参加十八日和十九日举行的国民大会第一次、第二次预备会议。
想来，当朱焕章到达南京后，便已经提前与杨砥中、石启贵等代表有过关于争取西南“土著民族”权利的交流。二一日下午的会议中，大家就再次提及此事，势要让事情得以解决才罢休。
借用中央日报记者丁放怀的话，“……几位土著民族代表都是很纯真的，他们除了为边胞的幸福打算外，对于今日中国的整个政治情势也紧紧地注意着……”（《中央日报》，1946.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