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柏格理在石门坎办苗民学校时候，就以非洲士人的符号加上拉丁字母，另创造了一种拼花苗语音的文字符号，大小字母共有六十六个，应用很便利，只消几个月就能写读俱通了，柏氏不但用这种符号把圣经译出教苗民来读，还选择了整套用这种符号的教科书，便在各学校中教苗民儿童研读。按文字和语言，都是民族同化的要素，大凡灭绝或离间种族者，必先从语文做起，像柏格理特创一种文字来教苗民，也就可知他的用心所在了。——选自陈国均《石门坎的苗民教育》，原文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十九日的《贵阳时事导报·教育建设》第二十期。本文收录于东旻、朱群慧主编的《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第十二至十四页。
陈对柏格理的所作所为的认识:陈认为柏格理为苗族所做的一切，第一要因便是因为他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领头人”。他认为:柏格理为了为了传教，利用自己的能力，对苗族施与小恩小惠，以此笼络苗族人；为方便传教，柏格理学习苗语，改穿苗服，于苗族人打成一片；柏格理办教育是为“宗教而教育”，为“帝国主义”实行侵略中国。陈认为，柏氏所做的一切，都是强加于苗族身上的“枷锁”，对于苗族社会和文化破坏巨大。尤其他认为柏氏等传教士一起创造的“苗文”，更是“同化”苗族，甚至到了灭绝和离间种族的地步。
陈氏的认识，跟大多数民国时期同时代熟知石门坎情况的人一样，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
所有西方传教士的所作所为都是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
柏格理等都是传教士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侵略中国
基于这样的认识，陈自然而然的认为柏格理所做的一切都是有“阴谋”的，实行的都是在侵略中国的事，不是真正为了苗族而做的。
在陈氏看来，国民政府应该警惕柏氏等传教士的这种破坏中国“国族”统一的行为。政府应该回收教育权，于教会争夺苗族的“认同”。作为国家，收回自己的权利，这算是没什么问题。民国时期的学者乃至政府官员，基本都是这样的认识和看法:
一，传教士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同伙，其所作所为是为帝国主义服务。无论传教士在中国做了什么善事，他们都理解为传教士们“别有用心”。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是说柏氏利用宗教控制苗族人为其服务。宗教在他们眼中，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人民精神的鸦片”。还有就是担心西方列强干涉中国“边疆”问题。
二，他们认为，苗民“蒙昧”“无知”，需要“教化”。由于无知，所以容易被传教士欺骗，从而使得“边胞”与中央、政府、国家不合，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所以，他们认为只有实行“汉化”，才能“同族”。为其如此，才是粉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代之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教导苗民，这样才能使得苗民与国家一心。
人，受其观念的影响和限制，对于问题的看法，总有自己不一样的想法。他们也受环境的限制，认为“这样”才是“对”，而“那样”的都是“错”的。
自民国始，国人对柏格理等传教士的“政治偏见”便一直存在。到如今，多数的研究还基于“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这一“政治正确”的观念，也麻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得以“复苏”。研究石门坎的人也开始渐多，对与石门坎有兴趣的人也很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见多篇研究石门坎的文章于期刊上。他们开始“正视”石门坎及其柏格理等传教士。大多数学者开始从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来评价石门坎的教育“奇迹”。但是，不论他们再怎么积极评价传教士在石门坎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对于从“外”而来的基督教，都是负面评价。基于“宗教是人民精神的鸦片”这一坚定信念，他们对于基督教在其中的作用只有一些片面的认识，没有触及到基督教对苗族人及苗族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学者提出“石门坎教育奇迹”的发生，是汉、苗知识分子及苗族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跟传教士及教会没多少关系。这一基于“意识形态”而得出的结论，现在很难让人信服了，但也依然有人坚信。我想这样认为的人，他们都是基于自己“崇高”的“无神论信仰”和所信奉的“政治信仰”而得出的。
袁伟shi 先生说学术应该是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我很认同这句话。所谓的“政治正确”便是学术王国里的国王，不能违背，否则你就出局。
真正的学术，不是为政zhi 服务，而且服务于自由。只有充分的学术freedom ，才能造就优秀的论文和著作，才能造福与社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wenge 坚冰刚破之时，全国思想刚开始“活跃”，新的知识刚开始从“外面”而来，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和晓得。新思想正在洗涤这片大地。
到了九十年代，真正为石门坎研究作出突破性贡献的，我认为是张坦先生的《“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这本书不同于以往学者的论述，它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在里面。此书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基督教对于苗族社会文化的影响，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传教士在石门坎中的作用。不同于其他学者，本书作者在肯定了传教士及教会在石门坎苗族教育中取得的成就外，还分析了基督教文化对苗族文化的改变。比如基督教文化传入，改正了一些不良风俗，改变了苗族人的世界观等，还宣扬了爱和平等……在一部分学者的论述中，宗教是“百害无利”，而在张坦先生的著作中，他认识到了基督教对苗族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方面。
没有一本人写的书是完美的，张坦的书也不例外。但他在突破石门坎研究的“政治正确”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书摈弃了“宗教无用论”，抛弃了“唯侵略论”，为石门坎研究走向更加学术的方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自张书后，对于石门坎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开始有更多的学术气息，开始有了更多优秀的学者来研究石门坎及其涉及的问题。
中国目前的环境，制约了学术上达到“王国不需要国王”的问题，而且大多学者只注重石门坎教育问题的研究，缺少了专门对于基督教与苗族社会文化之间的研究。我认为，基督教在苗族中所引起的“变革”还是很有研究的价值与探讨，但这一研究的前提的关键是学术上的“自由”度的增加，而不是受制于“政治正确”的规条。
当然，各学者的研究问题意识和知识结构、信仰等的不同，对于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研究结论，这是正常的。只有不同的思想相互交流，才能碰出“思想的火花”。而不再是运用“唯一真理”来当作评判一切的“尚方宝剑”。
“新时代”的“来临”，新的“领袖”的思想来袭，对于石门坎研究有所冲击。石门坎研究有所回收。改革开放刚破“禁”的情况似乎又开始凝冻。进四十年的石门坎研究，还有许多不足，还有待于更多的学者来研究以及研究问题意识的拓宽。还有需要环境束缚下的“枷锁”打开，这样才能拥有更加多的学术freedom 。
最关键的，我们对于黔西北苗族的研究，还不只停留在“石门坎研究”的问题上，更应该把邻近的苗族社会文化与历史包括起来，更应该用“大历史观”(黄仁宇)的视野来看待这一地域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