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拍同吟】|| 以琳：从《猫城记》看老舍悲天悯人的 文化启蒙思想

《猫城记》之于老舍，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这种成功是与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擦肩而过的遗憾，失败又是生命终结的永逝。老舍自己曾说他的《猫城记》是失败的，但缘何西方人又会因这部失败的作品而预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戴在这位中国作家的头上？而对于老舍，这部失败的作品为何又会成为他无力背负的生命之重？

也许保尔·巴迪先生对《猫城记》的评价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原因：“不能因为《猫城记》文学上的失败而忽略其中所透露出来的社会问题的信息……老舍对社会的关注，更多的是从道德家的角度而不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 【1】

既然这部作品传达了某些社会问题的信息，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回顾一下《猫城记》的写作背景，让时间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段危机四伏的动荡岁月。

《猫城记》于1932年在济南写成。1932年的中国，国民正为专制和独裁的横行所苦，军阀在各自的地盘上作威作福，还强迫饥饿的民众夹道欢迎他们这些所谓保护者，甚至鼓动自己的军队到邻近地区抢劫。而北方地区，每年有近1400000难民从满洲逃进关内，人民群众处在战争的威胁与专制独裁的双重苦难之中，民不聊生。

而校园内，一幕接一幕的惨剧也在不断地上演，正如《猫城记》中所描写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学校长、教授被疯狂的学生非法监禁。

当《猫城记》开始在《现代》刊物上连载后的第二个月，即1932年9月，舆论就披露了北京一批教授控告故宫博物馆管理当局偷卖文物的新闻，舆论一时哗然，当局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贪污事实。

而保尔·巴迪推测，老舍对这些社会现象后面的缘由追问接受了当时国联调查团的结论，即，“把西方的‘新知识’嫁接到一个毫无准备的躯体上是造成中国政治危机的根源。” 【2】

然而，这个“毫无准备的躯体”指的是什么呢？混乱的政治？独裁的黑暗？抑或是盲目的暴力革命？或者根本就是“我祖父敷衍，我的父亲敷衍，我敷衍，那些青年们敷衍” 【3】的国民性？国联调查团没有说明，而老舍却试图说明它，于是，诞生了《猫城记》。

1932年，也是老舍在英伦度过了五年教书、读书、写作的岁月后回到混乱不堪、强敌环伺的祖国不久。此时的他对现实政治和国事民瘼的关怀已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那就是以“他者”的眼光重新打量自己曾置身其中的古老文明，对其进行文化反观的新视角。同样，《猫城记》的形式和叙述方式也深受英伦文学的影响。

《现代》杂志的编者施蛰存先生曾回忆，老舍在信中曾说过，《猫城记》是受了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影响。在《猫城记》中，我们看到老舍与乌托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关联，这种关联是建立在老舍宗教体认和宗教情怀的“前理解”基础上的，也许，“舍予”之名是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在老舍笔下，猫国最终亡国灭族，连一点希望都没有存留，使我们感受到“末日审判”的颤栗，这里有着西方文明的决绝和彻底的精神文化内涵，但我们又分明感受到深切炽热的爱国情感。在作者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关照中，这种对社会的全面揭露和否定，只为催国人猛醒。

老舍后来在《我怎样写<离婚>》中指出：“《猫城记》是但丁的‘游地狱’……”。 【4】而但丁之《神曲》被老舍认为是使其受益最大的作品。老舍在《猫城记》中对《神曲》的接受采取了以思想性为主、艺术性为辅的方式。其艺术性的接受表现在对其幻寓形式的借鉴上，而对其思想性的接受则表现在一种深刻的反省精神的继承上。但丁将伪善的主教打入地狱，而老舍让猫城彻底地毁灭。如果说但丁是神学的反省，老舍则是文化的反省，他们都是彻底而决绝的。在此意义上，《神曲》给予老舍的，是一种可贵的“灵的文学”的感召。

卢梭《爱弥尔》的教育思想也在《猫城记》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即把儿童问题作为思考国家民族命运的出发点。但老舍虽然在精神本质上接受了卢梭的儿童观念和儿童教育思想，却又采取了与卢梭在假定世界中通过爱弥尔的健康成长从正面表达自己理想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老舍是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幼小生命的被扭曲从反面表现自己的理想，因此，老舍的《猫城记》是讽刺的。

《猫城记》出版单行本后不久，便出现了正反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及至到后来，老舍本人也看自己这部作品为失败了。这是因为《猫城记》从科幻、传奇、谴责小说借鉴而来的文本形式，及至从从容、幽默转向讽刺的叙述风格上的迥异，还有突破以往描摹市井风情，而选取宏大军事外交题材，对社会各领域进行全景式描写的视角转变。这种转变让人们看到一个另类的老舍，但透过《猫城记》那些充溢着悲观与绝望的情感宣泄，我们依然感受到那颗蕴涵着沉痛悲悯之情的丰富心灵。

科幻、传奇、幻寓使《猫城记》披上了荒诞的外衣，但它的内核依然是现实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发生在猫城的好多事件，都在中国的土地上有着它的影子。这种时空的错位，除了使故事“陌生化”，从而实现一种话语策略以外，它还传达出作者观察视角的悄然改变，它暗示了老舍将自己的国家民族与西方国家作比较的尝试。而这种视角变化，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理念上的更新。老舍也开始用西方的价值理念来关照和审视古老而脆弱的民族文化，老舍的心里布满了绝望的阴霾，他试图用感伤的文化构想来描画一个理想的现代中国。

在猫城里，老舍放大了尘世间的种种弊端、黑暗、残缺、压抑和匮乏，它们与现实世界构成了双重世界的关系，小说中的观察者又与理想的世界构成了双重关系，这种强烈的对比使我们看到作者源发于基督教信仰而来的毁灭与新生的激情。那个绝望的、没有一丝出路的猫城，像在上帝末日审判的白色大宝座前毁灭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强烈的爱国之情又让作者将这一切付之笔端，汇流成汹涌滔天的爱之激流，撞击出对一个理想世界的热切向往，犹如基督徒对天国的盼望，那似乎并非幻想。

假如说，阿道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对于死亡了的传统人文文化还抱有一丝温情，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秉承了自由对于个人的信念的话，那么，老舍的《猫城记》则是二者皆可抛的颠覆性表述，这是来自强大道德力量的颠覆。

乡村里的劣绅、街面上的庸众、官场上的群丑、校园里的暴徒、儒林中的败类、军队里的懦夫……在这里，一切合乎一般公众价值观的东西都被颠覆，失去了全部的意义。这是一种笑谑、一种讽刺，然而这种笑谑和讽刺是双重性的，它也指向笑谑者、讽刺者自身。在《猫城记》里，观察者和叙述者成为唯一被取消者，只是因为他显示了一种可能的空间，因为他来自异域，他的身体里流着新鲜的血液。这种取消表达了什么？是一线希望？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渴望？抑或是来自天国的等待——人类可能变得更坏，也可能变得更好？

老舍因《猫城记》获罪，也许是因为其中“大家夫斯基”、“马祖大仙”、“红绳军”等等意象的存在。的确，它们是有一定的政治抨击意义，但深藏在老舍内心令他揪心痛肺的却是蕴藏在这些意象后面深层的文化伤痛。

一个没有城门的猫城，它里面蕴藏着的是一种闭塞、凝滞的民族文化。这是一个“我祖父敷衍，我的父亲敷衍，我敷衍，那些青年们敷衍。”的颓废世界，就连那些被称为民族希望的儿童们，“脏、瘦、臭、丑”也成为他们的外在特征，而这种特征下所昭示的是一个内心不健全、信仰虚无、价值理念模糊的民族性，这种让人看不到希望的民族性在猫城的儿童们身上一代代传承，它便变成了绝望，一种无力挽回的绝望。正是在这样一种绝望的文化关照下，猫城最终走向了毁灭。在这里，我想说，与其说老舍是在抨击政治，不如说他是在鞭挞文化。老舍先生始终都是站在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坚定立场上言说着他的文化关照的。这是一种道德家的视角，而非史家的视角。

然而，即便是借用荒诞的异域幻想包裹起来的道德家的文化关照，在三十年代的接受视野日趋危机的政治情形下，《猫城记》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都超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承受力，老舍先生也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原因也许就在于，人们从猫城的“哄”里读到了对国共两党内战的隐射，更有“红绳军”、“大家夫斯基哄” 等等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隐射意象。为此，老舍先生在《猫城记》发表仅仅五年后就不得不连篇累牍地写检讨书，他开始为这部作品感到深深的懊悔，自称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但正是这部“失败的”作品，却深刻地揭示了民族落后的症结。老舍先生不仅在作品中用一种近似绝望的挣扎进行了民族种性的拷问，而且开出了民族自救的药方：以教育和立人恢复人性，再从文化的复兴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

可以说这种疗救方案实际是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传统，但老舍的突破在于，他并不看好五四一再强调的冲破一切束缚和鲜明决绝的“个性”态度，他所关注的是由群体的自觉所体现出来的国家观念和自尊自信的民族意识，这是他独特的关怀视角和解决方式，这里彰显的是他在重建国民性上与五四先驱的重大差异。老舍先生对市民群体的弱点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深刻洞见，几乎是一种“执拗的偏见”，正是这种“执拗的偏见”使老舍先生始终都延续着他一贯的文化启蒙主题，而这一主题之所以深刻，乃是因为，时至今日，当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迷思如过眼烟云在历史的天空划过后，尘埃落定，我们面临的依然是“新启蒙”的问题。尽管有所谓的后结构主义者和全球化商业话语论者，企图用大众的主动性来消解精英话语，但无可否认的是，文化启蒙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本土现实。

老舍，始终是一位有着明确文化担当意识的作家，对文化使命的坚守是“老舍文学”一贯的深层底色。

早在南开大学教书之时，老舍就曾在学校的国庆纪念会上有过一段对文化担当的深层领悟。他把“双十”解释为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须背负起破坏、铲除旧文化的十字架，同时还须为创造新社会与新文化再负一个十字架。这就是老舍，一个背负着文化十字架的思考者与践行者。

在老舍一生的创作时光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在英美度过的，这些异域的文化体验给了他独特的思想感受和情感冲击。当他踏上英伦的土地时，全方位的文明落差的刺激就向他袭来。他开始了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存的文明古国的视阈去发现和理解眼前新文明的历程。在这里，他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建构起了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个性，使他能够以“他者”的眼光重新打量自己曾置身其中的古老文明。文化反观的视阈一经打开，对国民劣根性的强烈批判就几乎贯穿了他的全部作品，《猫城记》也不例外。他的文化心理机制和特异的思想历程，使他自觉地从文化层面去观察描写人物，探讨民族命运，指向“文化改造”的预定主题，中西文化及国民性的比较成为了“老舍文学”的核心构架。

老舍在以“文化”分割人类世界的同时，也自觉地指向“文化改造”的主题。他从两个方面去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他从文化自身的更新改造着眼，探究这种文化传统的消极意义，由文化现象透视中国人的精神弱点。另一方面，改变中国的贫困、积弱，必先促生新的国民人格，这首先依赖于国民国家意识的产生。这一点在《猫城记》里那个为国家抗争到最后一刻的大鹰和小蝎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点点希望，然而大势已去，这两个有着一点国家意识的国民不得不走上杀身成仁的道路。

老舍从“人”入手进行着他的文化思考，他以特有的英伦体验去发现英国人身上那种我们的文化里面不具备的文化性格：对事认真、国家意识、独立精神等等，在老舍看来，这正是中国社会所普遍缺乏的，可以视其为中国之所以落后的终极根源的文化性格。

老舍先生秉承了思想启蒙的题旨，从文化层面对他所处的时代做了精妙的描写和表现。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乃至他的真价值和世界性的影响，都在文化层面和由文化所派生的国民性的开掘上。

老舍以他特异的风格著称于世，他以最独特的方式感知自己，同时也就感知到了一个独特的时世，从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

当我们再次捧读《猫城记》这部被老舍先生自称为“失败”的作品，掩卷长思，我们的灵魂便不得不叹服于他那惊人的道德眼光和心理深度。作者那种“执拗的偏见”使我们不能不面对我们自身文化的极大缺憾，不能不将审视的眼光投向我们的内心。直到今天，自省与反观依然是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以及自我改造的必要视角。在这一点上，《猫城记》无疑是具有深刻的预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