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可谓是中国古代最大的贪官，虽然他很贪，但他也有不贪的原则，倒不是他良心受到谴责，而是因为一旦没有原则的贪，什么钱都往家里拿，他就无法将贪污的事业做大。不贪是为了更好的贪，他是真正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先说第一个不贪，和珅办不成的事情绝对不收钱，如果收钱办不成也会退款，这为和珅赢得可很高的信誉。尽管很讽刺，但却很真实，也很现实，要知道有很多贪官都是拿钱不办事。因此，当时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和珅，尤其是那些比较棘手难办的事情。尽管价格高，但收益也高，而这样的事情风险也高，找和珅办成的概率最大。
和珅第二个不贪，就是朝廷的赈灾救济。历史上的贪官一般都好贪这一口，而且是层层剥皮，朝廷救济的可能是一石米，到老百姓手里可能就会变成一两糠秕。和珅也不是因为同情受灾的百姓，而是知道贪污朝廷的救济最容易引火上身，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就不至于所谓的造反，但如果发生横竖都是死的情况，就容易逼上梁山。退一步讲，即便灾民不走极端，民怨也会传到朝廷里面，朝廷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拿贪污的官员来平息愤怒。
朝廷赈灾的目的是为了秩序，贪污这样的钱财相当于制造更大的混乱。和珅深晓这个道理，贪污再多的钱，如果发生社会动荡，甚至引发混乱，别说贪污的钱，自己的命都很危险，一旦命都没有了，钱有什么用。贪污是为了更好的享受，一旦动乱，就很难做到自保，更不要说享受。
和珅第三个不贪科举的钱，作为历史上的贪官之王，他做任何事情都会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但他不能让皇帝看出自己的心思，甚至误导皇帝相信他是一个从朝廷利益出发的官员。唯有这样，才能赢得皇帝的信任。只有赢得皇帝的信任，才有兜售权力的机会。和珅不仅不贪污科举的钱，而且也不会向科子们索贿，他甚至在科子们的心目中还是一位难得的维持公正的好官员。
和珅虽然不贪科举的钱，但他却收买了科子们的心，这种格局不是一般贪官可以学得来。贪官往往都被眼前的利益所驱使，和珅则是“放长线钓大鱼”，他不只是为了眼下，而且还为将来布局。
中国古人将“盗亦有道”，盗窃肯定是罪行，但盗窃者也要有底线，不能什么都盗，也不是什么人都盗。比如：祭祀与丧葬之物不能盗，贫苦人家的活命钱不能盗，忠义孝悌之信物不能盗，官印、兵符国之重器不能盗；不能盗孝子与节妇，不能盗忠臣与义士，不能盗贫苦的读书人和僧人道士，不能盗孕妇、孤寡老人与残疾人。一旦他们突破这个底线，就连同行都看不起他。
贪官肯定不好，和珅则是一个少有的“有原则”的贪官。最坏的贪官就是不管什么样的钱财，全部都要塞进自己的兜里。不存在该不该拿，也不存在“有所不为”，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有所为”，权力只是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而只要有权力寻租的问题，贪污就不会绝迹。
如何遏制贪污？一方面需要提高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另一方面在法律方面加大打击的力度。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对贪官的惩治都非常严厉，但不一定效果最好。比如明朝，主要以宦官集团为主，像王振、刘瑾、魏忠贤等权宦其贪污腐败问题不亚于后来的和珅。
史学基本上认为主要和明朝官员的俸禄较低有关，事实上明朝前期大多数士大夫很少贪污，但中后期因为俸禄不足、监察失效和党争加剧等，共同催生了 “无官不贪” 的局面。但大多数士大夫仍然被认为是“清流”，而非“贪官”，因为他们仅靠俸禄甚至都无法维持办公与生活开支，“灰色收入”也成为朝廷默认的收入方式，而像海瑞这样连“灰色收入”都没有的官员确实比较罕见。
中国贪官比较少的朝代应该是北宋，主要原因是“高薪养廉”。不过，北宋末期，还是涌现出一大批臭名昭著的贪官，比如蔡京、童贯、梁师成、高俅和贾似道等。这些贪官多数都是依靠皇帝宠信发迹，其贪腐行径往往得到皇帝默许，本质是 “皇权腐败” 的延伸。
北宋前期和中期贪官较少的原因除了“高薪养廉”外，还有就北宋“重文轻武”，并渐渐形成了“以廉为荣、以贪为耻” 的良好风气。士大夫们格外看重名节，即便是王安石、苏轼等政见不同的官员，也均以清廉自持。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北宋惩治贪官的法律虽然不像其它朝代严酷，但在执行方面却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确实不避权贵。宋太宗时期，宰相赵普的亲信因贪腐被查处，赵普本人也因包庇贪腐官员被罢相。
历史会给我们一些启发，但能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那是另外一回事。贪污主要是基于人的本性，权力只是将这种本性显露出来。现代文明普遍的共识，就是通过各种制度约束人的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