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也存在普遍规律，那么改朝换代算是其中之一。在新旧朝代更替中，总是有一些人宁愿选择死，也不愿意选择在新朝廷中效力，更不要说苟且偷生，这些人大多数都会被认为是古代忠臣的典范。比如我们熟悉的文天祥，尤其是要为作为游牧民族统治的元朝效力，其宁死不屈的壮举更是被历史一直歌颂。
先秦时期，伯夷和叔齐因“不食周粟而饿死”。孔子在《论语》中称赞二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将其视为坚守气节、忠孝两全的典范；孟子也将其纳入“古之贤士”之列。按照我们的思维，周武王的统治比商纣王要好，伯夷和叔齐是不是有点死脑筋？但在《采薇歌》中，他二人抒发“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我们或许多少能理解他们的选择和坚守。
秦朝在中国的历史统治时间非常短暂，大多数人的思维依然停留在战国期间，但依然有人不食汉禄，最经典的莫过于田横和五百壮士。还有赵佗建立南越国，沿用秦朝制度，拒绝入汉，后在汉惠帝时期，因汉朝国力强盛双方达成妥协，赵佗才名义上臣服汉朝，但仍保持南越国的独立。
公元九年，王莽建立新朝，西汉王室成员不同意加入者大有人在，不过这个还能理解，但也有像扬雄这样的人不依附新朝，辞官隐居，专注著书立说。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刘备以汉王室之后匡扶汉室，也算是“名正言顺”，而曹操就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作为曹操手下的荀彧，被誉为有“王佐之才”，曾任东汉尚书令。荀彧明确反对曹操并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因此猜忌荀彧，派人送给他一个空食盒，荀彧明白其意，即“无汉禄可食”，他服毒自尽，以死表明对东汉的忠诚。
另一位忠于东汉的名人叫管宁，他始终拒绝曹魏征召，以“东汉遗民”自居，与自己早期“割席断义”体现的“不慕名利”人格一脉相承。
公元256年，司马炎篡魏称帝建立西晋王朝。三国很多人不满司马氏篡权，依然秉持儒家名节等原因，拒绝为西晋王室效忠。西晋灭蜀后，晋武帝司马炎多次征召李密入朝为官，李密以“祖母刘氏年老多病，无人奉养”为由，上书《陈情表》拒绝。直至祖母去世、守孝期满，李密才被迫入仕西晋，但始终低调，未参与核心政治。
另一位蜀汉秘书令郤正，蜀汉灭亡后跟随刘禅迁至洛阳，西晋多次征召其为官，郤正始终以“蜀汉旧臣”自居，婉言拒绝，专注整理蜀汉历史文献，以“著书明志”的方式表达对西晋的不认同。
嵇康更是坚决拒绝司马氏的征召，公开反对司马氏的虚伪礼教，后因得罪司马师的亲信钟会，被诬陷处死，临刑前弹奏《广陵散》，以死明志，拒绝与西晋同流合污。
阮籍虽被迫担任西晋的散骑常侍，但“口不臧否人物”，常以醉酒避祸，始终不参与西晋政治决策，以“消极避世”的方式表达对抗司马氏。
东吴名将陆逊之孙陆机和陆云，东吴灭亡时二人年少，后被迫入仕西晋。陆机曾任西晋平原内史，虽在西晋任职，但始终以“东吴遗民”自居，著《辨亡论》追忆东吴兴亡，暗含对故国的怀念与对西晋的疏离。后因卷入“八王之乱”被杀，临死前感叹“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流露出对江东故国的眷恋，本质是“身仕西晋而心不效忠”。
公元420年，刘裕篡西晋建立刘宋，南朝开始。东晋名门谢氏后裔，谢安族孙谢朓，南朝宋齐时期文学家（“竟陵八友”之一），曾任东晋太尉参军。刘裕篡晋前夕，谢朓因不满刘裕专权，密谋拥立东晋宗室，事泄被刘裕逮捕。狱中拒绝认罪，试图自杀殉节（未遂），后被赦免，但终身不仕刘宋核心官职，以“文学避世”表达对东晋的忠诚。
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但依然有人忠于前朝，比如袁粲和刘秉：前者是南朝宋名臣，出身陈郡袁氏（顶级门阀）；后者是刘裕后裔，宗室重臣。萧道成权势滔天，意图篡宋，袁粲、刘秉在石头城起兵反抗，号召 “捍卫宋室”，因门阀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兵力单薄，最终兵败被杀。
萧衍篡齐后，大肆诛杀南齐宗室，萧子恪逃亡后被赦免。他拒绝出任梁朝核心官职，终身以“齐室遗民”自居，闭门著书，不参与梁朝政治。
侯景之乱后，梁朝分裂，陈霸先在江南拥立傀儡皇帝，后篡梁建陈。王琳以“匡扶梁室”为旗号，率军对抗陈霸先，曾一度拥立梁元帝之孙为帝，延续梁朝国号。兵败后，王琳逃往北齐，仍以“梁臣”自居，最终在与陈军的战斗中战死，是梁朝灭亡后最坚定的效忠者。
陈朝灭亡前，徐陵已病逝，但他的儿子徐俭继承父志，拒绝隋朝征召，隐居于江南，以“陈朝遗民”自居，终身不仕。萧摩诃因“不降隋而死”，鲁广达则“恸哭而亡”，均为武将忠烈的代表。
甚至被称为“狎客”的江总，陈亡后被隋封为上开府，但他深感愧疚，在诗文中多次抒发对陈朝的怀念，如“万里悲无国，千生惜未休”。他晚年闭门谢客，以著书反思亡国之过，属于“失节而终悔”的代表。
南朝深受儒家孔孟思想的影响，虽然宋齐梁陈都很短，但都有除皇室外依然忠于前朝的人。北朝作为游牧民族统治，虽然不同于南朝儒家式的忠诚，但亦有自己的特点，即兼顾“王朝忠诚”与“民族认同”。
公元534 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标志着北魏王朝的实质灭亡。中国古代最牛老丈人独孤信，他以“弃家千里奔主”的事迹成为北魏忠义典范。孝武帝元修因与权臣高欢决裂，决定率部西入关中投奔宇文泰。
北魏中期太武帝拓跋焘被权阉宗爱弑杀后，满朝官员不敢作声，唯有陆丽单骑闯入叛军控制的皇宫，冒死救出太武帝之孙拓跋浚，在箭雨之中将其护送出重围，助拓跋浚登基为文成帝。陆丽虽然不是朝代更替后忠于前朝的人，但绝对是忠于北魏的人。后来因反对冯太后干政，遭诬陷以“谋反”罪名入狱，最终饮鸩而亡，非常可惜，而且全家 47 口同日遇害，其忠心被《北史》评价可比伊尹。
高欢之子高洋后来篡东魏建北齐，高敖曹始终以“东魏臣”自居，拒绝依附高氏家族，最终在与西魏的战斗中战死，临死前仍高呼“大丈夫当死战场，岂能死于床榻”，体现汉族武将对东魏的忠诚。
王思政是西魏名将，宇文泰篡西魏建北周前夕，他镇守颍川，抵御东魏大军围攻。粮尽援绝后，城破被俘，拒绝投降东魏。
北周灭亡前后，面临杨坚篡权的局面，很多人以死效忠北周。尉迟迥作为宇文泰的外甥、北周柱国大将军，反抗杨坚篡权的核心人物，堪称北周最悲壮的忠臣。在与杨坚的战斗中自尽身亡，用生命践行了对北周的忠诚。
颜之仪他以文人的铁骨坚守忠义，更是“尽忠报国”一词的践行者。周宣帝病逝后，刘昉、郑译等人伪造遗诏，想让杨坚担任丞相掌控朝政。颜之仪一眼识破伪诏，坚决拒绝署名，还厉声斥责众人 “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后来杨坚索要天子符玺，他也正色拒绝，称符玺乃天子之物，绝非宰相可随意索取。杨坚虽大怒欲杀之，但因颜之仪深得民心，最终不敢动手，仅将其贬谪。他始终未向篡权势力妥协，守住了对北周的赤诚。
公元618年，宇文化及发动江都兵变弑杀隋炀帝，李渊随后称帝建唐。宇文化及谋反前夕，麦铁杖察觉禁军异动，预感大事不妙，对儿子说：“我受国恩，今死是矣”。兵变爆发时，他手持长刀冲入叛军阵营，连杀数十人，最终身中数箭而亡。
兵变爆发时，独孤盛正在宫中值班，听闻叛军攻入，来不及披甲，仅率身边数十名侍卫冲向叛军。他怒喝 “贼敢作乱邪！”，与叛军拼死厮杀，最终寡不敌众，被乱刀砍死，他是江都兵变中最早殉难的忠臣。
江都兵变时，虞世基随侍隋炀帝身边，叛军攻入行宫后，他拒绝投降，怒斥宇文化及“弑君逆贼”，最终与隋炀帝一同被杀。隋炀帝被杀后，杨义臣率部驻守黎阳，听闻国亡君死，痛哭流涕，从此一病不起。他拒绝投靠任何军阀，临终前嘱咐部下 “我身为隋臣，不能救社稷，死有余辜，勿以我尸降唐”，最终忧愤而死。
李渊起兵反隋后，派军围攻河东，尧君素率领城中军民坚守不降。李渊多次派人劝降，甚至派来尧君素的妻子，劝他“天下已亡，孤城难守”，尧君素却对妻子说：“我是隋臣，守义不降，你若不走，我便杀你”，妻子痛哭而去。河东被围近两年，城中粮尽，士兵甚至煮战马充饥，仍无人投降。最终尧君素被部下刺杀，城池才被攻破。李渊听闻其死讯，感慨“君素，天下之忠臣也”，下令厚葬。
唐末忠臣大致有三种类型：武力抗争派（李克用、李筠），以军事手段对抗朱温； 死节明志派（裴枢、司空图），文臣与士族以死或隐逸坚守名节；割据延续派（王建、杨行密），藩镇以割据方式保留唐朝象征。
五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文臣忠臣很少，大多数都是一些武将，而且多数忠臣效忠的是君主的知遇之恩，而非王朝本身，如王彦章忠于后梁、韩通忠于柴荣。
五代时代最具有争议性的是冯道（882年－954年），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泊头交河镇）人。他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还曾短暂效力于契丹，先后侍奉十位君主。既因打破“忠臣不事二主”的传统被后世儒生痛斥，也因乱世中务实治国，守护文化被不少人肯定。
宋代以后，理学兴起，“忠君”成为绝对道德准则，冯道被后世儒生猛烈抨击。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痛斥他“不知廉耻”，不满其在《长乐老自叙》中炫耀历仕多朝的荣宠。司马光更是骂他是“奸臣之尤”，认为他对待君主如同过客，毫无气节，即便有小善也不值一提。这种评价长期占据主流，使其成为“不忠”的反面典型。
苏轼赞他在契丹入侵时的劝谏是“菩萨行”；明代李贽评价他五十年间历经多朝，让百姓免受战乱之苦，是践行“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典范；近代学者也认为，在五代政权合法性薄弱、篡弑频发的乱世，冯道的选择并非投机，而是以牺牲个人名节为代价，换取了民生安定与文化延续，是乱世中的理性选择。
五代最后一个王朝是后周，韩通是柴荣指定的托孤重臣，和赵匡胤共同执掌禁军以相互制衡。他不仅作战勇猛，曾在征蜀战役中被箭射伤手臂，为不耽误战事甚至亲手断腕。他还兼具工程才能，主持过扩建汴京、疏通汴渠等重要事务。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满朝官员多望风归降，唯有韩通立即从内廷冲出，打算组织军队抵抗。结果他刚到街上就被赵匡胤的亲信王彦升追上，最终全家都被杀害。赵匡胤称帝后，为笼络人心，追赠他为中书令，认可其“周室忠臣”身份。
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开封，掳走徽、钦二帝及宗室百官，史称“靖康之耻”。李纲是北宋灭亡前后精神层面的忠臣领袖，其“主战抗金”的主张成为南宋主战派的旗帜，被后世誉为“北宋柱石”。
北宋灭亡后，中原很多人自发组织义军，以“光复大宋”为旗号，对抗金兵统治，这些义士也是效忠北宋的重要力量。其中，王彦和梁兴最具有代表性。
要说中国历史忠臣的代表，无疑是南宋灭亡，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灭亡。其代表人物有宋末三杰：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除他们三人外外，还有大批文臣武将、宗室义士以不同方式效忠南宋。崖山海战十万军民投海殉国，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集体殉国”事件，甚至后人有“崖山之战无华夏”之说。
南宋灭亡后，谢枋得隐姓埋名，流亡福建山区，以卖卜为生，拒不接受元朝征召。元世祖忽必烈听闻其名，强召他入朝为官，谢枋得被押至大都后，坚卧不食，誓不仕元，临终前作诗明志：“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最终绝食而亡。
1368年，元朝灭亡后，既有在抗明战场上战死、自尽的武将文臣，也有拒绝明朝征召、坚守气节的遗民，还有追随北元继续抗明的忠臣，他们以不同方式践行了对元朝的忠诚。
扩廓帖木儿元末核心军事将领，被元顺帝赐名扩廓帖木儿。1368年，明军逼近大都，元顺帝北逃，他入援不及，大都失守。之后在太原遭遇明军夜袭，仅率十八骑突围北走，随后收集残部屯兵甘肃，持续骚扰明朝西北边境以牵制明军。1370年他在沈儿峪与明军大战失利后，逃奔北元和林，被北元任命为中书丞相。朱元璋曾派李思齐前往漠北招降，他坚决不从，始终带领残部与明军周旋，多次挫败明军攻势，直至1375年在哈剌那海之衙庭病逝，是北元初期抗明的核心力量。
陈友定对元朝忠心耿耿，明军招降时，他怒杀招降使者，还将使者的血混入酒中与百官同饮，以示抗明决心。最后被明军押至京都处死，其部将也多有举家抗明、全家死难者。
蔡子英是元朝进士，曾担任行省参政，效力于扩廓帖木儿麾下。元朝灭亡后，他随扩廓帖木儿抵抗明军，战败后独自隐姓埋名躲入深山。朱元璋因赏识其才，派人画像搜捕，最终将他抓获。押解途中遇见汤和，汤和逼他跪拜，他坚决不从，即便被火烧胡须也始终屹立不动。到南京后，朱元璋对他礼遇有加并授予官职，他却上书直言，称不能抛弃旧主投靠新主，否则有失礼义廉耻。后来他常因思念旧主痛哭不止，朱元璋深知其志不可改，便在洪武九年下令将他送出塞外，让他去和林追随旧主。
王翰其家族世代为元朝效力，元灭亡他弃官隐居晋江，始终以元朝忠臣自居，拒绝出仕明朝。他常以诗明志，抒发对元朝的忠贞。洪武十年，明朝征召他的文书送到家中，他不愿效力新朝，又因子女已具备生存能力无后顾之忧，最终选择自杀殉节，以此报答元朝的恩遇。
余阙坚守城池直至弹尽粮绝，最终城池被攻破，余阙不愿投降，选择自刭后坠入清水塘殉国。即便他是明朝的敌人，朱元璋也十分赞赏他的忠诚，后来下诏在安庆为他立庙于忠节坊，以此表彰他的忠烈。
张佶是元朝枢密院属官，也是《北巡私记》的作者。1368年，元顺帝逃离大都北迁时，他是跟随北逃的汉族官员中最有名的一位。他放弃了在中原的安稳处境，追随北元朝廷远赴漠北，用文字记录下这一历程，其著作成为元大都文坛最后的绝唱，也为后世研究元朝灭亡、北元初期历史留下了珍贵史料，用行动践行了对元朝的忠诚。
明朝灭亡和南宋灭亡多少有点相似，都是由游牧民族主宰中原，史可法甚至可以媲美文天祥。明末最出名的是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他三人被称为“明末三大儒”。
顾炎武早年参加抗清义军，失败后漫游北方，终身不仕清廷。他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将“忠君”升华为“爱国”，主张“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的著作《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既是学术巨著，也是对明朝的文化追思。
黄宗羲之父黄尊素是东林党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明朝灭亡后，黄宗羲组织“世忠营”抗清，兵败后隐居著书，拒绝清廷的“博学鸿儒科”征召。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批判君主专制，却始终以“明朝遗民”自居，晚年仍祭祀明朝宗庙，坚守忠义底线。
王夫之曾效力于南明永历政权，目睹南明覆灭后，隐居湘西石船山，著书立说四十年，终身未剃发，始终穿戴明朝衣冠。他的哲学思想影响深远，而其“不改衣冠、不奉清朔”的行为，正是文人“以文化守节”的体现。
1912年，清朝灭亡。这个距离我们比较近的朝代灭亡后，很多人以“满清遗老”自居，除了大量的满人外，也不泛有很多汉人，像我们熟悉的张勋、郑孝胥、罗振宇、甚至包括王国维和辜鸿铭等。
江西巡抚冯汝骙接到起义消息后，关闭府门，拒绝见客，他在书房里写下遗书：“忠臣不事二主。”随后服毒自尽，这是汉官中为数不多的殉节案例。山西巡抚陆钟琦的结局更加悲惨，起义军攻入太原，陆钟琦组织抵抗，巷战持续三天，陆钟琦被乱枪打死，临死前他还在高喊“大清万岁”。
1927年，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湖自尽。遗书中写道：“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很多人认为这是为清朝殉节，王国维的死因可能更复杂，涉及个人情感和学术理念。溥仪后来追谥他为“忠悫”，进一步强化了对“忠”的解读。
除了朝代更替外，那些在朝廷上一直践行忠君报国信念的人，也会被视为忠臣，比如屈原、诸葛亮、岳飞、方孝孺等。朝代更替，新朝廷对前朝的忠臣往往会更加赞赏，他们也晓得忠诚对自己统治的重要性。
人如果是被迫做自己心不甘情不愿的事情，能否获得谅解呢？比如方孝孺明知道自己会被灭九族，最后被灭十族，在这样的背景下他选择所谓的不“忠”可不可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好像被迫也不行，但那些旧朝的臣如果替新朝做事情，是不是一定不忠呢？好像也不一定。
叔孙通是秦朝的待诏博士，精通礼仪制度，后帮助汉高祖制定汉朝宫廷礼仪，规范君臣秩序，极大提升了高祖的威严。“汉初三杰”陈平也是多次换主，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就是“三姓家奴”。
耶律楚材是契丹族后裔，原本是金朝的官员。蒙古灭金后，他被成吉思汗召入帐下，后辅佐窝阔台汗。范文程出身官宦世家，曾祖曾任明朝兵部尚书，他还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却先后辅佐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和康熙四帝。
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观点，叔孙通、陈平、耶律楚材和范文程就是“变节”，但历史好像对他们的评价不是“变节”，而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关键人物。
忠臣的反面是逆臣，就是违背君臣伦理，背叛王朝，或发动叛乱、危害政权稳定等。比如：赵高、王莽、董卓、侯景、安禄山、吴三桂等，当然这些人之间也存在差异。甚至还有一些有争议的人，比如曹操、朱温、袁世凯等。
忠臣忠于自己的君主和君主的指定继承人，包括忠于自己的朝廷，逆臣正好相反，他是有奶便是娘。尽管“忠臣不事二主”容易让人成为逆臣，但有些人虽然不是“忠臣不事二主”之人，但也不是逆臣。他们有一个共性，尤其朝代更替之时，他们仍能以天下仓生黎民百姓为使命。叔孙通帮助汉高祖规范君臣秩序，实际上也是为社会带来了稳定的秩序。
耶律楚材极力反对蒙古贵族“屠城掠地”的政策，主张以儒治国、建议保留农业生产、建立科举制度、完善赋税体系，阻止了蒙古政权的游牧化倾向，保护了中原的经济与文化。假如文天祥和耶律楚材一样，愿意为元朝廷效力，并且能很好的保护或为“南人”争取更多的权益，那和他“留取丹心照汗青”哪一个更合使他名留千史呢？
忠诚之人是人之为人坚持的一种信念，如果不能成为一个忠诚之人，就竭力避免成为逆贼，他是人性的腐化，道德和良知的泯灭。这可能这是历史的意义和价值，一定会去颂扬忠诚之人，而批评逆臣贼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