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代伊始，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正如耶稣一声令下，风浪俱息，新冠疫情也好似按下了全球暂停键，让一切戛然而止。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不仅造成了生命损失、经济衰退，以及身份认同的危机，更引发了人们的深层思考：我们能从这场浩劫中汲取什么教训？疫情过后的生活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在 2021 年 4 月发表的文章《疲惫病毒》（The Tiredness Virus）中给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答案：不会有任何改变。他指出：“新冠疫情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社会长期存在的危机。它让疫情之前就已潜伏的种种病态症状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在韩炳哲看来，疫情及其引发的文化冲击，不过是凸显了一个早已存在且将继续存在的深层问题：现代人不仅因疾病和封锁而身心俱疲，更是被这个永不停歇的社会所深深消耗。病毒或许会削弱我们的大脑和体力，但我们的生活方式却早已在日复一日地侵蚀着我们的灵魂。
出生于韩国的韩炳哲，如今已成为剖析现代人精神困境的重要哲学家。尽管少有福音派基督徒知道他，但他的哲学思想却犀利地解构了后基督教时代人们的诸多信念和行为模式。韩炳哲通过十余部篇幅精炼却内涵丰富的著作，击破了当代社会对自给自足的虚幻想象，迫使人们直面自身的有限性。
探析现代人的自我塑造
韩炳哲之所以不为大众所熟知，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个人选择。这位德国哲学家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他对自己的描述是：天主教徒，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虽然他的著作中较少直接使用宗教术语，但基督教人论的思想内核却贯穿其中。在韩炳哲看来，人的存在意义绝不应局限于无休止地追逐利润最大化或在提升自我形象中耗尽生命。他认为，现代生活的真正危机在于：在所谓“自由”的经济体系中，人们竟心甘情愿地沦为了自我优化（self-optimization）的奴隶。
尽管韩炳哲的研究并非文化护教，但他把我们经常在灵魂中感到的疲惫与我们自愿交托的社会结构和心理习惯联系起来，揭示了上帝对世界的设计是不可避免的。世俗之城虽然摒弃了上帝设计的既定秩序，却难逃陷入存在主义绝望的命运。韩炳哲的哲学著作生动地见证了这种深层的精神危机。
韩炳哲的研究领域涉猎广泛，但他最具洞察力的见解可以概括如下：在当今这个后宗教时代，存在着多个既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的“自我塑造因素”。这些塑造因素涵盖了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多个维度，它们植根于财富、资本主义、科技和信仰等社会认知结构之中。在韩炳哲看来，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因素是：成就型文化（achievement culture）、数字化进程（digitalization）和世俗主义思潮（secularism）。
成就型文化
在韩炳哲众多著作中，《倦怠社会》（The Burnout Society）堪称其最具影响力和奠基性的代表作。他敏锐地指出，当代人所面临的最大困扰，并非源自外部的病毒感染或外来威胁，而是内在的精神崩溃。他借鉴了法国存在主义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论，阐释了社会如何通过惩罚来规训其成员。在此基础上，韩炳哲进一步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成员是如何通过主动的自我剥削来实现自我规训。他指出：“21 世纪已不再是规训型社会，而是成就型社会……其中的成员也不再是‘服从型主体’，而是‘成就型主体’——他们成了自己的企业家。”
在当今社会，传统的道德禁令式语言——“你不可”（Thou shalt not）——已被自我提升式的表述所取代。现代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再是自己“应该”做什么，而是自己“能够”做什么。韩炳哲深刻观察到：“成就型主体看似摆脱了外部支配的桎梏，然而，支配的消失并不等同于获得真正的自由……成就型主体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强制性的自由——即不断追求成就最大化的自我禁锢。”
韩炳哲指出，成就型社会表面上似乎赋予了人们无限自由，因为不再有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应该或不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但这种自由不过是一种幻象。成就型社会巧妙地用目标追求取代了道德准则：自我提升取代了宗教教义，心理咨询取代了宗教忏悔。当代人普遍认为强迫他人信教是不当之举，但企业和各类书籍却理所当然地鼓励人们追求健身、自我关怀和“打造更好的自己”。
“成就型社会”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生活中的诸多矛盾现象。例如，千禧一代和 Z 世代在工作方面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度，法律和社会都在倡导“健康地平衡工作和生活”，企业也越来越重视员工诉求。但反常的是，年轻员工却很少休假，经常在业余时间处理工作邮件，比父辈更热衷于发展副业。这种对更高绩效的执着追求已远超经济需求的范畴。正如韩炳哲所言，这种行为模式已深深植入我们的自我认知：没有成就，生活便失去了意义。
成就型文化从根本上重塑了我们对私人生活与职业身份关系的认知。在成就型文化之外的人往往将劳动视为一项具有特定目的的工作：任务完成即可停止。然而在成就型文化中，自我与工作已然融为一体。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每日必须完成的具体任务，而是必须日复一日地实现和验证的成就型身份（achieving identity）。
数字化时代的人性异化
数字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在韩炳哲看来，数字社会——即互联网、社交媒体及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构成了当代成就导向的文化的上层建筑。随着现代人的人生目标越来越倾向于向外展示自己，我们愈发渴求在线上获得认可。这个虚拟空间为人们提供了展演自我的舞台，无论是发布精心修饰的照片、炫耀个人成就，还是过度分享生活困扰，都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韩炳哲创造性地使用“数字人”（Homo digitalis）这一概念来描述当代网民，互联网生活已经成为人们摆脱默默无闻的一种方式。在其著作《在群中》（In the Swarm）中，他深刻指出：“数字原住民虽然以匿名方式表达自己，但往往都拥有独特的个人档案——并且不断投入精力对其进行优化。他们不愿意做默默无闻的‘路人甲’，而是执着地展示自我，孜孜不倦地追求他人的关注。”
数字化正从心理和政治两个层面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有趣的是，尽管网络空间充斥着对不公正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手的愤怒声讨，但这种网络能量却很难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变革力量。究其原因，韩炳哲认为，当人类的思想和语言被转换到网上时，失去了共同的实体存在，也就失去了实际的团结。他将网络上的“蜂群”（swarms）现象与音乐会、体育赛事等现场聚会进行对比，敏锐地指出：“网络中的数字居民不会聚集在一起。他们缺乏能够凝聚‘我们’意识的集体内在性。他们所形成的，只是一种无实质凝聚力的表面聚集——一个缺乏内在联系的松散群体。”
这些富有哲学意味的论述虽然看似深奥，但韩炳哲实际上是在揭示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深有体会的现象：线上世界与线下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这两个空间虽然并非完全对立，但也绝非同步运转。在屏幕前令我们愤慨填膺的事件，到了现实工作中可能连一丝涟漪都激不起；而那些在实体广告牌上会被我们嗤之以鼻的俗气广告，一旦出现在社交媒体的信息流中，却往往能轻易勾起我们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嫉妒心理。
在韩炳哲的理论框架中，网络群体共同构建了一个“透明社会”（transparency society）。在这个特殊的社会形态中，传统的公私领域界限被彻底消解，人们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身份标识、个人形象和私密信息主动交付给了技术官僚体制。韩炳哲在《信息霸权》（中文暂译名，Infocracy）一书中深入剖析了“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崛起与成就型文化的深层心理诉求之间的内在关联。他指出：“在当今的信息体制下，人们并不觉得自己正在被监视。恰恰相反，他们是出于内在需求而主动暴露自己的隐私。”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现代人既无法独立于网络而存在，又无法在网络空间中维持个人隐私。
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众多基督教学者对科技的批评，往往着重关注技术发展对道德层面的冲击。比如，我们可能会指出愤怒不是一种基督教美德，而互联网恰恰在不断激发和培养这种负面情绪。又或者，我们会论证诸如欲望、嫉妒等人性阴暗面是如何与当前的技术生活密不可分。这些批评角度自有其合理性。然而，韩炳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具洞察力的解释：为什么即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科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却始终无法摆脱对它的深度依赖？这是因为，一旦失去这些技术，现代人就会缺少一种存在感，仿佛自己突然变得透明。在这个时代，发帖已然成为彰显存在的方式，刷屏则成为获取认知的途径。
世俗主义
韩炳哲对成就文化和数字化的批判本质上并非源自基督教视角。他对现代社会的分析更偏重于现象学而非神学层面。然而，在他看来，这两种社会现象都与普遍的意义失落密切相关。现代人之所以沉溺于成就型文化，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再从宗教中获取生命的意义，而是转而通过个人产出来证明自我价值。数字化则成为了这种成就型文化宗教的某种礼仪表现形式。在这个以绩效为导向、由数字媒介主导的现代世界中，超越性的意义正在逐渐消失。
在《仪式的消失》（The Disappearance of Rituals）一书中，韩炳哲指出，后工业革命社会已经无法理解圣经中所描述的节庆或宗教仪式的意义。原因何在？因为这些活动无法产生任何实际“成果”。节日的意义不在于提高生产力或取得成就，而在于对生命本身的参与。节日的内在逻辑本质上是宗教性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希望能够获得某种无法靠自己创造的有意义的体验。然而，世俗文化抹去了“赐予者”的存在，使得这类聚会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美国的婚礼文化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一方面，婚礼变得越来越奢华，富裕的新人往往会花费数万美元来展示他们的奢侈品味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这种不断攀升的成本也促使一些人完全重新思考婚礼的必要性。这两类群体都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待婚礼：要么视之为奢华的派对，要么认为是浪费的行为。然而，双方都忽视了一个关键点：婚礼的本质既不在于花钱，也不在于省钱，而在于其蕴含的精神意义。在后基督教社会中，人们已经无法跳脱物质层面来思考婚礼的意义，这最终导致婚礼仪式变得空洞无物。
时间若缺乏超越性的维度，便失去了其根本意义。韩炳哲在其著作中指出，当人意识到与上帝的关系时，便会深刻认识到自己并非时间的主宰，而是被作为万物主宰的上帝置于时间之中。在《时间的香气》（The Scent of Time）一书中，韩炳哲论述道，启蒙运动将历史的中心从上帝转移到了人类个体，这使得时间本身变得功利化。在失去了上帝维度的历史观中，进步成为了唯一的追求，人类不断地向着未知的未来奔走。正是在这种对未来无休止的追逐中，时间逐渐丧失了意义。
在当今后基督教社会中，社交媒体最充分地体现了时间的无意义化。每天源源不断的帖子、视频、争议、愤怒以及各种网络热点，都在不断冲刷着人们对前一天的记忆。我们沉浸在数字世界中，无意识地不断刷屏，情感被卷入那些转瞬即逝、几小时后就可能被遗忘的事物之中。
近年来，现代基督徒对教会礼仪日历（church calendar）重拾兴趣，这反映出他们渴望以一种更为传统的方式来理解生命的历程。对基督徒而言，生活并非仅仅是一连串充斥着消费的空洞日子，而是一个赋予生命每个阶段以意义和目的的神学叙事。韩炳哲关于成就型文化、世俗主义与人类对未来盲目追求之间关系的观察，提醒我们福音的叙事能为最平凡的日子注入希望与意义。当我们将每一天视作上帝伟大救赎计划中的一个篇章时，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焕发出独特的价值。
真正的病毒
韩炳哲将新冠疫情称为“疲惫病毒”。在他看来，数十亿人在疫情期间无法维持正常生活、身心俱疲的状态，恰好反映了现代文化的困境。
这一比喻确实切中要害。正如新型冠状病毒将人与人隔离，我们当今以职业发展、精心规划的消费和个人自主为核心的现代生活方式，同样让我们陷入孤立。然而，这些“病毒”并非依靠药物就能治愈。这些精神层面的疾病，根源在于我们对自我的认知，以及由这些认知塑造的生活习惯。
韩炳哲的哲学思考很少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他更侧重于对当代社会病态的诊断，而不是开具治疗方案。不过，基督教的思想理念始终在他的著作中若隐若现。这让人想起耶稣的告诫：陷入罪中的人就是罪的奴仆。现代文化抵制神圣的权威，这不仅没有带来自由，反而使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奴隶。
面对这种状况，教会该如何应对？韩炳哲关于倦怠感和成就型文化的见解，也许能帮助基督徒重新审视自身及其组织机构的健康状况。事实上，当今牧师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表达出绝望和疲惫感。如果韩炳哲的观点成立，这很可能是因为太多基督教神学院和教会将忙碌程度视为衡量圣洁或价值的标准。教会本应向这个疲惫不堪的世界传递安息的福音，但前提是我们自己必须首先体验到这种安息。
基督应许我们，通向自由之路始于认识真理——包括认清我们自身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韩炳哲堪称当代哲学界最重要的真理传递者之一。循着他的思路，我们终将找到通向福音的道路，认识到我们为谁而造，以及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成长。
本文作者撒母耳·詹姆士（Samuel James）是十架路出版社的编辑，也是福音联盟的专栏作家之一。MV 翻译，JFX 校对，转发略有编辑。本文原刊于福音联盟中文网站，英文原标题：Modernity Makes Us Spiritually Sick: Or Why You Should Read Byung-Chul 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