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道格拉斯·威尔森（Douglas Wilson）出版了《重寻失落的学艺》（Recovering the Lost Tools of Learning）一书。这本书的主旨很简单：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在学校中失落了。曾几何时，公立学校落入无神论的境地，基督教学校成了庇护所。然而，这两种学校似乎都没有教导学生如何精于思考，也没有教导学生以基督徒的眼光看待世界。
威尔森是一位牧师，同时也是一位父亲，他这本书基于1948年的一篇文章《失落的学艺》（The Lost Tools of Learning）。该文作者是牛津大学毕业生、悬疑小说家、C.S.路易斯的朋友多萝西·塞耶丝（Dorothy Sayers）。威尔森的书和塞耶丝的文章掀起了一场运动：基督教古典教育（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 [CCE]）。
在文章中，塞耶丝将问题点破——现代伪教育家们使“学校”与基督产生疏离：“神学是科学的女王，若离开神学，整个教育结构必然会缺少最后的综合性。对此，不同意的人会满足于让他们学生的教育停留在一堆松散的目标中。”[1] 威尔森认为，由于受到进步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疏离在世俗学校和基督教学校中都明显存在。路易斯的《人之废》（The Abolition of Man）与塞耶丝的观点彼此呼应，在当代基督教古典教育复兴运动中，该书是另一本很有影响力的著作。
塞耶丝还谈到了教育不能教会学生如何思考的危险：
通过教会他们[儿童]阅读，实际上我们就将他们置于印刷品的任意摆布之下。因为我们发明了电影和收音机[现在是网络]，实际上我们就确保，即使孩子不喜欢看书，词语还会像炮弹一样不断炮击他们。他们不知道词语的含义，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或者躲避、回击。他们在他们的情绪中变作词语的猎物，而不是在理智中成为词语的主人。……我们已经失去了学习的技艺，在没有这些技艺的情况下，只能向学生提供糟糕又零碎的教育。[2]
威尔森对这篇文章的解读不仅促成了他的著作，还于1981年在爱达荷州的莫斯科（Moscow）创办了“逻各斯学校”（Logos School）。
1980年，另一本影响基督教古典教育复兴运动的重要著作出版。大卫·希克斯（David Hicks）的《规范与高贵》（Norms and Nobility）一书在复兴运动中越来越受到欢迎。他所开具的教育处方主要基于“派德亚”（paideia）这一希腊语词，由此，这本书为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恢复做出了贡献。
同样在1980年，就在逻各斯学校创办的前一年，堪萨斯州托皮卡（Topeka）的一小群基督徒创办了“凯尔帕拉维尔学校”（Cair Paravel School）。“凯尔帕拉维尔”取自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Chronicles of Narnia），他们旨在创建一所更多以路易斯的著作而非塞耶丝的文章为基础的学校。
1981年，印第安纳州南本德（South Bend）的另一群跨宗派基督徒在格林劳恩（Greenlawn）创办了“三一学校”（Trinity School）。
这三所学校都是独立创办的，而且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每所学校都为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复兴提供了早期的推动，这一复兴现在可以追溯至40年前。
大约在1992至2000年间，有超过100所第一代古典基督教学校出现了，其中大多数学校是以逻各斯学校为模型的。1994年，基督教古典学校联盟（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Christian Schools [ACCS]）成立，旨在领导这场蓬勃发展的运动。
第一代ACCS学校：塞耶丝与“三艺”，约1982-2000年
第一代古典基督教学校的复兴是基于塞耶丝对中世纪前三项自由技艺（被称为“三艺”［Trivium］）的独特诠释。塞耶丝是一位善于洞察模式、发现隐蔽而深刻之真理的大师。这一不凡本领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人认为她是20世纪最优秀的推理小说作家。塞耶丝运用她的技巧观察到了三艺的一些新颖之处。
“三艺”——文法、逻辑和修辞——作为七项自由技艺中的其中三项，在西方教育的历史中随处可见。在整个欧洲，中世纪三艺（Trivium）和四艺（Quadrivium）的彩绘玻璃作品至今仍闪耀着光芒。这七项自由技艺被镌刻在学院和大教堂的石碑上。但正是塞耶丝注意到，三艺同时与学生的年龄相吻合。对幼儿来说，“文法阶段”是自然而然的——他们可以轻松地记忆和背诵事实。少年人好争辩，所以应该教他们逻辑。而青年人（约高中时期）希望很好地展示自己，所以要教他们修辞。
这种三艺观是新颖的，它为第一代古典学校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得拉丁语、历史、文学、写作等科目能够构成一种卓越的教育体系。这种三阶段的模式塑造了整个1990年代的古典基督教运动。
在这一早期阶段，约有100所学校成立。
第二代ACCS学校：“整合”与“伟大著作”，约2000-2008年
第二代古典基督教运动于2000年左右兴起，并一直持续到大约2008年。格林劳恩“三一学校”的带领者以及此次运动的其他思想家，包括韦斯·卡拉汉（Wes Callahan）、安德鲁·科恩（Andrew Kern）、泰·费舍尔（Ty Fischer）以及唯理达出版社（Veritas Press），推广了基于西方正典且囊括历史、文学、哲学、神学和艺术的综合性学习。在课堂上围绕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Great Books）[3]进行圆桌讨论成为古典教育更为普遍的一个标志。哲学在第二代学校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艺术、文学和神学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拉丁语和希腊语也获得了新的重要意义，它们不再作为逻辑或科学语言的媒介，而是作为“回到源头”（ad fontes）的路径。尽可能接近以原文进行的原著学习提供了最纯粹、最有效的教育形式。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较低程度的法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成为人们更加充分欣赏文本的途径，而不仅仅提供一些实用性的成果。许多第二代学校开始在精通古典语言方面进行更为严格的尝试，采用汉斯·奥尔博格（Hans Orberg）的《拉丁语综合教程》（Lingua Latina）[4]等类别的语言课程。
在这一阶段末期，一群来自运动内部的学者，由古典学术出版社（Classical Academic Press）的克里斯托弗·佩林（Christopher Perrin）博士所引领，开始深化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复兴。这个被称为“阿尔昆伙伴”（The Alcuin Fellows）[5]的团体为第三代和第四代CCE复兴运动的形成做出了贡献。“阿尔昆伙伴”强调对基督教古典教育的诸多历史形态进行持续的研究，指出培育情感的“具身实践”（embodied practices）的重要性、闲暇（scholé）的作用，以及在整个校园生活中对美（beauty）和审美（aesthetics）的恢复。
到第二阶段结束时，ACCS已拥有约200所会员学校。
第三代ACCS学校：“美德”与“情感培育”，约2008-2018年
对历史的再发现持续定义着什么是古典教育，这种追问现在使用的是更加古老的资源。这为大约从2008至2018年的运动带来了一个新的阶段。古典学校转向了四世纪的主教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他关于基督教教育的著作《论基督教教导》（De doctrina Christiana）中谈到了教育的目标：
一个过着公义圣洁生活的人，对事物的评价公正无私，他的情感也始终严加控制。他不会去爱那不该爱的，也不会不爱那应该爱的；应该少爱的，他不会爱得太多，应该多爱的，他也不会爱得太少。[6]
奥古斯丁“正确而有序的情感”（rightly ordered affections）成为此次运动对美德（virtue）的定义。安德鲁·科恩的“CiRCE研究所”[7]在本世纪初推广了大卫·希克斯于1980年出版的《规范与高贵》一书，从而进一步强调了“派德亚”。“派德亚”（paideia）是古希腊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理念旨在培养学生的德性（arete）——或者说是关于一个男人或女人正确地为自己的情感（美德）排序的教育。大卫·诺格尔（David Naugle）博士早在1990年代就阐明了这一观点，[8]但2009年詹姆斯·史密斯（James K. A. Smith）在《渴望国度》（Desiring the Kingdom）一书中再次将其点燃。
这些影响促使ACCS学校关注古典教育的pathos（情感）和ethos（风气）。ACCS学校重新注重美观的校园装饰和学生共同体的建造。传统音乐，尤其是用作敬拜的音乐，也日益受到重视。这两者都曾是第一代运动的一部分，但现在，随着对学校风气（ethos）的新强调，它们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以前作为校内体育项目的“内训项目”（House programs），现在转变为以“爱慕良善”（loving the good）为目标的学生领导力训练。换句话说，服从不是出于义务，而是出于对良善的热爱。这些“内训项目”通常将礼仪晚宴、舞会、旅行、集会和服务计划等活动纳入一个单一的使命——吸引学生热爱共同体中的真、善、美。
这一代学校对美德也有了新的关注。与道德行为不同，古人对美德的理解是与灵魂的渴望相关联，这美德影响人去效法基督。基督教历史上的七美德，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早期，它们经常处于核心位置，其他美德围绕在它们周围。它们分别是：正义、勇气、节制、审慎、信、望、爱。“故事”因其在塑造美德方面的影响而备受重视。文法学校转向了更古老的“童话”。到了高年级，“伟大著作”中的叙事被发现具有新的重要意义。莫提默·艾德勒（Mortimer Adler）最初对伟大著作的关注点在于哲学观念的发展。但在第二版更新时，艾德勒发现伟大故事在形塑文化方面的价值，而无论它们在观念范式中是否有贡献。[9]总之，第三代学校有意培育学生的灵魂。
在这一阶段结束时，共有约300所古典基督教学校加入了ACCS。
第四代ACCS学校：七艺、三大领域，约2018年至今
古典教育的恢复迄今已历时四十多年，但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基础框架却面临挑战。第四代基督徒试图恢复一种已失落的异象——基督教古典教育不应被视为“基督教外衣”下的“古典教育”。相反，基督教古典教育是一个历经千年、连贯一体的教育方案。在“古典教育”大行其道的今天，许多人试图以过去的片段来调试当下的模式，只有基督教古典教育才力求恢复全貌。
在圣奥古斯丁（约主后390年）与启蒙运动（约1750年）之间，基督教修士和学者们将七种自由技艺转化为基督教教育的基础。这些技艺最初发源于罗马帝国和希腊化的社会。但是，这些技艺从前缺乏目标（telos）或中心目的，就像没有太阳可供环绕的行星一样。以基督为中心，这七种技艺在中世纪得到了统一。因此，“古典基督教”并不意味着“古典加上基督教”。它指的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中世纪架构：人类与自然在基督的荣耀中且为了基督的荣耀合而为一。
在此次运动之前，古典教育者采用了常见于进步主义学校的通用学科框架——科学、数学、语言、历史、文学等。只不过增加了一些新的科目，如修辞学和逻辑学。删除了许多科目，如社会科学或政治学。第四代学校对这种支离破碎、以学科为导向的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他们力图增进对“三艺”的理解，揭示“四艺”的深度，加深我们对这些技艺进行整合的理解。在这里，对七种自由技艺的整合性学习体现了特定的心智练习，这是一个受过教育之人的构成部分。
译者注：
[1] 本文凡引塞耶斯《失落的学艺》处，均采自王怡、苏炳森等著《基督教古典教育》（2018年第二次校对版）一书中收录的中译文。引文这句话出自塞耶斯，《失落的学艺》，载于《基督教古典教育》，第173页。
[2] 塞耶斯，《失落的学艺》，载于《基督教古典教育》，第168-169页。
[3] 所谓“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源自艾德勒（Mortimer Adler）和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等人于上个世纪中期开启的教育改革运动，这一运动最为显著的成果是由艾德勒主编的《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丛书（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1952）。该书的前两卷（论题集）曾在国内学者陈嘉映的主持下被翻译成中文：《西方大观念》，华夏出版社，2008年。
[4] 这本书的中文版见：李慧主编，《拉丁语综合教程1课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
[5] “阿尔昆伙伴”的官方网站为：https://alcuinfellowship.com/
[6] 出自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导》，1.28。中译文参石敏敏译，《论灵魂及其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1页，有修改。
[7] “CiRCE研究所”的官方网站为：https://circeinstitute.org/
[8] 作者未言明出处，或许指的是诺格尔1993年的博士论文，《圣奥古斯丁“失序的爱”之概念及当代应用》（St. Augustine’s Concept of Disordered Love and Its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诺格尔于2008年出版了一本与此相关的书籍：《重建秩序的爱，重建秩序的生活》（Reordered Love, Reordered Lives: Learing the Deep Meaning of Happiness）。
[9] 作者未标明是阿德勒的哪一本书，很大可能指的是《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于1990年更新的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