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文良先生，筆者不大認識，但腦海里也有一些片段。對於結構彝族Church來說，他是早期結構Church的領袖之一，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推動事工發展的牧者。
在黔西北，循道公會以四方井為彝族事工的中心，內地會則以結構為彝族事工的中心。這兩個地點，至今都還缺少深度的挖掘与發現。
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可以為我們揭示出一部分歷史与現實的“真相”！歷史与田野的結合，在現在已經是常態的研究方法。
貴州有一位彝族人，就專門以結構彝族Church為研究中心，寫了一本碩論。這本論文沿著“道”如何在結構彝族中“生根發芽”并“開花結果”的思路，討論和分析了文化和信仰之間的相互交融問題。
安文良先生作為結構本地的重要人物，他對於結構Church的塑造究竟有著什麼樣的作用？這是筆者個人暫時存留的話題。
在閱讀資料時，曾看到過兩篇由安文良先生在1949年前寫下的文章，一篇關於饑荒時期的報導，另一篇是關於當時結構Church事工的簡短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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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好多有趣的人和他們的故事，都在等待著我們慢慢的去挖掘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