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不仅写循吏，也写了酷吏。不同的是司马迁笔下的酷吏，主要是西汉前期的一些官员。帝王很喜欢使用酷吏，一方面可以帮助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杀酷吏可以为自己背锅捞名誉。
司马迁开篇引用的是《论语·为政》：“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接着则是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司马迁自己认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司马迁先是简单地抛出侯封和晁错，前者是“刻轹宗室，侵辱功臣”；后者则是“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侯封充当吕后擅权的急先锋，情缘充当吕后的杀人工具，宗室和功臣尚且朝不保夕，更不要说普通人。
司马迁没有写汉文帝时期的酷吏，按道理肯定有，但可能相比其它时代的酷吏根本不算酷吏，也有官员横跨好几个帝王，可能在汉文帝时期不算是酷吏，汉文帝无疑是古代皇帝的典范。汉景帝时期则是晁错、郅都和宁成，晁错这个人的缺点就是还因为七王之乱为皇帝背了黑锅。晁错这个人凡事都要深究，而且不会轻易放过。做人当然要讲究公平，但他缺乏公道，做人太刻薄，最后自己帝王的牺牲品。
这三人中，郅都更像是酷吏的典型，他在汉文帝时期就为官，相比后来的酷吏，郅都身上还有很多循吏的特征。公正廉洁，可以说是一心为皇帝，几乎无私心，“郅都为中郎将，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可谓是真正的铁面无私，司马迁只写了一件事情，就明白他为何是酷吏？“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柰宗庙太后何！”郅都对生命的冷漠，和对皇帝的愚忠形成极大地反差，心理十分扭曲，就这一点足以成为后世酷吏的典范。
“宁成者，穰人也，以郎谒者事景帝。”这个人人品极差，后来他当了济南都尉，他的上司是郅都，不久二人成为朋友，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汉武帝时期，宁成充当武帝威吓打压外戚的一条猎犬，结果外戚联和抵制宁成，汉武帝决定牺牲猎犬平息众怒。
宁成被投入监狱，但这小子竟然越狱成功，逃回自己的老家购置大量土地，竟然成为大富翁，还被汉武帝重新使用。东山再起的宁成已经不是猎犬，而是饿狼。甚至有人宣称：“宁愿去惹喂奶时护犊子的母虎，也不能去惹宁成发火。”最后，汉武帝在众怒之下杀掉来了饿狼宁成。
司马迁笔下其中10个酷吏来源于汉武帝统治期间，他们分别是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但实际上要比这个数目多得多，甚至太史公自己都称：“何足数哉！何足数哉！”
“周阳由者，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阳，故因姓周阳氏。”司马迁称他“然由居二千石中，最为暴酷骄恣。”“两千石”属于郡守级别，封疆大吏如此位高权重，竟然最暴酷骄恣，最后落得个自杀被弃市的结果。
“自宁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矣。”简单地理解就是自宁成、周阳由后，大多数官吏都像宁成和周阳由一样。
“赵禹者，斄人（tái）。” 赵禹早因为廉还被分为令史，但周亚夫一眼就看穿了这个人。“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意思就是执法严酷，不适合当高层的官员。但汉武帝很喜欢这样的官员，果然赵禹在汉武帝时期被重用，他和“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严酷的法律，官员互相检举，人人自危的时代从此开始。制度法律限制人性的恶，这倒好反而通过法律激发人性之恶，就是制定恶法。
“张汤者，杜人也。”张汤这个人不仅坏，而且还十分狡猾。二者相加就令其他酷吏望尘莫及，这也是司马迁笔墨最多的一个酷吏，因其最具典型。这样的人汉武帝最喜欢，甚至在他生病期间，“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
张汤因治陈皇后、淮南、衡山谋反之事，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晋升为御史大夫。他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缗，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武帝宠信。
张汤以陷害他人为业，最后自己也遭人陷害，这个人真的挺聪明，并且也知道谁陷害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自杀之前写下遗书称三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陷害了他。后来，汉武帝看到他的遗书，将其陷害的三个人斩首。“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尽管张汤是一个酷吏，但不是个贪官。
司马迁在写完张汤之后则是义纵和王温舒，“义纵者，河东人也。” “王温舒者，阳陵人也。”义纵年轻时当过强盗，王温舒则干过盗墓的勾当，就是这样的人竟然得到武帝的重用。
“（义）纵有姊姁，以医幸王太后。王太后问：“有子兄弟为官者乎？”姊曰：“有弟无行，不可。”就连义纵的姐姐都知道自己弟弟不是当官的料，但汉武帝竟然没有看出来。义纵的主要战绩是逮捕了王太后的孙子，抛开忘恩负义之外，他也不是维护法律的公正，完全只是为了迎合主子汉武帝的口味。果然，“（武帝）上以为能，迁（他）为河内都尉。”
强盗不仅可以当官，而且还可以往上爬。在强盗的管理下，“河内道不拾遗”。除了汉武帝相信，还不知道谁还能相信这样的结果。最后，义纵被弃市诛杀。
王温舒和义纵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义纵使“河内道不拾遗”，王温舒则使“广平声为道不拾遗”。靠着这样的“业绩”，“（汉武帝）上闻，迁为河内太守。”在河内，王温舒“如居广平时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馀家。”很快“郡中无声，无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
司马迁接着还讲了两个酷吏，分别是尹齐和杨仆。尹齐“以刀笔稍迁至御史，事张汤，张汤数称以为廉武。”意思就是他得到了张汤的称赞，后来“声甚于宁成”，说的是尹齐混得比宁成的名声还大。最熟悉的“上以为能”，尹齐得到了提拔身为中尉，结果是官员和老百姓更苦不堪言，后被王温舒取代。
相比前面那些酷吏，杨仆的履历还算不错。不过，太史公其中一句“治放尹齐，以为敢挚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为何也被列为酷吏，效仿尹齐，以行事凶猛而且很有胆量而出名。后“为荀彘所缚。居久之，病死。”算是酷吏中少有善终的一个，也只是相比被杀害和自杀背弃市而言。
司马迁称“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为治者，其治大抵尽仿温舒。”“道不拾遗”为假，“盗贼滋起”才是真。“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这些不可胜数之人尽管被冠以“盗贼”，实乃多数是民走投无路之结果，只是被朝廷冠以“盗贼”，而非真盗贼。
汉武帝先后派出各种官员镇压，最后竟然直接“虎符发兵以兴击”。虽然战绩“辉煌”，但依然不能除尽，最后制定“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司马迁《酷吏列传》最后两位分别是减宣和杜周。“减宣者，杨人也。“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见宣无害，言上，徵为大廐丞。”看来卫青不是官场的伯乐，但汉武帝却喜欢减宣这样的人办事。皇帝派他审理主父偃的案子，他“以微文深诋，杀者甚众，称为敢决疑。”名义上使用的是法律，实际上是诋毁，很多人被株连而死，皇帝却称他之为敢于判决疑难的案子。
减宣“数废数起，为御史及中丞者几二十岁。”说明这个工具人非常好使唤，不能用完就杀掉，而是不需要的时候“废”，需要使用的时候“起”，如此反复长达二十多年。不过，这位官场的不倒翁终究还是成为皇帝的弃子，而且还被灭族。
减宣倒台之后，杜周得到重用。“杜周者，南阳杜衍人。”司马迁称“（杜）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他不只是简单地效法张汤，而且更善于窥视皇上的意图。
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有人批评杜周不遵循法律，却专门以皇上意旨为判罚根据。杜周的回答是法律条文是从前的君王认定的，哪来什么不变的古法！意思很明了，只要遵从上意就行，今天的上意，就是以后的法律。
杜周为廷尉，汉官场爆发了海啸式的震动，监狱人满为患，“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馀人。” 非常讽刺的是“天子以为（杜周）尽力无私”，但没想到“杜周初徵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
到杜周为止，司马迁可谓用心良苦，酷吏终于修成恶果。在汉文帝统治时期官吏，到了汉景帝时期就有可能成为酷吏，这些酷吏不过是严酷，但至少还有做官的底线，但到了武帝期间，一个比一个冷酷，杜周完全沦为一个欺上瞒下，贪张枉法的酷吏，这是极权必然导致的结果。
在《酷吏列传》里面，司马迁反复提到“上以为能”，这是对武帝最辛辣的讽刺。武帝拥有至高的权力，但却不能相信任何人。在武帝眼中“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因此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是安全的。我们的历史传统一直痛恨这些酷吏，并称他们为“走狗”。司马迁终究还是没有将自己最想说的说出来，就是痛快淋漓地骂一场“走狗”的主子，真不是玩意！
最后，还是看一下太史公自己的观点，“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