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拿单·李曼（Jonathan Leeman）在《是两个世代，而非两个国度》（Not Two Kingdoms, But Two Ages）一文中提出了两个世代的教义，他认为这是理解教会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有益范式。李曼以奥利佛·奥多诺万（Oliver O’Donovan）的政治神学和新约圣经研究的最新发展为基础，提出了这一观念，希望能对教会历史上各种“关于‘两个’的教义”（doctrines of the two，包括李曼认为是马丁·路德提出的两国论）作出有裨益的纠正。
事实上，李曼的主张有很好的先例，它来自十六世纪的改教家约翰·加尔文。但讽刺的是，加尔文正是以李曼所反对的两国论术语来阐述他的神学的。正如我在《加尔文的政治神学与教会的公共参与》（Calvin’s Political Theology and the Public Engagement of the Church）一书中所指出的，加尔文的“两个国度”神学就是一种“两个世代”的末世论。加尔文试图解释基督未来的国度（未来的世代）如何在当前世代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与当前世代相融。这两个世代是重叠的，基督徒同时居住在这两个世代里。因此，基督徒要服从“双重治权”（twofold government），服从两种不同的权柄，加尔文称之为两个国度（《基督教要义》3.19.15）。
加尔文的两个世代
加尔文在描述这两个国度时，通常会区分在人类当中何为属地的（earthly），何为属天的（heavenly），或内在的（inward）和外在的（outward）。但加尔文和使徒保罗一样，在谈到肉体与圣灵的对比时无意于用这些术语来表示人论上的二元论观点。
相反，加尔文用“内在的”和“属天的”来指代未来的世代，它透过圣灵在信徒生命中内在的工作而进入这个世代——尽管就外在和属地的角度而言，一切似乎都在死亡和衰败的阴影下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例如，他写道：
我把那些与上帝或祂的国度、真正的义或未来生活的福分无关的事物称为“地上的事”（earthly things）；但它们的意义和关系与现世生活有关，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被限制在现世生活的范围之内。我把那些为对上帝纯粹的认识、真正公义的本质以及天国奥秘的事称为“天上的事”（heavenly things）。前者包括政府、家务管理、一切机械技能和通识教育（liberal arts，或译“博雅教育”）。后者是关于上帝及其旨意的知识，以及使我们的生活符合上帝旨意的准则。（《基督教要义》2.2.13）
请注意这两个类别之间的重叠。既然上帝是万物之主，那么真正的公义对现世生活及其事务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两个范畴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就好像生活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领域或范畴。相反，属地的事物会消逝，而属天的事物则是永恒的，因为它们与基督的国度有关。
加尔文的两个国度
这种区分对上帝借着教会和民事政府管理人类这一认识的本质有着直接影响。加尔文认为，当耶稣宣告上帝的国度来临时，祂所宣告的是一种彻底崭新的事物——一种根本上的变革，与上帝对万物施行的统治截然不同。那是末后的国度。
这个国度透过基督的圣道与圣灵，透过教会的事工，闯入到今世。这就是为什么加尔文称国度为属灵的；当他说教会及其工作是属灵的，这就是他的意思。他以相同的标记来同时定义教会与属灵的国度，即基督福音的职事与基督圣礼的职事（即圣道的宣讲与圣礼的施行——译注）。
与此相反，加尔文将民事政府定义为上帝为现今邪恶世代所设立的现世制度，然而当基督再临时，万物都将改换一新，民事政府也注定要消失。上帝却仍然拥有现世权柄的主权，但我们不应将这种权柄与基督的国度混为一谈。
在这个被罪恶撕裂的世界里，民事政府确保了某种程度的公平、公义与和平。尽管基督藉着祂的话语和圣灵建立了真正属灵的公正、公义与和平，而民事政府却只能通过刀剑来强制实现外在形式的公正、公义与和平——加尔文称之为“民事正义”。
因此，他坚持认为，民事政府不能直接推进基督的国度。它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间接地支持它的工作，保护它不受反对，为它的工作提供便利。教会则透过宣扬上帝的国度及其适用于生活各个领域的公义来完成其属灵使命。
在十六世纪日内瓦的影响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加尔文愿意拿自己的事工来冒险，以维护教会行使教会纪律的权利。他坚持认为，教会的权力和目的，与国家完全不同，民事刑罚不足以确保教会的完整性。
例如，一个犯了虐待妻子罪的人不应仅仅受到民事惩罚。在他悔改并通过教会惩戒寻求和解之前，他还应被禁止领受主餐。两种治权的关注点有重叠之处，因为两个世代重叠了，但它们的工作仍必须保持基本的区分。
这一点体现在加尔文的坚持中，即教会必须看顾自己的穷人，以体现基督国度的本质及其公义。这种关怀是一种物质关怀，而公民政府也有责任看顾穷人，这只是表明这两个世代是重叠的。属灵治权和公民政府的制度尽管有重叠的管辖范围，但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的。
对今日的影响
为什么这对今天的教会很重要？它向我们展示了加尔文政治神学中的巨大资源，当我们寻求重新构想一种符合圣经的文化和政治参与模式时，我们可能会发现加尔文政治神学中的丰富资源。加尔文致力于讲道、教导和实践圣经，这一点在他的两个国度神学中得到了体现。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神学反思之所以与当今教会的使命息息相关，正是因为它深深扎根在圣经之中。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加尔文的思想应用到我们的世代，而不进行实质性的思考。加尔文假定了“基督王国”（Christendom）的存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崇尚世俗自由主义的多元化社会。今天有一些自称是两个国度的倡导者，他们声称两个国度的区分是在要求我们把宗教和政治完全分开，好像它们是两个密封的领域，彼此毫无关系。然而，这显然是对加尔文思想的歪曲，加尔文的思想毫不含糊地植根于新约圣经对今世和来世的丰富区分。
新约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借着圣灵的工作来体验上帝的国度，同时我们继续在这个世代的各种职业中展现它的力量。我们生活在“已然”与“未然”的张力之间，处于两个世代的夹缝之中。
这种张力在《以弗所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加尔文在其关于教会的著作中极力强调了这点。“万有都服在基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弗1:22-23）隔断万国的墙正在被拆除。升天的基督正在将恩赐浇灌在教会身上，信徒通过教会的事工，在祂的身体里被建造成熟（弗1-4章）。尽管如此，基督徒丈夫和妻子、基督徒父母和子女、基督徒主人和奴隶仍然对彼此负有现世的义务。他们蒙召在基督里彼此服事，并服事他们未信主的邻舍，在他们的天职中实践天国的公义，他们甚至仍然有责任去履行一个即将消逝的世代的任务（弗5-6章）。
同样的动力也适用于基督徒的政治参与。信徒蒙召为基督的国度及其公义作见证，因为祂的灵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作工。
只要有两个世代，就会有两个国度。
马修·图宁加（Matthew J. Tuininga）是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加尔文神学院的道德神学助理教授。本文由诚之翻译，JFX校对，转发略有编辑。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中文网站，原标题：For Calvin, Two Ages Meant Two Kingdoms
事实上，李曼的主张有很好的先例，它来自十六世纪的改教家约翰·加尔文。但讽刺的是，加尔文正是以李曼所反对的两国论术语来阐述他的神学的。正如我在《加尔文的政治神学与教会的公共参与》（Calvin’s Political Theology and the Public Engagement of the Church）一书中所指出的，加尔文的“两个国度”神学就是一种“两个世代”的末世论。加尔文试图解释基督未来的国度（未来的世代）如何在当前世代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与当前世代相融。这两个世代是重叠的，基督徒同时居住在这两个世代里。因此，基督徒要服从“双重治权”（twofold government），服从两种不同的权柄，加尔文称之为两个国度（《基督教要义》3.1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