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是我们庆祝宗教改革的日子。这是为了纪念在1517年的这一天，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马丁•路德将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德国维滕堡教会的大门上。这是一项激发辩论的举动，为抗议路德所目睹的正统基督教神学在中世纪教会中的堕落。因此，这是一场呼吁改革（reform）的抗议（protest）：“抗罗宗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也因此得名。
在这次抗议之前以及之后，都有人提出类似主题上的辩论，包括胡斯（Jan Hus）、法雷尔（William Farel）和加尔文，加尔文这位法国人最后落脚于（或被硬拉到）曰内瓦。
最开始的时候，改教家们的确是致力于改革信仰，而不是要搞分裂。但是，鉴于他们的极端立场（这与中世纪晚期的极端败坏和反宗教改革的极端反应是成正比的），最终导致了一些新教会的产生，或者我们可以说，教会出现了一些新的分支。所以在宗教改革之后，出现了路德宗教会——由路德的继承者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所牧养的教会——接着又出现了一些更接近加尔文主张的教会。
宗教改革的一些影响力也在英格兰扎根，催生出安立甘教会，即英格兰国教会。（他们的信纲通常称为“三十九条信纲”，是对改革宗神学非常有力的陈述。多么盼望今天有更多的圣公会信徒真正相信它！）
在宗教改革之后几十年中，历史神学方面出现了一些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被称为“后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或称为“抗罗宗经院神学”（Protestant scholasticism）。到了17、18世纪，特别是在欧洲大陆，改革宗神学因一些人——如图勒林（Francis Turretin）等——的著作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在加尔文神学院的同事理査德•穆勒（Richard Muller）就是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
加尔文异象中的改革宗基督教信仰，尤其在尼德兰和苏格兰这两个地方扎下了根，这给我们带来了两种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改革宗神学和实践。在尼德兰出现的改革宗神学，通常被称为“荷兰改革宗”（这也是早期建立新阿姆斯特丹的美洲定居者的信仰，正因如此，改革宗教会在美国是最古老的教派）。正是这一支改革宗传统，留给我们一些最重要、意义最深远的改革宗信经和信条：《比利时信条》、《海德堡教理问答》和《多特信条》。
荷兰改革宗神学中，后来对其最清晰的表述者包括：凯波尔（Abraham Kuyper）、巴文克（Herman Bavinck）和伯克富（Louis Berkhof）。也正是从这一改革宗神学传统中，产生了一些其他领域的学者，如穆尔（Richard Mouw）、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和沃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我希望你能越来越熟悉这些人的名字。
今天与这个传统相关联的院校是加尔文学院和神学院，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大学，还有一些在加拿大、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的院校。也正是这个传统影响了一些新教宗派，如基督教改革宗教会（CRC）、美洲改革宗教会（RCA）和联合改革宗教会（URC），联合改革宗教会是新近出自CRC的分支。（如果说弗雷姆[John Frame]能写出《梅钦的战士儿女》[Machen’s Warrior Children]，那么凯波尔也同样有一群能征善战的后代。）
经诺克斯（John Knox）的影响，在苏格兰诞生了另外一支改革宗神学，其精华是《威斯敏斯特信条》和《威斯敏斯特大小要理问答》。正是从这一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产生出一群清教徒神学家，如约翰·欧文、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以及爱德华兹。
这一传统的发展最终由美国的老普林斯顿传统表述出来，其领军人物即是我们之前已经熟悉的沃菲尔德（B. B. Warfield）、贺智（Charles Hodge）等人。今天与此传统相关联的院校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由一批离开老普林斯顿的人于1929年建立）、改革宗神学院和圣约神学院。
此外，这一传统还在另一些院校中扮演了令人惊讶的角色，如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受这个传统影响的宗派包括美洲长老会（PCA）、正统长老会（OPC）以及作为“主流”教派的美国长老会（PCUSA）。
可能让人很吃惊的一点是，荷兰和苏格兰这两支改革宗传统的交会非常少。（套用德尔图良一句著名的问话：“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呢？”我们可以说：“阿姆斯特丹和爱丁堡有什么相干呢？”“大急流城和费城有什么相干呢？”）
这两个传统曾经有过很多的交会。例如，伟大的圣经学者魏司坚（Geerhardus Vos）曾生长于大急流城，而在普林斯顿去世。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的预设论看上去也是这两种传统交会的结果。薛华的文化批判也从这两种传统中获益。霍顿（Michael Horton）也曾畅游在这两种传统之中。但不幸的是，这两种传统更多时候就好像夜间的航船，彼此擦肩而过，但却没有发生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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