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锤子找钉子的论证过程：简评理雅各《中国人关于神与灵的观念》
西方对理雅各的研究我了解不多，但中文世界无论是费乐仁《费乐仁汉学要义论纂》、岳峰《在世俗与宗教世界走钢丝：析近代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翻译诠释》、《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还是潘林《比较、争论与诠释：理雅各牛津时代思想研究》、邱业祥《自我与他者：经文辩读视阈中的理雅各<论语>译解研究》等，他们都只是从翻译还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上，来谈理雅各。对于他的传教士身分及其功绩，少有涉猎，语焉不详。即便像学术份量较重的吉瑞德所写的评传和有意识要突出理雅各传教士的海伦所写的“家传”，其实于理雅各神学方面的着墨及贡献也不多。
对理雅各的神学研究及造诣，就我眼界所限来看，很少有人涉及。理雅各《中国人关于神与灵的观念》一书的译者齐英豪先生，在译此书时也颇为用力，注释精细（当然亦有少数错误，有些是不小心滋误，如190页第三注，错将罗马书标注为马太福音等，而另外的不充分或者滋误，可能因其太过相信网络所致），而且在理雅各的正文前面写了一个长达90多页的导言，占本书体量的近四分之一。但是他对文惠廉与理雅各在关于God译为“神”与“上帝”之争的问题核心，没有涉及实质性的考察，殆因他只从理雅各的叙述中判定之故。他的解释中，也没有说到他读了文惠廉原文之全璧，也没有提及传教策略对圣号之争的影响问题。前者固然影响判断的精准，后者更是影响对理雅各整个立论评判的根基，可惜齐先生所言甚少。
理雅各与文惠廉之争，说其复杂，其涉及到的问题之多，就是再多写几部著述，恐也无法罄尽争论。但说简单，按理雅各所写四章来看，无非两点，一是事实评判，二是逻辑评判。事实评判是指“上帝”这个词的意义渊源及其语句用例数据，利玛窦他们使用“上帝”来译God后的“上帝”，与此前古代史料中的“上帝”，是不是同一个上帝呢？我的答案是决然否定的。要判定这一点其实相当简单，将此前“上帝”在中国史料中的意义及特点罗列清楚，以及后来被圣化后的“上帝”，作为独一真神的属性，进行对比，就完全明了了。理雅各拿着锤子找钉子的论证，其结果被蒙对了——现在“上帝”已经成为基督教信仰圣号中的专有名词，可否反推理雅各的辩论过程是正确的呢？我想了很多种办法想支持他，可是很难自圆其说。
再者从逻辑与语义上来看，现在“上帝”作为专有名词，而“神”作为类名，都被保留在《圣经》的版本选择中，这说明从实际果效，以及圣灵的掌管上，二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是不是说，从利玛窦以降的历次圣号之争，包括理雅各与文惠廉的争论是无益的呢？当然不是。这个争论的历史，是基督教信仰接受史的一部分，也是观察福音如何进入任何一个文化特别是进入中国文化的有效可感的过程。这对信与不信的人，感受人们对福音的迎拒，其因何在，都是有帮助的。事实上，若有人写一本圣号争论史，那一定对认知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有相当大的助益。
先透露一点我为什么说理雅各拿着锤子找钉子呢？那是因为理雅各的神学装备上的缺欠，以及传教过程中的挫折，加上利玛窦以降的调适传教策略，启蒙运动以降中国的正面形象还未完全翻转成黑格尔以降的负面评价，在他身上合力发酵的结果。译者齐英豪先生很长的译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找准评价的重心，一是也许对理氏神学不熟悉，或者说对神学的基本面不太了解，二是对耶稣会在礼仪之争之前后所“制造”的中国形象，特别是他们在中国上古史上某种程度的“易容术”，服务于他们过度调适，甚至矮化福音的传教策略有关。这方面吴莉苇女史所著《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里，已经较好的辨析，可惜无论信与不信者，包括齐先生译序中，对此都似乎重视不够。
鉴于理雅各《中国人关于神与灵的观念》，主要是争论性的作品，那么今晚分享的主要着眼点，着重于他与文惠廉争论的事实与逻辑，以及他们争论的背景与相关的神学问题四部分来对此书进行评判，就不另立分享提纲，以免贻叠床架屋之讥。
2024年10月14日匆匆草就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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