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卯革命老前辈张斐然先生的人生履历是很有意思的。基于某些客观因素，我们相信，还有很多“潜藏”的故事，并不被更多人所知。
杨忠德先生搜集整理的《张斐然同志反抗民族压迫和争取民族民主斗争的轶事》（见《威宁文史资料》第二辑）一文，是其遗稿部分，也是了解张斐然前期为革命事业和为民族事业奋斗的重要材料。
谈到为民族争取权利，张斐然与杨、白等人进行抗争的文字性描述，可能很多人都比较熟悉。那就是在贵阳的某次会议上，张斐然说“石门坎苗文”为拼音文字，是先进文字（今日的“石门坎苗文”（Pollard Script）是被如何对待的，大家心里明白），用以反驳当时当政者的“落后文字论”。
不过，笔者今日这篇小文，想要谈的是遗稿中谈到的有关白敦厚和王毓华之间的婚姻的问题。
白敦厚是汉族人，随杨森来到石门坎后就留下来执行任务，宣传“国家”文化。他在石期间与阿卯传道人王英的大女儿王毓华（成都读书回石）结识并结婚，被当时的地方报纸报道为威宁地区“苗汉通婚”首例，成为当时贵州省民族同化政策的“果子”之一。1945年王毓华离世，白后面找了花溪布依族陈为瑾为妻。
张斐然对此事的看法，其回忆文稿提到了一点：“白敦厚执行其主子同化少数民族的心不死，不久他的老婆（苗族）死了，给他向其主子谄媚取宠的机会又到了，就到处招摇撞骗，找少数民族女子结婚。”（《威宁文史资料》第二辑61页）
在他看来，白娶王毓华，还有陈为瑾，都带有“任务”性质，不纯是出于“爱”。
不过，张斐然1945年写下的《开辟石门坎的两位白先生》（《黔灵月刊》1945年5-6期，60-61页）一文，其对“苗汉通婚”一事确是高度认可和带有赞同的评价的。就单是对已故王毓华的评价，说她“破除苗族女子不外嫁之古规，同白敦厚先生首建苗汉通婚之桥梁，为后引启之模范”等等。
张斐然晚年的回忆和年轻时的记录，所思所想都是不一样的，也可以说互相矛盾。也许我们会说这是因为时代不同，或者可能说民国时期张斐然只是为了“迎合”，并不是真心这样想……
总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两份对同一事件（人物）的不同看法，我们应该怎样去评判？
这个问题需要深思一下，但笔者目前一个粗略的看法就是：回忆稿有其时代背景左右，而1945年张所写下的这篇文章，代表了他当时的一种真切的感受和想法。
此处暂停继续讨论，笔者想要转入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苗族（阿卯）女生外嫁他族（尤其是汉族）所带来的一种族群内的认识和反思问题。
我们今日很难想象得到王毓华外嫁给白敦厚后，本族自己背后对她的“编排”和“造谣”对她以及她的家人的一种无形中的伤害有多少。不要觉得没有这样的事，那些年代久远的事我们或许很难探查清楚了，但活在当下，这样的事，我们今天也可能常会听到或者看到。
现今社会里，阿卯女生外嫁他族的也挺多，而且社会虽然看起来包容度更高了，但还是会存在一些的“风言风语”。著名微观史学者王笛先生就曾发专文说，短视频平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一些民族学、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研究者也都开始了“短视频民族志”的书写。
阿卯在快手短视频平台也非常活跃（其他平台笔者没有关注，不太了解），其中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就是外嫁他族的问题。女生们都从很多方面阐述了自己为什么嫁给汉族人的理由，而部分男生们则会站在道德制高点来“阐述”（当然也会有一些人是比较理性的看待，但更多的则是有“指责”的意味在里面）自己的观点。
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一些比较不友好的对话，而女生，则总会成为舆论的焦点和受害者。一些被刻意编排出来的事会产生，并被宣传，传播到更多人的心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古代对这类信息的传播，往往局限于一个地方或者一小群人中间，但今日互联网如此发达，其传播更广，影响更大。
不久之前在一位老人家的资料那里，就看到过某位前辈留下的稿子，讲到的就是王毓华和白敦厚婚姻的问题。总体而言，就是说白如何虐待和欺辱王，并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功效就是，可以威吓本族女性和防止本族女性再外嫁。因为一提到外嫁的结果，就可以举例：你看，王毓华就因为嫁给汉族，所以这样的“凄惨”。当她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时，心里也不免会思索许多，不会轻易外嫁。
笔者曾听一友人说起过一个故事，大概是谈起王毓华嫁给白敦厚后所遭遇的“凄惨”带给他人的不幸。故事梗概大致是，某阿卯人家的女儿嫁给一位汉族人后，由于被迫无奈，后来，改嫁给另一位阿卯男同胞，这样，家里人才放心下来。在这个故事里，王毓华外嫁所带来的“悲惨”命运，成为了迫使其女儿重新改嫁阿卯同胞的诱因。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
笔者为寻找“答案”，近日拜读了王明珂的《毒药猫理论：恐惧与暴力的社会根源》（允晨文化，2021）、颜芳姿的《妖怪、变婆与婚姻——中国西南的巫术指控》（三民书局，2021）、张晓的《化茧成蝶：西江苗族妇女文化记忆》（商务印书馆，2018）三书。另外，曹端波的《侗族巫蛊信仰与阶层婚研究》（贵州大学出版社，2017）和刘锋的博士论文《巫蛊与婚姻——黔东南苗族婚姻中的巫蛊禁忌》（云南大学、2005）等书和论文，也是要继续去阅读的相关著作。
笔者从王明珂的“毒药猫理论”和颜芳姿对侗族变婆的研究中获益良多。尤其是颜芳姿的研究，她在探讨侗族变婆与婚姻之间关系中，除了具有深厚的学术理论外，还包括了深度的田野调查，使得其著作让人读起来非常有吸引力。她本人作为曾嫁给侗族人的“外来者”，更是体会了一把“巫术指控”的意味。这两位的著作都探讨了非常多的问题，也很有启发意义，感兴趣者可以去阅读。
在关于王毓华“凄惨”故事的叙述中，笔者认为，这也是一种被污名化的阿卯女子外嫁的婚姻叙述，它所能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警戒本族人与他族之间的婚姻来往，以此也区分出“我族”与“他族”，同时也是一种封闭的自我保护机制。在社会紧张中，往往女人成为了“替罪羔羊”，成为了被抹黑的对象。这一切的一切，其背后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存在，而不是简单的是非之分。
颜芳姿说：“变婆主要为侗族人提供了两个层次的社会界限：一个层次是透过变婆的骇人传说（变婆死后变化成猛兽攻击人类）来避免外地人在此处久留，另一个层次是保有侗人的血脉”（178页）。
针对阿卯女生外嫁，本族人又怎样去理解和阐述这些问题呢？作为阿卯女生，她们自己有怎样的想法？阿卯社会里又生出怎样的“故事”来诠释外嫁者？在今日我们认为的自由恋爱的社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时代下，本族外嫁，大部分人确实不再似从前那样有保守的观念。但似乎在今天的中国，男多女少的情况下，很多人注定一辈子可能无法拥有自己的伴侣。尤其是贫困的阿卯地区，基于现实的考量，还有思想的改变等，许多人没能像当初他们的前辈那样，找到一个伴侣。面对这类情况，他们对于外嫁者所生出的一些“别样”想法又是些什么？笔者想，很多的问题，需要深入的田野，才能有一个比较有条理的回答了。
笔者的观念是：在当代的环境下，基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所能接触到的人，民族通婚已经是常见现象。他想找一个本族的，她想嫁一个他族的，是社会常态。某些基于民族主义的随意诋毁，笔者并不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