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命宫犯忌，行路惟艰”
我第一次上台演出戏比秀姐简单得多。秀姐的道具是一碗山药蛋。碗是真的拿了一只碗，山药是我们帮她搓的泥蛋蛋。我的道具有一只报纸糊的高帽子，挑没有毛主席也没有华主席头像的旧报纸，用面浆糊粘好，找一支毛笔竖着写上姚文元三个字。我的另一个道具就比较讲究了。用一米左右的与我小胳膊粗细的木杠子做成一支钢笔，笔尖是方形的，连分叉线都用颜料描出来。
我扛着这支钢笔列巴着腿一走一摇地从舞台左边上场，绕场一周回到舞台中央，然后双手握着钢笔举过头顶，在空中画两个大圆圈，台词就四个字“文攻武卫”。这时台上已经站好了三个人，分别是王张江。
江青也是一个男生演的，所有的女生都不愿意演江青。演江青的男生原来也不愿意，老师做了半天工作他才勉强同意。等到化好女妆，他又反悔。老师把他拉到一旁许了个什么愿，他才同意上场。其实，我觉得他演江青挺合适的。他本来就有点娘娘腔，走路的样子都像个女的。我曾经偷偷看过他的脸，皮肤又白又细发，轮廓也和唱戏的美人一样好看。有时候放学回家，我们勾肩搭背一起走在路上，我总是想我搂着的是一个美人。
等我们四个一并站齐，一群革命小将扎着武装带戴着黄军帽冲上台来，把王张江姚两个胳膊反拧起来，压低狗头，套上高帽子。领头的就是我的那高觉悟同学，他伸直胳膊举起拳头大声地喊“打倒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其他人都跟着喊一遍，全场观众也喊起来，然后全场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那阵仗越变越大，然后就散场了。
礼堂里看戏也包括我们的父母。我惦记着我的那支大钢笔，唯恐被人趁乱检了去，不停地翻过被压着头跟我的同学说，“别忘了我的钢笔，千万别忘了我的钢笔”，他压根就没有理我。
我家紧挨着一条公路。这条公路是南北走向，从北边的永隆镇一直通到农场的总部。这是一条用碎石和黏土铺的简易公路。石头铺得不够均匀，南方多雨，低洼处总有一些积水。公路从我们厂穿过，把我们厂一分为二；又越过青木档河，河上横卧的就是我表叔造的那座英雄的桥。我们每天通过这座桥跨过青木档河去上学。
我的母亲大约就是这个时候请了一位先生给我推测命运的。成年以后我很奇怪，“破四旧”搞了那么久，这封建迷信居然还有人信，还有人敢说，而且说了还敢收钱。
给我推八字的那先生我其实是认识的，干瘦、黝黑，留一小撮稀疏的山羊胡子，春夏秋都戴着一顶草帽，岣嵝着身子，背上背着一个黑色的褡裢，这玩意儿其实上个世纪七十年在我的老家差不多已经绝迹了。这老先生手持一根被磨的发亮竹竿，走路的时候很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哒、哒哒，哒、哒哒，以此来判断。我记不清老先生是否像香港电影里的同类人物那样，戴着一副石头墨镜，但他确实是一个盲人。
我们偶尔会在路上碰到老先生，我们很奇怪一个盲人究竟是怎样看东西的，他究竟是不是仅仅凭借着他那神奇的竹竿，就能分辨这个世界的善与恶。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故意在老先生前行的路面摆了几块砖头，他其实是知道我们的恶作剧的。我们只知道他没办法看到光明，却不知他可以倾听，我们窃窃私语布置圈套的时候他早已了然于心。他准确地避开了障碍，他挥舞着他那黝深的竹竿，像一头老牛挥舞着尾巴一样，驱赶着我们，却又不曾带给我们一丝的伤害。
我们哄笑着，直至有大人路过大喝一声，作鸟兽散。
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一眼就看见老先生端坐堂屋，我母亲正在倒茶，老先生的竹竿侧立在一旁。我又奇怪了，难道这老先生真的有些神灵手段？他的眼睛不是瞎的么？怎么会找到我家来？他怎么会知道那群捣蛋鬼中有一个是我？
我闪进里屋，竖起耳朵听我母亲与老先生交谈。“某年十月初七晚上八点半左右”我母亲说。老先生嗯了一声不再说话，我探头来看。老先生掐着手指默念，咕咕哝哝的，我知道这是在算命。这显然不像诸葛先生摇着羽毛扇那么潇洒自信。
过了好一会儿，听见老先生说倒：“（此子）命宫犯忌，游走四方，地宫不安，行路惟艰”如此如此，有如此。我之所以能记住这几句，是因为多年以后一个港仙朋友与我相熟，精于紫微，为我推过一次，大抵也是如此。
我看见我母亲取出了一张崭新的炼钢纸币，应该是早已准备好的，虔敬而充满感激地递过去。老先生接过纸币，也不道谢，起身告辞，我母亲送至门外。母亲让我抱一些棉柴回来，生火准备晚饭。我有点发怵，心里盘算。
那天下午上数学课，课间我追打一名叫小胡闹的同学，把张运良的大圆规当成了武器，圆规身首异处。我知道张运良的手段，他从来不会因为是我哥哥的同学而对我抱有一丝的仁慈。他总是试图改变我耳朵的生长方向，而且总是嫌我耳朵生长的速度过于缓慢，“揠苗助长”这个成语对我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有鉴于此，我毅然决然地决定第二节课给自己放了假，顺便拉上刘大中去了青木档河畅游到天黑。
这些，我母亲指定是知道的。
我抱好棉柴生起火，一边往灶里添柴，一边静静地等着我母亲的处置。我父母有时候也会吵架，每次吵架的进程基本都是一个模式。我母亲哭天抢地哭诉她自从嫁到南家，如何如何受苦，我父亲如何如何从不管事，她又如何如何恨铁不成钢。我父亲一声不吭，只是瞅准机会找个了高粱秸做的笤帚头，递给我母亲。我母亲接过来在我父亲肩头打几下，我父亲换个肩膀说，这边还没打，又打几下，噗嗤一笑，结束。我往往是躲在父亲身后，这一关就算过去了。
但是那天我父亲不在家。
我唯一的一次忤逆行为发生在一个类似的场景，我往灶里添柴，我母亲训斥我，我顶嘴。我母亲一巴掌打在我的左耳上，我的世界顿时安静下来，无边的、极其宏大又极其微小的声音，弥漫着充斥着我耳朵的四周。
我骂了一句平时骂同学的话。我母亲楞了一下，随即拧住我的胳膊，我多次尝试挣脱无果。我母亲用她亲手纳的鞋底在我干瘦的屁股上书写了她的愤怒，第二天在学校里我只能半蹲着上课。多年以后我看着我满头银发的母亲，心里想那时候她怎么可能那么有力气。
那天我母亲没有揍我，还煎了一只鸡蛋放在我的碗底，我姐姐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