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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丨重探巴洛克（Revisiting the Baroque）

共融学会
By 共融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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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探巴洛克

 

Fr. Giles Dimock, O.P. 撰
杨依纳爵 译

 


关于巴洛克时期及其对天主教礼仪发展的影响，几乎没有哪个礼仪学家会给出正面评论。他们认为，这个时期的弥撒，在音乐上过于戏剧化，在建筑和美术布置上过于繁文缛节、穿靴戴帽，以至于在礼仪形式上显得紧凑拥挤。Louis Bouyer（1913-2004）是我在美国圣母大学和布朗大学学习礼仪时的老师，他曾经非常强烈地——甚至可以说激烈地——表达过这种观点。我过去也认同老先生的看法，但现在已经产生了不同的见解（出于对这位杰出礼仪学家和神学家的由衷尊敬和钦佩，我感到这难以说出口）。在谈到巴洛克时期的礼仪时，Bouyer在Liturgical Piety中写到：
 
正是从16、17世纪宫廷生活的印象中，天主教徒们产生了关于公共敬礼的错误观念。地上的君王，每天必须要通过宫廷庆典的盛况彰显自己的荣耀，那天上的君王肯定也要这样。而这种环绕祂的“宫廷般”的气氛，就要通过礼仪营造出来。那时礼仪被视作“对伟大君王的礼节”（the etiquette of the great King）——事实上巴洛克时期许多礼仪手册上也就是这么说的。
 
Bouyer认为，这些能彰显外在的排场、端庄和堂皇，并能与那位威严的王子身份相称的东西，构成了巴洛克时期礼仪最显著的特征。那时的许多仪式，乃至仪式中的神圣文本本身，都显得生涩难懂，而这种隐晦却被美誉为可以让已经目眩的会众更加心生敬畏。所以，任何让普通人直接参与这如此庄严表演的机会，都几乎显得有伤风化。事实上，普通人要做的仅仅是远远地、模糊地去欣赏这表演，一场宏伟到难以接近的表演。
 
Bouyer认为，这种对礼仪本质“歪曲的诠释”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异教（neopagan）美学世界，它用希腊罗马神话代替圣经意象，对后者造成了损害。第二个是对“超人”（super-human）而非超性（supernatural）、对庞大（enormous）而非伟大（great）的狂热渴望。前者在米开朗基罗的绘画中，后者在圣若望拉特朗大殿中的雕塑歇斯底里的手势上有所体现。第三，巴洛克时期的天主教呈现出一种对教会本身，而不是对真正基督信仰的忠诚，以至于逐渐蜕化为“一种死气沉沉的保守主义”。
 
Bouyer提出的最后一点显得很矛盾：一方面他指责巴洛克时期毫无新灵感，只是让弥撒变得僵化，还在弥撒中添加了很多完全无关紧要的元素；但另一方面，他又宣称教会正是借由这种“僵化而愚笨的传统主义……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护她的礼仪宝库安然无恙——即使几乎没有几个人能理解这些礼仪的真正价值”。Bouyer把这种巴洛克式的保护比作圣伯多禄大殿内的圣伯多禄宝座（真的是一个宝座，不过出现得比伯多禄的时代晚很多）——这个宝座被贝尼尼（Bernini, 1598-1680）制作的华美椅套保护着，受人瞻仰。他还将其比作圣若望拉特朗大殿的柱子——这些柱子被博罗米尼（Borromini, 1599-1667）的壁柱包裹在其中。
 
和许多其他人一样，Bouyer指出，巴洛克时期最高的成就在于艺术，尤其是歌剧——当时音乐艺术的形式。但是他同时也谴责巴洛克音乐对礼仪造成了歌剧式的影响：
 
巴洛克时期的教友想在礼仪中找到一种歌剧的对应物。教堂的平面布置和装饰设计逐渐与剧院相似。如此教堂中上演的宗教戏剧，在一种日益显得亵渎的复调音乐中，仿佛将礼仪的传统文本窒息了：无论是对表演者还是对看客而言，文本本身都显得无足轻重。礼仪变成了举办庆典的托词——就像宫廷中那种以吕利（Jean-Baptiste Lully, 1632-1687）的嬉游曲（divertissement）作结的社交晚会（soiree）一样。因此，礼仪生活的主要关注点也就只有弥撒了，它包含了那时代太多的思想状况，以致显得失谐。相反，明供圣体，刚刚适时产生和发展的一种仪式，正好满足了巴洛克时代的品味，它试图完美地模拟宫廷中的仪式，而这恰恰是当时流行的东西。在神圣君王面前，如仙乐般宏大的歌剧开始演出，通常在一次皇家喜宴中出现的各种灯光、宝石（大多是假的）、华美的复调音乐，以及其他各种胜状也轮番上阵。所有这一切都弥漫着一种情绪化的虔诚（sentimental piety），或者说是对神圣之爱的渴望，它能够成功地与当时诗歌中流行的人类爱的狂喜表达相抗衡。
 
由于Bouyer的影响力和他对巴洛克时期礼仪如此猛烈的抨击，我们已经引用了不少他的话。当然，不少礼仪学家的抨击则轻得多。Joseph Jungmann（1773-1847）大体上和Bouyer看法相同，他说明了庇护四世委派的改革委员会（庇护五世后来对其进行了扩充）是如何设法回归最初的罗马礼、回归教父时期原始规范的。这个委员会对古老的文献资源进行了调查，并且充分利用了它们——尽管这些人缺乏关键性历史–礼仪知识，因而认为额我略弥撒经书有纯正的罗马源头，但实际上额我略弥撒经书有不少来自法德的补充。
 
在一些人文主义者的推动下，为落实特利腾大公会议而于1564年设立的委员会不仅采用拉丁来源的文献，也采用了希腊教父们的，以回归早期基督宗教源头。这种举动和所谓“反智的复古主义”可谓大相径庭，相反，这是一种对传统真正的调研，是根据早期的遗产而进行的谨慎改革。Jungmann进一步列举了后特利腾时期发生的改革：以不符合罗马传统为由移除了绝大多数的继抒咏，仅保留4首[译注：这是在1570版的Missal of Pius V中首次体现的，保留的4首继抒咏为：复活节的Victimae paschali laudes，五旬节的Veni Sancte Spiritus，基督圣体节的Lauda Sion Salvatorem，诸灵节和追思弥撒中的Dies Irae。而Dies Irae在1970年也被从弥撒经书中删除，现仅分散地存于日课中（在常年期第34周），即继抒咏现在仅存3首了。]；删掉了光荣颂中与玛利亚相关的“tropes”[译注：“trope”是一种在弥撒或日课某些经文中，由唱经班咏唱的一种附加的、“装饰性”的句子。例如，在Sanctus中，唱“Sanctus”一词后，附加“in nomine Domini, Laudes Deo ore pio corde sereno concio melos tinnulo…”（Worcester gradual，1220）]，该做法早在近500年前即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被教宗庇护五世废除，因此目前该词无标准中文翻译；鼓励教友们每台弥撒都要领圣体（在当时这可不常见，但早期教会是惯例）；在《弥撒常典》未印刷时，鼓励先印刷祈祷书来帮助教友跟上弥撒节奏。
 
无独有偶，Theodore Klauser（1894-1984）在其研究中发现，后特利腾时期的礼仪改革委员会并不忌惮将中世纪冒出的许多新瞻礼都削减掉。他指出，公元800年到1558年间，290个新瞻礼被添加进了礼仪历。但是特利腾弥撒经书所推行的礼仪历不仅没有增加新瞻礼，反而把瞻礼的数目缩减到了133个。改革委员会还尝试不把任何瞻礼排在三月和四月，以免和虔敬的四旬斋期起冲突。委员会对回归古老罗马礼仪历的思绪是如此焦虑，以至于他们所保留下来的瞻礼中，有85%是源于前四个世纪的。着重点在于最古老的瞻礼，尤其是宗徒们的、教宗和殉道者们的。就和现代许多礼仪学家一样，那时的委员会也紧紧抓住教父们的“礼仪黄金年代”这一核心，剔除诸种冗余。
 

看来，反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会的礼仪改革也许不是那么矫揉做作和欠缺考虑——就像Louis Bouyer所批判的那样。无疑，特利腾大公会议的教长们认为他们明智地复兴了礼仪。我们节选时任威尼斯主教Jerome Raconzonus在特利腾的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1563年12月4日）中的讲道如下，这段文字让人深思：
 
你们，因此，已经从弥撒庆典中移除了所有迷信、贪财、不敬之物……并把弥撒从私人住宅和亵圣之所内，移到了神圣的、被祝圣的圣所中来。你们已经将这些日渐柔靡的（effeminate）歌声和音乐作品从天主的圣殿中驱逐出去。
 
特利腾时期教长们的主要考虑更多是教理性的，而非礼仪性的，并且他们对守护信仰免于新教观点的影响尤其尽职尽责。像关于基督在圣体中的真实存在（质变transubstantiation）、弥撒中献祭的真实性等教理，引起了高度重视。但是，特利腾时期教长们对于牧灵的考量也是显而易见的。参阅Denziger所编The Sources of Catholic Dogma（中“The Doctrine on the Most Holy Sacrifice of the Mass”一节的）第八章：
 
圣公会议命令各司牧们以及每一位负责管理灵魂的（神职人员），往往在举行圣祭时，或亲身或借他人，把弥撒中所诵读的，解释清楚，尤其是在主日与庆日的弥撒中，更该宣讲这至圣圣祭的，部分奥迹为要。[选自该书中译本《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2013）。]
 
巴洛克时期同样有献身于发掘初期礼仪文本的礼仪学家，我们这里也提及一下。譬如，Bona枢机（1609-1674）、Tommasi枢机（1649-1713，被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在1986年宣为圣人）、17世纪法国本笃会圣冒尔（St. Maur）团体的Mabillon（1632-1707）和Martene（1654-1739），还有同时期的司铎祈祷会会士（Oratorian）Lebrun，他于1660年将《罗马弥撒经书》翻译成了法语以便于研究学习。
 
如果说现代礼仪学家对于巴洛克时期及其礼仪表现的评论是负面的话，艺术史学家的看法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巴洛克时期对艺术的贡献是深远而令人敬佩的。不过就算这样，在天主教大众中，对巴洛克时期的认识也与那些礼仪学家们相差甚远。John Cartwright在其著名作品Catholic Shrines of Europe中写道：
 
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普遍对巴洛克风格充满轻视，因为它大胆而惊人地背离了建筑的宁静风格。但是今天，大多数的艺术领域作者似乎都改变了看法，转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但无论曾经还是当下，无论时人对此是否欣赏，贝尼尼（Bernini）的柱廊和华盖都巍然耸立，等待人们的敬仰。
 
巴洛克时期的新风格，将文艺复兴带来的、并为当时教会所采用的古典主义艺术建筑规范推翻，转而常常从初期教会中寻求灵感——这是礼仪学家们所忽略的。例如，受早期罗马长方形廊柱大厅（basilica）的启发，巴洛克时期的教堂建筑使得教友们能更靠近祭台，因而更紧密地参与礼仪——当然，是安静地参与。在这一点上，Klauser（1894-1984）的看法相对可提供证明：
 
巴洛克教堂这种“王座室”风格的内部结构消除了所有侧廊……因此确保了从教堂中任何一个座位上都能看见……那圣体光，反之亦然。这样，那天国的君王便可以端详祂的每一位觐见者。如此，巴洛克时期让这种教堂内部结构得以兴起，该结构再次拥有了能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功能。
 
今天，我们能从巴洛克时期的礼仪中学到一些东西吗？我觉得可以。巴洛克时期各种形式的美所带来的赏心悦目——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那时艺术与礼仪之间充满热忱的相互促进，都是我们值得看齐的东西。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之花绽放得欣欣向荣，气势富丽堂皇，场面过于盛大以至于无法细说——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 1525-1594）受邀落实特利腾会议而修订的圣乐作品、海顿宏大的管弦乐弥撒曲、莫扎特和贝多芬，以及其他种种巴洛克时期天主教会留下的宝贵遗产，这些近年来都被严重低估，都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无论怎么说，巴洛克之后，这种神圣之美就再也没有被呈现得更加瑰丽过。
 
拉辛格枢机已经提到过最近几十年出现的礼仪与艺术之间的脱节问题，他说：“我们愈发觉察到这种可怕的蜕化，人们开始给‘美’发逐客令，而仅仅注重于实用性。”他认为，礼仪的“简洁”并不等同于将礼仪变得贫瘠和廉价；有的简洁是出自平庸的，而有的却建基于精神、文化和历史上的富足。
 
拉辛格枢机对于那只高举教父时期而矮化之后所有发展的假复古主义的表述也尤为激烈：
 
事实上，中世纪的教会，或者也可说巴洛克时期的教会——在很多方面上，在礼仪上发展出的深度是必须仔细研究的，而不能直接抛弃。此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天主教的准则，对托付给我们的遗产有更好和更深刻的领悟。一味的复古是结不出果实的，一味的现代化亦然。
 
我们的确可以从巴洛克时期的礼仪中学到很多。虽然，也许那时候平信徒外在的参与度比较低，但那时充盈着的虔敬氛围和艺术及音乐形式的庄严，却将信友们引向至高的天主，并俯首朝拜。如此价值，在大多数现代的天主教礼仪中都是严重缺乏的。巴洛克礼仪在当时所努力的（尽管存在批评），也是我们当今所亟需的：让艺术及其美的使命，将我们引向对天主超验、虔诚和热情的敬礼之中。
文字丨杨依纳爵
编辑丨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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