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我屡次感冒，勉强撑到春节，跟朋友相约一起休养。经反复衡量，一致锁定贵州山区，旅途很周折，导了三个航班抵达。来了没几天，疫情蔓延，我们被阻隔，索性安居山里。
空气中伴着花香，百鸟齐鸣在清泉飞瀑间，谦和的少数族群，我们一致认为这里略胜瑞士阿尔卑斯山脉一筹，这里身为落后山区，居然成为中国唯一入选2020全球十佳旅行目的地，我想可能评估落后与发达的指标也需要被评估。
贵州有个小地方叫石门坎，一直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但一百多年前，一位叫伯格理的英国小伙子曾给这里带来过文明的繁盛，将这里从蒙昧的原始社会直接变成是西南文化的最高峰，曾是中国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
从贵阳开车来现今仍需要十多个小时，我每次骑行在现代公路的山中，就试着想象当年那位小生曾克服过的各样的困境。
这里是云贵高原乌蒙山区的核心地带，真正是崇山峻岭。乌蒙山区的地貌特点是，高高的山峰和深深的沟壑并存，我的朋友经验老道些，几次打消我要在大山区里开车的念头，只撇上去一眼，一侧千尺高仞，另一侧万丈深渊，腿发颤，眼发黑，一百多年前的山路，逢雨天的泥石流，你就随便想象当时的情形吧。
他最早抵达中国昭通时是1887年，彼时他23岁，少年才俊，全英国公务员考试第七名，那时的英国君主立宪制实行二百多年，工业大革命使英国成为当时最文明和发达的国家。但他做一个公务员感到浪费生命，他从小受到李文斯顿的见证激励，当戴德生分享“中国内地会”的招募时，他毫不犹豫就跟着来到中国了。他来自英国循道公会，主张圣洁生活和改变社会。
他到昭通不久就遭遇饥荒，那是1892年，那个令人绝望的冬季，除了柏格理的家救济受灾受难者外，没有任何官方与民间力量的协助。他和妻子不知疲倦地致力于拯救生命，带着食物和铜钱走访了许多难民茅棚。柏格理的爱心与真诚赢得一些人的信任，就在这场百年一遇的灾荒过后的第二年，两位首批皈依者接受了洗礼，同时在昭通建教堂。
除了传教，他还利用各种场所介绍日蚀月蚀、水文地理等一般科普知识，并和妻子创立了”天足会”，在滇黔川边首次倡导放开女孩裹小脚。他反对中国的八股教学，于1893年改教会原办的私塾为”中西学堂”(现为昭通二中)，最先在当地开设了天文、地理、英语、算术等新教育课程。他在中国最早提倡妇女解放，创办女子识字班夜校，开当地女子教育之先河。
当时人们有病就去占卜，巫医当道，烟毒盛行，他幸亏并不是只会说教的牧师，在那个巫术横行、瘟疫泛滥的年代，他大多数的时间，他科普医学卫生常识，用简单的西医给人看病，但在那个把巫师当成权威医师的地方，可以理解他为何被那么恨恶，常被追杀，他却很神奇的逃脱。
仅1898年一月，柏格理就挽救了二十个试图服用鸦片自杀的人。在此之后，这成为经常，他对此类求助都倾尽全力。1899年9月，他印发了两千多本小册子，奉劝人们不要种植鸦片，悉心教导当地人种五谷等农作物。后来他又张贴布告，鼓励种植蚕豆以取代鸦片。经此努力，戒除鸦片的运动终有起色。其他诸如禁止早婚、反对买卖婚姻、禁止酗酒、减免租税等运动，都起到了一些的社会变革的成效。
伯格理的夫人艾玛是南丁格尔的得意门生，一直在中国做医疗志愿者，南丁格尔看到中国巨大的需要，悉心培养了艾玛，计划通过她来建立中国医疗护理体系的，她与伯格理在云南昆明治病的时候相遇、相恋、结婚，改变了南丁格尔那个计划。艾玛随伯格理一路从昭通到了石门坎，回过头看这段历史，伯格理在英国当过小公务员的差而已，在这里一个人干了整个农业、教育、文化、民政的活儿，没有艾玛怎么还能干卫生和公共防疫局的事呢，况且是在原始山区建立如此现代医院，公共防疫系统的呢？
他在昭通奋战17年，经历过九死一生，乘船遇难、骑马坠崖，强盗追砍，巫医谋算，均神奇逃脱，但在这块刚硬的土地上，做的工作其实收效甚微，恨他的人始终环伺。
伯格理的转机，来自一群大花苗人突然到昭通拜访，威宁和水城一带的四个形容枯槁的大花苗人跋山涉水走了几天，到昭通找到柏格理。这些苗人听说过伯格理所做的事，请求你过来教我们读书识字。为什么大花苗人要想读书认字呢？
因为在伯格理没有去之前，苗人完全生活在一个蛮荒的状态。他们不只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甚至没有人懂简单的算数，如遇买卖麻烦得很。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在山区跟一个婆婆买4个鹅蛋共24元，给她30元，她看上去真算不出来，旁边卖菜的人都来帮她，讨论了很久找我6元。
他们这种蛮荒状态的成因，是历朝历代政府一直把这里的少数民族视为下等的”化外人“。这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的蒙昧苗人更容易受统治，汉人统治彝族人，彝族统治苗族，所谓的”土司“和”土目“都是彝族人，苗人沦为社会歧视链的最底层，既没财产，也没社会地位，备受压迫与歧视，被周围的民族视为“大地上无所作为的一群人，只适于充当农奴”。统治者教育他们有智慧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到石门坎时，柏格理40岁了，残酷的现实，令他把愿景隐藏心底，但他从没忘记如李文斯顿那样领一个民族归主。尽管他在昭通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金沙江附近的凉山彝族中去传教，但效果甚微。他遭到的恨恶、误解、背叛、诋毁、追杀使他心里常有挫折、压力、灰心和困惑，他经常写信请家人代祷，但他却不至于长久失望。他常默默祷告，求神给他机会，当大花苗民族伸手求助时，他毫不犹豫地认为，这就是神在他面前敞开的那扇门，他即刻抓住了。
伯格理跟那几名苗族、汉族信徒初到石门坎，即向彝族土司讨要了一块地，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发动这些苗民，每家出几个铜钱，修了一个简易的教堂，这个房子叫“五磅房”，因为它所筹集的零零碎碎的铜钱，大体上相当于五个英镑，这个房子既是教堂，又是学校，也是伯格理的住所、办公室，这个房子的遗址至今还在。他太太回忆说，每天到了要睡觉的时候，要把床上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搬开，上面有蓑衣、斗笠、《圣经》等等的，要搬开才能睡觉。
伯格理在昭通生活过17年，但居住在苗民中，仍是巨大的挑战，当年的苗族人盘着小脏辫，光着脚，披着蓑衣，一身气味，这位年届40的英伦哥，已然被锻造成器，他出入苗寨，身着苗衣，说苗话，住苗家，吃包谷、荞麦，睡臭虫跳蚤成群的麦草堆，有两次他甚至跟牛同睡于一捆干草上，他不骑马，不坐轿，路上遇见苗民，就象遇见长辈一样谦让，那时人们没听过绅士这回事，但他与人们同吃同住，他不仅被他们视为老师和医生，还被他们视为在苦恼之时可以倾诉的贴心人，被苗民视为最可信赖的人，以至人们称他为” 拉蒙”(苗王)。
能够被苗人所信赖，是他所期待的，在他的《苗族纪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曾问过这些最早的来访者，他们是不是像汉人常表现出的那样惧怕我们。其中一位回答:“我们听到汉人时常谈起羊（洋）人!所以我们第一次来到你们这里时有些紧张。但是，当见到你们后，我们发现你们不是羊人，就和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你们和我们是一家人，只不过你们来自很远的地方!”在我的生平中还从来没有被给予过如此崇高的赞扬;而且是被中国最贫穷的少数民族群众认可为一种父兄般的形象，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成为苗族中的一位!蒙昧、落后、肮脏、有罪的，但又是最可爱的人们，我的兄弟和姐妹们，我的孩子们!
不难看出，神通过早年昭通经历过的背叛、打击、失败与挫折，使他恒常谦卑和忍耐，以至于苗人对他的接纳，使他感到莫大的幸福。他的这种圣化的情感若不回到神的面前，几乎是常人不能理解的，后来他经历平顺时，甚至当地人欲拥立他为苗王、彝王，他也没上头，谦卑祈祷中明白主的心意，效法耶稣做仆人，培养当地人。他并不是生来的伟人，唯有祷告来的力量帮他克服自身的软弱。
柏格理的天赋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苗文的创立上。这对苗人来说意义深远，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苗族原来是没有文字的，祖先的历史都是用古歌来口口相传。柏格理与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和苗族教徒一起研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结合苗族衣服上的符号花纹，于1905年为苗族创立了一套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牧师们与柏格理合作，很快翻译了《圣经》和赞美诗，学校也用苗文来编写《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物》等教材，并出版了苗文报。后来的苗族人则用以通信、 记账、记录民族歌谣、故事和传统知识等。从此，苗族的传说、历史、文化有了新的载体。
最初，伯格理的英国教会并未资助他在苗族的传教工作。修建教堂和学校的铜板都是苗民们每人100个铜板捐出来的。1906年学校开班，二十多个学生全部是成年信徒。
简陋的教室很快就不能满足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教徒。云南的威县、镇雄、楚雄，甚至远至红河的苗族学生都赶来就读。1908年柏格理回英国疗养时募集到 2000英镑，回到石门坎后，他用这笔钱修建了一幢有着烟囱和壁炉、可容纳两百多人的宽敞教学楼，并建立了石门槛小学。在获得了循道会的津贴以后，石门坎小学相继修建了宿舍、礼堂、足球场和游泳池。学校的游泳池是1913年修建的。因为池子比较小，比赛的时候运动员只得逐个下水，比的是在10分钟内能游多少圈。
同时创建了”改良会”，改变十五六岁早婚的习俗，规定”男子年满二十， 女子年满十八然后结婚”。以前苗寨村头有个称之为花撩房的公共公间，女孩子十三四岁以后，和其它男人在这里发生性关系是被文化接受的。伯格理发现好多未经世事的十三四岁的女孩子，肩上背着一个小孩，这种早育，给她们自己和孩子都带来困苦。于是，伯格理每到一个村寨，就让苗人把花撩房烧掉，那个时候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都要接受一个规矩，男性要22岁，女性要20岁才能结婚，基督徒全接受。
对于那些没有进到学校读书的成年人，教会开办了”平民学校”，苗族信徒在主日进礼拜堂的时候，不仅要礼拜，还要在晚上分班学习文化，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威宁县在1949年后的一次教育普查显示，当地苗族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民族，甚至超过汉族。
教会究竟建成了多少学校?这个资料一直比较模糊。有说是五十多所，也有更多资料显示一百多所。最精确的数字是1950年威宁县的一次调查，有28所教会学校，在这里兴建了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双语教学学校，开了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直到今天，这个贫穷小村里仍然能碰到英语能力很强的老人。到了后期的时候，社会风气开始崇尚教育崇尚文化，崇尚知识。有了信仰，有了文化，人们才开始变化，而且是西式的现代文化教育。
1905年以前，石门坎大花苗族略识些彝族字的只有两个在彝族土司家做高级家奴的苗族人。同年在石门坎着手创办学校向苗民及一切贫民孩子开放。至1949年，从这里毕业的学生中有四千多名小学毕业生，几百名初高中生和中专生。其中有三十几个大学毕业生，二名博士。
柏格理的一句话在所有苗族布道者中流传:”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实际上很多村寨的教堂和学校都是同一幢建筑，房顶上插着涂了红色颜料的木头十字架，平时做教室，礼拜天变成礼拜堂。
然而伯格理的主要工作，更象现在这些战斗在疫情第一线的热忱勇敢的医生，他的住所兼药房，成为除了教堂、学校之外最热闹的地方，礼拜结束后，就有人拥进药房求医问药，他们夫妻时时处在被感染的高风险之下 ，他妻子通常把粉末包在纸包里，药水就倒在半个鸡蛋壳里，分给求他们的人，伯格理甚至为当地人种痘，他曾专门从英国带来一批专业的小刀片用来挑脓疮和种疫苗，他还办班培训苗人。
有一次伯格理听说广西督都诱杀活埋麻疯患者的消息时，他愤怒的谴责这种行为，有人登在报纸上，英国一个麻风病防疫组织很快联系过来，并汇来一些钱，伯格理用这些钱买粮食和一些布，定期发放给附近的感染者。
伯格理死后，这个组织的服务也一直延续下去，几年后，这个传教团体申请到了资金，购得一片有水源的荒地，这个滇东北、黔西北最早的麻风病院很快接收到昭通、威宁、彝良一带的几十名患者，很多人是托着溃烂发臭的身体过来的，在接受治疗后，就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这个麻风村至今还在。
柏格理那次回英国休养，沿途人们用苗语向他喊道:”再回来看我们！“伯格理在日记中写道：”我答应了他们，我一定要回来。“他真的回来了，而且永远的葬在了苗民的这块热土地上。
1915年的那次可怕的传染病，传到石门坎，并在这里爆发开来，许多苗民和学生都病倒了，甚至一位刚打过预防针的牧师也倒下了。学校山崖下面的一个山洞被当成临时的隔离室，伯格理像医生一样，一直守护在旁，后来他也不幸被感染，由于药品非常有限，他坚持要让给更虚弱的当地人，他倒下的时候年仅51岁，再也没有起来，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可以用凄凉形容不为过，但内心宁静，毫无困苦和苦毒。他对他的孩子说，“爸爸要去的是上帝早就给我预备好的更美的家。”他是满怀盼望与信心荣归天家。他常眠在这片热土上，他的坟墓被修在山坡上,俯视整个石门坎，墓碑:”人竞宿于石门，神将赐于木铎。“为他送葬来的苗彝汉，好几百人，哭声回荡在山谷中。
张坦在他的书《窄门前的石门坎》深入介绍这段民族变迁的历史，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上帝渴望进入苗族，转化苗族人民的生活，当地人的心在久经欺压中，已经从刚硬变为柔软，已被上帝预备好了。
伯格理通过传播基督教的信仰，通过办教育，提高整个苗人的文化水准，他和当地苗人一起，开启了这个地区步向文明和现代化的进程，从而使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变迁，到上世纪40年代，石门坎已经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社区。
在这个山村中，这里有过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和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这里是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方性氟病的地点。有医院、游泳池、麻风病院、孤儿院，人们开辟了果园，建起了手工业和农业实业推广部，甚至有邮政代办所。
当时伯格理还带来一种超越的现代的文明生活：踢足球和游泳，伯格理本人在英国爱好这两项运动，在1914年，就在这个地方建了一支足球队。那时，中国很多人都不知道足球为何物，苗族已经有了一支足球队。这个足球队已经到了一定的竞技水平了。
有一个有趣的段子，发生在伯格理死后的民国时期，当时四川的军阀杨森调到贵州做主席，路过石门坎，看到石门坎有一个足球场，他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本人喜欢足球，部队就有一只足球队，就让自己部队的足球队和石门坎队比赛，连赛三天，结果石门坎的足球队完胜，军阀杨森急了说：”你们也好意思穿球鞋？把鞋脱下来，送给胜利队员吧。“那时石门坎的球员是光脚踢球的。石门坎是贵州省“足球的摇篮”，大部分足球队员都来自于石门坎一带。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支国家足球队，其中就有两名队员来自石门坎。
还有游泳，在西南地区建了第一个室外游泳池，而且分了男池和女池，浅池和深池。有一定难度的。苗人把竹子砍下来，打通这个节，从山上把泉水引下来，泉水就把游泳池灌满了。
苗人以前一生就洗三次澡，生和死的澡都是别人给他洗，实际上自己一辈子也就一次澡。伯格理竟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游泳池，提倡苗族人游泳！小孩怕水，又没有游泳衣穿，怎么让他浮起来？
那个时候穿的都是粗布，伯格理让小孩把腰带这个地方用绳子扎起来，然后把腿这个地方用绳子扎起来。先把裤子打湿，然后用手拍这个湿裤子，使裤子不断充气，在腰间自然形成一个游泳圈。
他在那里每年端午节搞一次运动会，比赛项目都是类似女人缝鞋底子、男人搬运玉米、捡土豆之类的，是结合当地的生活的文明竞赛。
伯格理那个时代英国信徒都非常强调福音转化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那时的许多英国传教士都投身于建设医院，兴办学校，改善贫民窟，酒吧都被社区活动中心取代。
行文至此驻笔该多好，然而，49年以后，石门坎这个地方的文明从峰值，呈断崖式跌落，石门坎文化被戴上两顶帽子，一顶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基地，基督教的传播被定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另一顶帽子是西方间谍的活动中心，西方的特务渗透。然后石门坎这个地区就变成了阶级斗争最激烈、最复杂的一个地方。
当局介入这里并粗暴管制，驱赶所有外国传教士，对本土的传教士，通过杀，关，管的方式严惩，几乎让这个宗教信仰体系崩溃。当信仰崩溃后，文化风俗也开始退化，经济和社会发展均停滞。
到了1989年，一次调查显示，改革开放十年，石门坎是什么状态呢？这个地方十个人用一床棉被，儿童失学率达到88%，因为贫困而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贫穷和落后是非常惊人的，石门坎重新被边缘化。
怎么解读这种栽种又拔出呢，神怎么不阻止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C.S路易斯写过一本《痛苦的奥秘》，他在序言中说：“回答这类因义人受苦而质疑神的全能、全善、公义是否矛盾的问题，我不得不用许多铿锵的逻辑去回复，然而了解我的人，知道我无时不刻都活在因受苦而挣扎的境况中.”不管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面对苦难的态度，表达了我们对神的信心。
何况我们愚蒙的人过于仰赖某个人，无力察觉正在用偶像崇拜的方式来信主，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错误的根基之上，忘记神是我们的万古磐石，这也给偶像和自己都带来灾难。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愿意使用谁，先降卑谁，都凭祂的旨意行做万事，祂的旨意人不能拦阻，然而祂向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赐福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祂拔出，仍要建立，是建在基督，万古磐石之上。
想到历世历代祂拣选使用的人如云彩围绕，有圣徒仍在狱中、被诋毁、被轻视，被忘记、被排挤，哪一个瓦器不需要经窑匠塑造而合乎使用呢。我所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哪位立志在世按照主旨生活的人不是经由这同一条破碎之路认识主，认识自己的呢？这23岁的小生一到山区就带领一个民族归主，一战封神，被拥戴为苗王后来会如何呢？
神感动一个人，要通过他施恩给一个群体，祂预先知道瓦器的有限，然而祂放宝贝在瓦器里，彰显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本身。
1993年，戴德生第四代传人戴绍曾博士，饱经忧患与打击离开中国，又谦卑低调的再次被唤回到这片热土上，最终将生命倾倒。虽然他至死也没看到所应许的完全的实现，却从远处望见更美的家乡，欢喜将生命投入到与神一起爱一方人民的使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