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最不该忘记的传教士，那个假装用一生爱中国的人

我第一次知道燕京大学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北大校园里看到一个男生穿着某社团的文化衫，背后印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九个字。

当时我正陷在大学生常见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迷惘当中，却因为这几个字得了许多的亮光。

虽然对于燕京大学我有些陌生，但是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却颇为熟悉。

除了一系列的标签之外，这段话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装着爱中国”这句断语，活脱脱刻画出一个伪君子政治家的形象。

但是大学期间，我因为偶然得来的那句校训而生出许多好奇心，读了他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写就的《在华五十年》，就疑惑了：

这样的爱，真的可以假装吗？

试想一下，如果我生在和平年代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于985著名高校获得博士学位，临近毕业却没有参加校园里任何如火如荼的校园招聘。

而是跟父母说：我准备去炮火纷飞的巴基斯坦教中文，因为我深爱着那里缺衣少食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他们会用尽各种方式来阻止我，比如给我看某某日报，说你难道没见到前段时间在巴基斯坦街头被恐怖分子击毙的那两个年轻人么？

▲任校长期间，与燕京学生在一起

但是时年28岁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博士毕业之后，携新婚妻子一起做出类似决定，告别美国投身二战中的中国的时候，他的父母却是额手相庆。

所以尽管在大二时就感受到回到中国的强烈呼召，他仍然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

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却被当地老百姓戏弄；

要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也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

——这种细致入微的描述必然出自他幼年时对于自己父亲的观察，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儿子，他深深地明白传教从来都不是一种浪漫地生活方式。

而是如圣经中所描述基督的样子“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

——这是一种完全牺牲的，舍己的生活。

▲年轻时的司徒雷登夫妇

可是最终，司徒雷登在长久的挣扎和彻夜祷告之后，仍然和新婚妻子一起奉差遣来到了这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度，从此在中国服侍了四十五年，以一生来回应呼召。

听起来这履历青云直上颇为风光，但其实当时的燕大，所有的财产仅仅是：

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而最要命的是没有钱。

所以在司徒雷登的自传中，他将自己比作乞丐，在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之间周旋筹款，而后骑着毛驴走遍北平为燕大寻找新校址。

可是仅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司徒雷登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建成了如今未名湖畔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燕园。

当年燕京大学绝对不逊于当今北大，建校的短短的33年间，注册学生不到一万人，却出产了4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二战时，中国驻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十分之九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这些足以彪炳史册的功绩，却被轻描淡写地记叙为一句：他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

1926年，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于燕园，他一生未再续娶，每天清晨都去妻子的墓前静坐祷告。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闯入燕园，逮捕了18名燕大师生，其中就包括司徒雷登。他在山东的集中营被关押了四年，出狱后的第二天，就着手重建燕大，当年的10月10日，燕京大学又开学了。

当时全国教会大学林立，除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还有山东的齐鲁大学与燕京齐名，号称“南齐北燕”——这些都是传教士们在民国创造的教育奇迹。

岳南在其巨著《南渡北归》里，讲述了这段可歌可泣的民族思想史。

身陷囹圄却矢志不渝，心心念念记挂的仍是这所中国人的学校，这样全人投入的爱，如何能够假装？

▲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会见司徒雷登

他将自己所有的都给了中国，照顾过成千上万人的生老病死。

然而，他的葬礼无人参与，他的名字无人纪念，他的爱被视为假装，他一生的心血——燕京大学被彻底肢解，成为时代的祭品。

▲2008年11月17日

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于杭州半山安贤园

如此他就无需这世界的酬报，因为他已经得了那召他来者的奖赏——那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无论地上的骨灰葬在何处，在天国我们终能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