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需要时间沉淀。时间久了，真相才会慢慢浮出水面。
退潮了，方可看出谁在裸泳。
距离太近，反而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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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19，我们无比悲哀地发现，民航总医院医生被害案竟然排在了跨年新闻榜上，围绕医疗市场化、医保制度的讨论热度，在微信、微博社交媒体上居高不下。
诚然，现实的医保制度需要为当下的医疗困境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医保制度调整了，目前的医疗困境是否必然峰回路转，能否彻底解决？医患关系是否就能其乐融融，一派祥和温馨？
我觉得未必。
几十年前，当各界痛心于“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疾呼解决“脑体倒挂”问题时，也秉承着同样的思路。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教育经费天文数字的增长（北大去年收入已达340亿元），教师待遇特别是高校科研经费、学校设施设备大幅改善之后，恶欲随之膨胀，性骚扰女学生，乱性教师，学术作假，论文抄袭，教师群体各种让人瞠目结舌的丑闻不绝于耳。
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道德水平的提升。环境的改善，也不意味着败坏的人心可以马上重回正轨。
但环顾四周，当下各方似已达成共识，医保制度是医患矛盾的恶之殇。
我们必须承认，医保确实有其自身的问题。但因为人心败坏，需要个人承担的责任，决不能推卸给医保制度。
行凶者当然罪不容赦，需要为自己的暴行承担罪责。
我更关注的是，随着舆论场逐步披露呈现的各方信息，大众舆论是如何被引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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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杨医生被患者家属扎伤，媒体及时披露。报道提到，医院内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杨大夫人挺好的”。25日，杨医生抢救无效去世，民航总医院和北京卫健委发文要求严惩凶手。
27号，有杨医生急诊科的同事发文，称病人是95岁的女性，脑梗塞后遗症，长期卧床鼻饲营养，生活质量不高。12月4日杨医生首诊，病人来时呕吐，纳差（食欲不振），意识不清，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输液后病情无改善好转，病人家属认为输液输坏了。目前病人全身重症感染（胃肠道、泌尿系、肺部）并伴有心衰、心肌损伤。
该医生描绘了患者家属的印象：完全没办法沟通，每天都会因为一点点的病情变化怀疑用药，不停的吵闹、辱骂、威胁，他们天天就在抢救室跟我们干架。小儿子尤其极端和情绪化，总说老太太死了，我们谁都别想活。
针对为什么不联系病人住院，该医生说，“天天犯浑的一家人，谁敢接诊收治？”
在这个医生眼里，孙家一家人都犯浑，不讲理。而同在急诊室的其他病人也一样冷漠麻木。
在另一个医生的微信里，孙家被这样描绘成：救人的杨医生血肉模糊、惨死在工作的地方；她参与抢救的那个95岁老太太就静静的躺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体征平稳，神态自若；杀人凶手的兄弟姐妹围在老太太病床周围，若无其事玩着手机。
杨医生被害，出于愤怒，对患者家属使用过分言辞进行语言攻击，情有可原。和医护行业有关的各种媒体也同时发声，要求严惩凶手，称其“丧心病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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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7号，我看到的都是代表医院一方的信源，都是和杨医生有关的医疗界在发声。
这些声音让大众极其愤慨：一个95岁的病人，有那么多基础病，不能接受治疗不好不能接受死亡，把医生都当成神医了吗？这家人脑子真让人无法理解，95岁的老太太是罪魁祸首，她是如何教育子女的？养了一群什么子女？
在旁观者眼里，孙家一家人都是充满戾气、冷漠无情、蛮横无理的浑人。变坏了的老人，教出了更坏的孩子。
名为“晚霞中的红蜻蜓”的博主也推波助澜：老人儿子是真正的啃老族，老人只要不拔管，有一口气在，就算是植物人也没关系，医药费全免，退休金（所有待遇累计一月6.9万rmb)照拿，你医生不把95岁老人抢救过来，就等于断他儿子的财路。
名为“大汉丞相”的公号甚至不惜对孙家爆粗，破口大骂，指责其家人又去骚扰杨医生70岁的奶奶，逼着她签署谅解书。
事实是否如此，未见其他相关报道，无法证实。
事态演变至此，已经让人出离愤怒了。
更有甚者，一个名为“杏子杂谈”的搜狐号曝出的微信截图称，“杀人的那个姐姐冲着我们护士说，那个大夫死了嘛，就算你们抓了我弟弟，我还有三个哥哥呢。早就想杀人了，就是带着刀来医院的”，“他四五天前就决定要杀了她，刀在三天前就备下了”。
还有人爆料说，犯罪嫌疑人孙文斌的大哥叫孙文山，黑白通吃，承包‘北二外’的大学食堂，是黑社会狠角色”。
至此，在公众眼里，孙家兄弟姐妹已经彻底变成残忍冷血、十恶不赦的恶魔了。
同情杨医生的自媒体公号文章很多都是10万
，打赏甚至高达8500多个，支持者不计其数，而95岁老人子女的声音却始终没有看到。大众所看到的孙家冷漠无情的形象，都是这些医护人员或者自媒体转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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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8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才采访了孙文斌的姐姐孙英，有关孙家的正式报道才见诸媒体。
和先前传出的消息不同，报道指出，孙家并没有什么背景，孙母属于农转非人员，孙文斌兄弟姐妹五个，孙父已去世，55岁的孙文斌年龄最小，早年曾在“北二外”做过印刷排字工人，后辞职，并做过养牛、养猪等，但都赔本，后来离了婚。目前无业，在外租房子住。孙文斌以前的同事称，孙文斌平时“不太爱说话，也不惹事”。
按孙家子女的说法，孙母魏氏去民航总医院，只是想输营养液，却因输液后身体情况越发糟糕，出现了高烧不退、昏迷等情况。
2019年12月31日《财经》杂志文章发布“独家 | 杀医案就诊全过程曝光：民航总院花费近4万，朝阳医院缴费3万”一文，提供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信息。
文章说，孙氏的哥哥、姐姐并非充满戾气。如网络所传，孙家排行第三的儿子，确实在北京朝阳区某大学内一家校园餐厅担任经理一职，2015年前后退休。在员工眼里，他是一个随和的人，体贴员工。邻居眼中的孙文斌的姐姐，“她为人热心，看到我们提着菜，会主动帮忙”。
孙家其他子女与“威胁要继续杀人”的印象大为不同。
孙文斌的母亲魏氏属于征地超转人员。根据相关规定，超转人员享受北京市城镇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这意味着，孙魏氏在急诊检查治疗，一年的最高报销额度为两万元，如果住院，一年最高可累计报销30万。
首诊当日，杨文医生建议进行的项目检查和药品总费用共计约2700元，其中，实际发生的诊疗费用为508.54元，由于患者家属拒绝做检查项目，未实施的项目则共计约2200元。
孙家子女当天虽然拒绝检查，但在此后的急诊留观时期，孙家子女很少再拒绝院方建议的诊疗方案，直至魏氏转院，检查和用药费用约36000元。
如果真是杨医生急诊科同事所说，孙家子女不配合治疗，“完全没办法沟通，天天就在抢救室跟我们干架”，怎么会有36000元的“检查和用药费用”？这相当于急诊室20天每天花费了1800元。撇去每天50元的床位费，每天花费1750元。
费用高低，每个人可以自己判断。
对孙家子女污名化的不实之词，是谁在刻意编造？谁在夸大其词，将孙家子女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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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孙文斌行凶动机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急诊室20天始终无法住院。孙家要求住院，但得到的回应始终是医院没床位。
孙英说，在急诊治疗下去意味着无法使用医保而需要自费，但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好。随着母亲病情每况愈下，医疗费用不断增加，孙文斌很不满，他总是唠叨，“想住院又不让咱们进，医院就想置咱们于死地，让咱们把钱都花在这儿，倾家荡产”。
很多人将责任归结为医保制度，特别是让医护人员无比头痛的“药占比”。
通常的解释是：孙母属于高龄、全身多并发症的晚期癌症患者，明显可能极大占用医保额度，治疗希望渺茫，在医保和医院考核机制的双重紧箍咒下，是各大医院的“烫手山芋”。孙某氏使用的是北京城镇居民医保，因临近年底，各大医院担忧医保额度被用完，医院住院部往往不愿接收。
但民航总医院住院部医生解释，医保结算，医院是可以拖延的，把这笔费用结算到明年。
看来，孙母始终未能住院，与困扰医生的所谓“药占比”并没有关系。那么孙母为什么始终不能住院呢？
就未能将孙母收治住院的具体原因，民航总医院院方对《财经》记者表示，不予回应。
直到孙文斌行凶杀人，孙母才最终住进了朝阳医院急诊科重症监护室。
用两个鲜活的生命，才换来一个95岁老人的住院许可。谁制造了这个让人无比悲哀和伤痛的巨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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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孙文斌的刀来自何处，媒体提供了几种说法。
孙英称，事发前孙文斌没有透出要杀害医生的迹象。至于刀是从哪里来的，孙英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其中有“据一位医生回忆，这把刀是在3天前就备下的。孙文斌早在四五天前就说要杀了她”。
关于孙文斌行凶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中国周刊里孙英说不知情，而搜狐号“杏子杂谈”里却说杀医生的话出自孙英，“八点健闻”说此言出自孙文斌。
孰是孰非？各方莫衷一是，大众无所适从。
在凶案发生后的前几天，我们听到的，几乎都是和医护人员有关的媒体、自媒体声音，众口一词地声讨凶手和孙家其他兄妹，而孙家人却几乎没有发出过任何声音。
杨医生去世当日，“医学硕博会”公号发文声讨凶手。有人留言建议设立无理取闹患者黑名单，公立医院禁止他们就医。有人说医生是弱势群体，把患者当祖宗一样供着。而有的留言却说，病人是弱势群体。如果不能急病人所急，甚至折磨病人，在哪里都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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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和医生，究竟谁是弱者？
在我看来，显然是患者。
医生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掌握医疗专业技术，有稳定的收入。即便离开医生行业，也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而患者素质却参差不齐，很多人来自穷乡僻壤，甚至还是文盲，缺乏最基本的医疗常识。
中国目前的医院大部分是公立医院，医疗资源稀缺而且很不均衡，好的医疗资源集中于京沪等直辖市，和一些大城市，地方患者如果希望得到及时和有效医治，必须长途奔波，费尽千辛万苦，才能找到想找的专家看病。交通费、住宿费、医疗费、挂号住院，哪一项都能将患者折磨掉一层皮。
因为缺乏医疗知识，很多患者都是听从医生安排，很少有人对医生的医治方案提出质疑。
医患双方权利地位不对等，很多病人没有别的选择，为了治病救人，很多时候只能忍气吞声，任人摆布。
更有很多人因为收入水平低下，一旦生了大病，根本不去医院救治。如果他们不是弱势群体，不知道还有谁是弱势群体。
几年来，在熙熙攘攘的门诊大厅，在拥挤不堪的住院大楼，为了挂号，我曾从半夜三更排队等到天亮，在治疗过程中遭受的训斥和白眼，经历过病人就医过程的种种心酸和痛苦，我可以轻易地判断出谁是弱势群体。
医生受到伤害，医疗界和社会各界群起而攻之。而病人受到伤害，因为是一个个孤立的原子，病人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联系，又缺少帮助病人维权的中介组织，只能单兵作战，往往无声无息，很难掀起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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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否认，医生行业里有很多医德医术俱佳的好医生。
多年前，我们遇到了肿瘤专家王主任，她常常让我感动不已。
我们想吃虫草补养身体，她说“吃这么多东西不累么？”她给我们开一个300多块钱的化疗药，我问她一万多的是不是效果更好点？她不客气地说我，“效果都一样，你有钱愿意多花也没办法”。为了加入临床试验组，我们不惜远赴四川华西医院，希望在那里加入临床试验组。当希望几乎破灭时，却突然接到了王主任科室通知我们入组的通知。
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看过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院士。那时，我才真正见到了医生对病人的爱心，感受到了一个患者的尊严。
但我必须承认，我在医院也遇到了很多和他们不同的医生，这些医生对病人的冷漠、歧视甚至侮辱，让很多病人深受伤害。
面对辱骂，一个软弱的人也许会逃之夭夭。脾气暴躁的人也许就会拍案而起，愤而反击。
我认识的一个癌症病人，去看一个知名的肺癌专家。专家发现他先前看过别的医生，就开始辱骂病友。病友吓坏了，赶快逃之夭夭，再也不敢挂他的号了。
有的是态度恶劣，而有的直接是以权谋私。
几年前的一个上午，一个知名医院的护士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可以参加临床试验组。仅仅过了两个小时，护士又打电话，告诉我不能参加了。我去找主治医生，一个院领导。他一面对我说没办法了，一面当着我的面给负责临床试验组的医生打电话，说一定要把XXX安排进试验组。
在另一家医院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月后，我出院结账时，发现药费里有7万多元的自费进口药。而医生使用前，根本没有和我们商量。而同科室的另外一个医生早就说过，这个药对病人没用。
七万多元，对病人意味着什么，相信医生也很清楚。
碰到这样不负责任的医生，医患关系能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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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医生抱怨，中国医疗环境恶劣，从医环境太差。
很多人将其归结于医疗制度不健全，政府缺位。也有人指责病人素质太低，对医生要求太高，对治疗效果不满意就闹事。
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中国当下的医疗资源稀缺，医保制度确实不健全，急需政府花大力气解决。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有些人却将自身的问题推卸给制度，推卸给环境，将制度、环境当成替罪羊。
诚然，制度有制度的问题，但人因为贪婪、冷漠、邪恶、诡诈、狂傲而生发的罪恶， 必须自己勇于承担。
很多年前，一个在医院工作的朋友直接对我说，在医生眼里，病人就是累赘。
他何出此言，我不知道。我能想象得到的是，这不是一个医生的态度和想法。病人带给他们的，不是工作的满足和快乐，而是无法摆脱的无尽麻烦。
碰到这样的医护人员，患者会受到什么待遇，可想而知。医患关系会糟糕到什么地步，我想大家都会判断
我所知道的另一家医院，本院医生找医生加号，都要给对方红包。
如果说病人主动给医生红包，是病人期望一个安心，医生被动接受，尚且情有可原。但如果医生相互介绍病人加号看病，都达成相互给红包的默契，那就是明目张胆的交易。如果这成了一种普遍风气，那就是一个医疗群体的罪恶。
就像药商回扣，有医生说，如果我不收，等于把同事出卖了，钱就到了医药代表自己手里。可如果医生收了回扣，最终买单的还是患者。医护人员的回扣，最后必然转变成病人的血汗钱。
每每发生医疗事件，常常看到医护人员、卫生部门、医疗媒体记者，甚至医药公司一起大声疾呼保护医生，维护医生权益，媒体热度居高不下。而当一个个卑微的患者无钱医治，医治无门，甚至自杀时，却很少能在媒体上看到相关报道，听到有人发声。
当医疗界对身边的罪恶视而不见，习以为常时，医患关系就很难得到改善。
注：图片来自百度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