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世界里，有两个天坛，一个是天坛公园，曾经皇帝的祭天场所。那里碧树参天，游人如织。
另一个也是天坛，与天坛公园一墙之隔，名叫天坛医院。其间川流不息的，多是神情忧戚的病人，或者病人家属。
一
天坛公园，我曾去过多次。9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天坛公园。天坛的园子似乎并不大，整体略显破败。印象最深的，不是祈年殿的辉煌宏大，而是回音壁的灰暗破落。让人伤心的是，和故宫一样，回音壁四周的地面也是坑洼不平。
此后，我又去过天坛多次，见到了皇帝们的一亩三分田地，和耕地的家伙——犁耙。不过我相信，玉衣锦食的皇帝们没几个能扶得住犁耙。他们每年的例行种地，不过是装模作样，糊弄一下百姓。毕竟，种地也是门手艺活，需要时间学习。牲口们是否能听懂他们的金口玉言，听不听他们使唤，更是一个问题。
去天坛，印象最深的，并非那里的景观和建筑，而是天坛公园北门东北角的老北京小吃——豆汁和焦圈。第一次品尝闻名遐迩的老北京小吃，虽非美味，却也并不难吃。酷夏时喝杯豆汁，远没有很多人眉头紧锁的那般痛苦，反倒觉几分清凉。
为了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天坛的祈年殿被艺术家幻化成了厚重的“北京”字样，飘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天坛门口的马路宽了，附近的地铁开通了，可在我的印象里，天坛的地面依然还是坑洼不平的老样子。
二
1996年夏天，我上班第二年，家里给我打电话，说远在广州的弟弟突然昏倒，被送到了医院，后被确诊为脑部肿瘤。不久，我的哥哥、姐姐也去了广州。
突遭晴天霹雳，我的父亲、母亲痛不欲生。在房间里，他们相对无语，每天以泪洗面。
那年9月，我从北京出发，坐了30个小时的硬座火车，第一次到了炎热的广州。大街上轰鸣刺耳的摩托，比呕哑嘲哳的粤语更让人烦躁不安。
在那之前几年，我力主我弟弟去物价颇高的广州读书，而不是留在费用低廉的内地，家人颇多埋怨。毕业后，又是我，力劝他留在广州，而不是返回内地求职。在天高地迥的异地他乡，我弟弟生病，似乎有我无法逃脱的责任。
虽然在广州医院做了脑部伽马刀手术，但家人依然不放心。回到北京后，我又带着他的脑核磁片子，去天坛医院四处咨询。找了多个资深专家，答复都是：肿瘤位置太深，没法做手术！
1996年，王忠诚已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不过，还是天坛医院的院长，但已很少出诊。病人们说，他不出诊，很多时候是被人拉去，为领导干部看病去了。
也难怪，谁让他是国内神经外科第一人呢？
王忠诚只在周一上午出诊，号源有限，找他的人多，挂上他的号很难。为了能找到他看病，我每周一半夜爬起来，打面的到天坛医院门口排队。
深秋时节，寒意阵阵。黑魆魆的夜里，门口只有三两个人排队。站在大门外苦熬几个小时，等到开门，挂号窗口往往只有一句话——“王忠诚这周不出诊”，我只好乖乖回家，准备下周再来。
好在坚持了一个多月，终于见到了王忠诚。他脸上带着宽厚长者的温和笑意，看了片子，平淡地说，“这个肿瘤可以做手术”，顿时就卸下了我心头的全部重负。
那一刻，在我的心目中，天坛医院才是真正的圣地！
三
2014年夏天，我爱人被查出肺癌晚期。那一刻，我只觉天塌了下来。此后一个多月，我眼里的世界，都是灰色的。
从此，医院、医生、病人代替了同事、朋友，成了我生活中最亲近的人。
我的世界越来越小。
检查，住院，看大夫，吃药，生活的重心彻底转变。
经过一年多的多方治疗，开始时笼罩全家的绝望、恐惧，逐渐被我爱人每天习惯性的服药和恶心、呕吐等副反应取代。
很快，一年就过去了。
草长莺飞，转眼到了2015年夏天。我爱人的身体状况也有了明显好转，体力开始逐渐恢复。
她说，趁现在我还能走得动，不如我们做个计划，花上几个月时间，把北京的各大公园转一遍。
就这样，由最近的玉渊潭公园开始，在6月的夏天，我们浏览了紫竹院、颐和园的山山水水，在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如织的人流中穿行。香山植物园妍丽的郁金香让人迷醉；陶然亭公园喧天的锣鼓声，遮蔽了曲径通幽的美景，像是一道逐客令，把我们早早的赶了出来。
跟着长长的队伍，我们进了国家博物馆，欣赏了法国画家雷诺阿美轮美奂的油画。伴着后海的粼粼波光，我们品尝了客家小吃。
在盛夏的8月，我们到了天坛公园，在参天的松柏古树中静静地行走。绿草如茵，映着树间洒下的斑斑点点的阳光。
那年夏天，我才第一次感受到，天坛原来如此之大。
天坛，原来并非只有皇帝的一亩三分地，还有静谧安宁的心灵去处。那一刻，我们都感受到天坛的美好。
于是，我们决定，有时间的话，我们要经常来天坛溜溜。
只是，再来天坛，却已是两年之后。
那年夏天，绿草如茵，我们来到天坛。
再见天坛，已是秋风萧萧，我们却再也无心欣赏天坛的美景。
2017年9月，我爱人肺癌脑转移，突然增大的脑部肿瘤压迫神经，影响视力和行走，不得不到天坛医院进行开颅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