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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
风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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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
1992年邓小平南巡。春节过后，学校传达了南巡讲话精神。邓的讲话，为“姓资姓社”的争论定了调子，严防“和平演变”的萧瑟寒风终于成为过去式。市场经济大幕开启，金钱搅得人心潮澎湃，各路人马蠢蠢欲动。停薪留职、辞职下海成为时代风潮。
对于挣钱，读书人不再羞于启齿。金钱，逐渐成为评判身份和能力的标识。
暑假过后，我到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彼时的人大，校园大半部分还局限在东部，二炮部队和造纸厂依然盘踞在人大校内。虽然早在1979年，为了不再露天吃饭，师兄师姐就发动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学潮，但二炮退而不走。即使文革结束了十几年，部队官兵还是顽强地坚持在校内出操，表明自己的存在。
人民大学虽然是重点大学，但从校园面积上看，与清华、北大这样的“巨无霸”相比，我更习惯称它为“中国人民小学”。
开学后，我选修了清代开国史。一起上课的，还有投资系一个来自东北的同学。一个月不到，这位同学就退学离校了。我不知道他的去处，究竟是下海经商了，还是又回到了地方发展。也许，他再也无法忍受三年读书的清苦。
1992年，硕士生一个月的助学金197元。在北京，即便填饱肚子，这点钱也是杯水车薪。于是，为了生活，大家开始各显神通，想办法挣钱。
读研的第一个暑假，借着回老家的机会，我也开始卖书挣钱。虽然可以拿到两折的低价，而且不需要押金。但那时我并不明白，地处中原腹地，观念落后的县城机关，并非《关贸总协定全书》这类大部头工具书的目标客户。而有人却眼光老辣，专向各省驻京办事处和大公司兜售图书，短短的一个暑假，就挣了上万元。与志得意满的他们相比，我当然是铩羽而归。
在物以稀为贵的时代，又赶上中国要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关口，国内民众对外面的世界一片茫然。有一本书，哪怕打开一点亮光，也会被奉为天上掉下来的宝贝。就这样，阴差阳错，关贸总协定大全之类的工具书就成了这样的稀罕宝贝。
我的几个同学，就是靠卖书发了大财。后来更是以此为业，成为身价不菲、业内有巨大影响力的书商。有的还在新世纪踏出国门，走向世界，在美帝的大本营——纽约市，成立了公司，彻底改变了人生航向。
有人卖书致富，也有人卖茶叶发财。我的一个同学，来自茶叶之乡皖南，家境贫寒。读研期间，他带着弟弟，在北京走街串巷，到处找茶叶店兜售茶叶。毕业时，已然成了富翁。
卖书、办班是“体力活”。比起这些起早贪黑的“体力活”，炒股票、炒期货能一夜暴富，似乎更有前途。我隔壁宿舍的同学似乎找到了炒期货的“万能钥匙”，他常常跑到我的宿舍，鼓动我的室友，去找海南的亲戚借钱，一起炒绿豆期货。半年过去了，这位狂热的期货散户再也不提绿豆。后来听说，绿豆期货让他的几十万本金血本无归。
金钱，不仅折磨灵魂，也摧残身心。一个熟悉的老师，为了挣钱，到处办班讲课。终于在民风彪悍的河南，他不听劝告，被地方办班的竞争对手忌恨，被人打断了腿。
人生无常，造化弄人。想挣钱的，亏得只剩下底裤。开始没想挣钱的，却成了亿万富翁。一个同学，原本准备好好做学问，早有苦坐冷板凳的心志，不料父亲突然去世，只好借了50元路费，回家奔丧。作为家中长子，他被迫调整人生规划，承担起挣钱养家的重任。
开始时，他只是小打小闹，从出版社的老乡那里批发图书。两个月过去了，全国各地已经铺满了他的销售人员，他不得不雇用仓库存放图书。很快，他就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了人生转型。
有人忙着挣钱，有人鏖战托福，跟着打游击办班的俞敏洪复习外语，苦盼远渡重洋。而我，却在歧路彷徨中度过了三年，迷失了方向。
对于乏味的公共课，我常常缺勤。本科时，我本已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谁知研究生一年级英语考试，我却折戟沉沙，第一次被迫参加补考。
我也想过挣钱。我跑到北图查资料，为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编写传记。为亚都加湿器做宣传营销，去潘家园参观亚都公司，到居民楼挨家挨户发放小广告。我为香港公司做市场调查，炎炎夏日，我骑车在胡同里穿行，转遍了大半个北京城。但我依然常常觉得空虚无着，我不知道将来的方向。
即便我毕业后，离开了学校，我仍然没有放弃编书挣钱的生意。我的同学编了一本领导学全书，也把我拉进去充了一个编委。说是编书，真的是东拼西凑，完全是抄袭、编造。那时很多大全、词典之类的大部头工具书，大抵也是这样编纂出来的。质量如何，是否误人子弟，可想而知。
面对将来，面对金钱和权力的诱惑，很多人和我一样，充满了困惑。
我的一个高年级师兄，博士毕业后去苏联留学，苏联解体前夕，到了中央党校教书。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功成名就的副教授，常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1993年，他住在颐和园东面幽静的院子里。他的房子临近一片湖水，不远处，就是颐和园的万寿山。夏日，蝉鸣蛙叫。湖光山色，别有情趣。
至今，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他忧心忡忡地问我：你说我现在这样究竟值不值？
说实话，以我简单的阅历，和浅薄的见识，我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何况，我自己也并不知道方向。
几年后，北京市委组织部招聘司局级干部。我的一个校友在组织部工作，负责报名接待，他认识我的博士师兄。有一天，他接到一个报名电话。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校友笑着回复说，H老师，您就别报考了。原来，打电话要报名的，正是我的博士师兄。
但我的博士师兄终究没有放弃。很多年之后，他不仅早已成为知名教授，给中央政治局讲过课。临近退休之年，他又担任了院长、部主任，成了正局级干部。如今，宦海沉浮，不知道他感受如何。
我母亲是个老基督徒。在农村，世代一起生活，人际关系复杂。我母亲争强好胜，她决志信主，是想止息纷争，不与邻里和家人吵架。读高中时，她常招聚村里的基督徒，到家里聚会、唱歌，也曾让我为他们诵读圣经。可我早已并不记得我诵读过的《圣经》的内容。
也许是上帝的引领，读研后，我对教堂渐生好感。那时，我常去距离人大不远的海淀图书城，图书城附近就是海淀教堂。90年代，老的海淀教堂还没有拆除，院子里好像还长着松树，安详静谧。在圣诞之夜，我和同学踏着积雪，一路脚下吱吱地响着，我们来到了海淀教堂。也许，空灵而纯净的诗班合唱，能够净化我纷扰杂乱的内心世界。
海淀教堂很小，只能容纳有限的观众。想进去参加圣诞敬拜，只能等待上一拨人出来，下一拨才能进去。
等待时，一个看起来刚信主不久的年轻人神色焦急，手指着身边的一个年轻人，对一个年龄稍长的信徒大声而气愤地说：弟兄，他刚才竟然说没有神！
有神么？说真的，我也有这个疑问。
面对这样的刁难，老弟兄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只是笑而不语，以沉默面对诘问，算是做了回复。
我也曾骑车去过西什库教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对教堂那么有兴趣。是它与众不同的建筑？抑或是它安详静谧的氛围？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在圣诞夜安详神圣的氛围中，诗班身穿圣洁的唱诗袍，烛光摇曳。他们美妙迷人的歌声，穿过嘈杂的城市街道，穿越黑暗笼罩的夜空，仿佛把我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的90年代——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