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24 11 月,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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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时代:我不知道风在往哪一个方向吹

……

我不知道

风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                                     

          徐志摩《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


1992年邓小平南巡。春节过后,学校传达了南巡讲话精神。邓的讲话,为“姓资姓社”的争论定了调子,严防“和平演变”的萧瑟寒风终于成为过去式。市场经济大幕开启,金钱搅得人心潮澎湃,各路人马蠢蠢欲动。停薪留职、辞职下海成为时代风潮。


对于挣钱,读书人不再羞于启齿。金钱,逐渐成为评判身份和能力的标识。

 

暑假过后,我到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彼时的人大,校园大半部分还局限在东部,二炮部队和造纸厂依然盘踞在人大校内。虽然早在1979年,为了不再露天吃饭,师兄师姐就发动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学潮,但二炮退而不走。即使文革结束了十几年,部队官兵还是顽强地坚持在校内出操,表明自己的存在。


人民大学虽然是重点大学,但从校园面积上看,与清华、北大这样的“巨无霸”相比,我更习惯称它为“中国人民小学”。


开学后,我选修了清代开国史。一起上课的,还有投资系一个来自东北的同学。一个月不到,这位同学就退学离校了。我不知道他的去处,究竟是下海经商了,还是又回到了地方发展。也许,他再也无法忍受三年读书的清苦。

 

1992年,硕士生一个月的助学金197元。在北京,即便填饱肚子,这点钱也是杯水车薪。于是,为了生活,大家开始各显神通,想办法挣钱。

 

读研的第一个暑假,借着回老家的机会,我也开始卖书挣钱。虽然可以拿到两折的低价,而且不需要押金。但那时我并不明白,地处中原腹地,观念落后的县城机关,并非《关贸总协定全书》这类大部头工具书的目标客户。而有人却眼光老辣,专向各省驻京办事处和大公司兜售图书,短短的一个暑假,就挣了上万元。与志得意满的他们相比,我当然是铩羽而归。

 

在物以稀为贵的时代,又赶上中国要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关口,国内民众对外面的世界一片茫然。有一本书,哪怕打开一点亮光,也会被奉为天上掉下来的宝贝。就这样,阴差阳错,关贸总协定大全之类的工具书就成了这样的稀罕宝贝。


我的几个同学,就是靠卖书发了大财。后来更是以此为业,成为身价不菲、业内有巨大影响力的书商。有的还在新世纪踏出国门,走向世界,在美帝的大本营——纽约市,成立了公司,彻底改变了人生航向。

 

有人卖书致富,也有人卖茶叶发财。我的一个同学,来自茶叶之乡皖南,家境贫寒。读研期间,他带着弟弟,在北京走街串巷,到处找茶叶店兜售茶叶。毕业时,已然成了富翁。


卖书、办班是“体力活”。比起这些起早贪黑的“体力活”,炒股票、炒期货能一夜暴富,似乎更有前途。我隔壁宿舍的同学似乎找到了炒期货的“万能钥匙”,他常常跑到我的宿舍,鼓动我的室友,去找海南的亲戚借钱,一起炒绿豆期货。半年过去了,这位狂热的期货散户再也不提绿豆。后来听说,绿豆期货让他的几十万本金血本无归。

 

金钱,不仅折磨灵魂,也摧残身心。一个熟悉的老师,为了挣钱,到处办班讲课。终于在民风彪悍的河南,他不听劝告,被地方办班的竞争对手忌恨,被人打断了腿。


人生无常,造化弄人。想挣钱的,亏得只剩下底裤。开始没想挣钱的,却成了亿万富翁。一个同学,原本准备好好做学问,早有苦坐冷板凳的心志,不料父亲突然去世,只好借了50元路费,回家奔丧。作为家中长子,他被迫调整人生规划,承担起挣钱养家的重任。


开始时,他只是小打小闹,从出版社的老乡那里批发图书。两个月过去了,全国各地已经铺满了他的销售人员,他不得不雇用仓库存放图书。很快,他就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了人生转型。

 

有人忙着挣钱,有人鏖战托福,跟着打游击办班的俞敏洪复习外语,苦盼远渡重洋。而我,却在歧路彷徨中度过了三年,迷失了方向。

 

对于乏味的公共课,我常常缺勤。本科时,我本已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谁知研究生一年级英语考试,我却折戟沉沙,第一次被迫参加补考。

 

我也想过挣钱。我跑到北图查资料,为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编写传记。为亚都加湿器做宣传营销,去潘家园参观亚都公司,到居民楼挨家挨户发放小广告。我为香港公司做市场调查,炎炎夏日,我骑车在胡同里穿行,转遍了大半个北京城。但我依然常常觉得空虚无着,我不知道将来的方向。

 

即便我毕业后,离开了学校,我仍然没有放弃编书挣钱的生意。我的同学编了一本领导学全书,也把我拉进去充了一个编委。说是编书,真的是东拼西凑,完全是抄袭、编造。那时很多大全、词典之类的大部头工具书,大抵也是这样编纂出来的。质量如何,是否误人子弟,可想而知。

 

面对将来,面对金钱和权力的诱惑,很多人和我一样,充满了困惑。

 

我的一个高年级师兄,博士毕业后去苏联留学,苏联解体前夕,到了中央党校教书。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功成名就的副教授,常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1993年,他住在颐和园东面幽静的院子里。他的房子临近一片湖水,不远处,就是颐和园的万寿山。夏日,蝉鸣蛙叫。湖光山色,别有情趣。

 

至今,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他忧心忡忡地问我:你说我现在这样究竟值不值?

 

说实话,以我简单的阅历,和浅薄的见识,我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何况,我自己也并不知道方向。

 

几年后,北京市委组织部招聘司局级干部。我的一个校友在组织部工作,负责报名接待,他认识我的博士师兄。有一天,他接到一个报名电话。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校友笑着回复说,H老师,您就别报考了。原来,打电话要报名的,正是我的博士师兄。

 

但我的博士师兄终究没有放弃。很多年之后,他不仅早已成为知名教授,给中央政治局讲过课。临近退休之年,他又担任了院长、部主任,成了正局级干部。如今,宦海沉浮,不知道他感受如何。

 

我母亲是个老基督徒。在农村,世代一起生活,人际关系复杂。我母亲争强好胜,她决志信主,是想止息纷争,不与邻里和家人吵架。读高中时,她常招聚村里的基督徒,到家里聚会、唱歌,也曾让我为他们诵读圣经。可我早已并不记得我诵读过的《圣经》的内容。

 

也许是上帝的引领,读研后,我对教堂渐生好感。那时,我常去距离人大不远的海淀图书城,图书城附近就是海淀教堂。90年代,老的海淀教堂还没有拆除,院子里好像还长着松树,安详静谧。在圣诞之夜,我和同学踏着积雪,一路脚下吱吱地响着,我们来到了海淀教堂。也许,空灵而纯净的班合唱,能够净化我纷扰杂乱的内心世界。

 

海淀教堂很小,只能容纳有限的观众。想进去参加圣诞敬拜,只能等待上一拨人出来,下一拨才能进去。

 

等待时,一个看起来刚信主不久的年轻人神色焦急,手指着身边的一个年轻人,对一个年龄稍长的信徒大声而气愤地说:弟兄,他刚才竟然说没有神!

 

有神么?说真的,我也有这个疑问。


面对这样的刁难,老弟兄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只是笑而不语,以沉默面对诘问,算是做了回复。

 

我也曾骑车去过西什库教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对教堂那么有兴趣。是它与众不同的建筑?抑或是它安详静谧的氛围?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在圣诞夜安详神圣的氛围中,诗班身穿圣洁的唱诗袍,烛光摇曳。他们美妙迷人的歌声,穿过嘈杂的城市街道,穿越黑暗笼罩的夜空,仿佛把我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文章目录:

我的90年代——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一)

何不潇洒走一回——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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