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采薇》
一
我常常做梦，沉迷于各种光怪陆离的梦境，以致于我时有庄周梦蝶，抑或蝶梦庄周的困惑。
我不知道小猪哥是否会做梦。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来得及问他，因为他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我知道，小猪哥一定有个军官梦。他渴望能成为军官，有一天凯旋归来，光门耀祖，不再被村里的恶霸、无赖欺辱，忍受乡邻势利的白眼。当他幸福地踏上远去新疆边陲的新兵列车时，他没有片点伤感。相反，他怀着满腔热望，在部队格外努力，入伍的第一年，他就荣立了三等功。
未来，似乎一片光明。
但上天却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一年后，小猪哥就从部队转业，复员回家了，恢复了他原本的农民生活。
他转业，不是因为他在部队犯了错误，而是因为1985年邓小平发出了“裁军一百万”的号召。可怜的是，他恰恰就是那一百万分之一。于是，他只好卷起铺盖，离开部队。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他又回到了让他绝望又痛苦的农村老家。
军官梦还没开始，就彻底破碎了！
从此，他闭门不出，终日把自己关在家里。
裁军，对军官、士兵的打击有多大，看过作家阎连科小说《为人民服务》后，你就会有清晰的答案。
小猪哥单纯的头脑猜不透他命运转折的缘由，理不清裁军背后的伟大战略部署。
更何况，他本来就有病，他的大脑曾经受过致命的伤害。伤害他的，是同村一名刚刚转业复员的军人。
二
那一年，是1973年冬天，小猪哥只有11岁，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
那时，小猪哥没有上学，已经开始在生产队挣工分。
他兄弟姐妹7个，加上奶奶、父母，全家10口人。10个人的大家庭，不要说吃饱饭，能做到人人有饭吃，在那个年代，也是很大的压力。读书，这个没有前途的职业，自然不会被父母纵容。
在生产队，11岁的孩子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只能做一些轻松的农活。夏天割草，冬天打坷垃，都是很适合孩子的活计。
隆冬的早晨，在枯燥而单调的土黄色天地中，年仅11岁，弱小的的小猪哥开始打坷垃。他并不知道，危险已经悄然来到。这一天，他差点命丧黄泉。
危险肇始于他与生产队一个同龄女孩的冲突，争执来自于地界划分。他干活的田地，女孩子坚称那是自己的地盘，要他自行离开。
在动物界，地盘是动物全部生命所系，狮子、老虎会不惜生命，誓死一搏。
孩子，也有尊严，也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双方争执不下，互不相让，很快便剑拔弩张。
小猪哥尽管幼小体弱，但他性格倔强，不愿屈服。也许，他在意的，不仅是他的地盘，还有他的人格，甚至还有动物界的生存法则。
于是，冲突开始升级，由争执到对骂，彼此问候对方的先人。骂人的话，从无知的底层人口里出来，格外粗俗，不堪入耳。
农村家族，世代一起生活，往往非亲即故，血缘是彼此联系的纽带。而羞辱、冤仇，也常常会被长辈铭记在心，世代相传。
和小猪哥对骂的女孩子，有一个堂哥，是一名刚刚复员的转业军人。听到对自己家族先人的问候，顿时勃然大怒。这个做事鲁莽甚至有点愚蠢的转业军人，一定把小猪哥看成了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否则，身高近180的转业军人也不会痛下如此杀手——他狂暴地拎起小猪哥的双脚，将小猪哥的脑袋狠狠地撞向坚硬的地面！
好在我们农村依然原始落后，还没有柏油马路和水泥路，否则，小猪哥柔弱的脑袋一定是经受不住这致命的伤害，很可能会当场毙命。
虽没有当场毙命，小猪哥的脑袋还是经受了重创——他神经了！按照家乡的土话，神经就是精神失常的代名词。可怕的是，他这个三代贫农的后代，竟然差点被一个刚刚转业复员的革命战士摔死！
小猪哥的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也算生产队的干部，但生性懦弱怕事。孩子差点被摔死，他却束手无策。小猪哥去地区医院治疗了几年，花费巨大，绝大部分费用都是自家垫付，一家人一筹莫展。
三
1976年，毛主席逝世。我开始上小学，小猪哥的弟弟琦哥和我一班。我去琦哥家时，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小猪哥。他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双手挥舞着，来到我面前，不时在我眼前打开，又合上。我吓得不敢出声，一动不敢动。我知道他被打成了神经病，但我不知道他神经到这么可怕。好在这时小猪哥的母亲及时出现了，对他大声训斥，他才乖乖地回到了屋内。
我落荒而逃！
此后几年，小猪哥的身体慢慢恢复，神志逐渐清醒，不再是那个可怕的手里挥舞剪刀的神经病人，我才开始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在一个秋天的上午，在村里小学南面，我和小猪哥愉快地聊天。小学没有围墙，只有几间教室。教室南面的宅基地上，长着高大笔直的白杨树，风吹树叶，哗哗作响。小猪哥对我说，你将来混出来了，可别忘了我啊！
小猪哥的这句话，其实就是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苟富贵，勿相忘”的现代版。
四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他的，但他一定记得这句话。因为，几年后的一个夏天晚上，当我正在县高中紧张地备战高考时，他真的来找我了。
一起来找我的，还有他的两个兄弟，一个是他二哥进哥，另一个是他弟弟琦哥，我曾经的小学同学。进哥朴实憨厚，外表光鲜，做了十几年生产队饲养员，却一直没找到对象，至今还是光棍一条。
走出教室，我看到熟悉的进哥、琦哥，和跟在他们身后的一个人，头发很长，在炎热的夏天，还穿着长袖衬衣。说实话，我没认出那是谁。
琦哥说，他非要来找你，你别和他多说话。
他是谁？虽然琦哥没有明说，我还是知道琦哥说的“他”就是小猪哥。
我在县高中读书，离家30多公里，几周才能回家一次，和村里人见面不多。小猪哥复员回家后，我并没有见过他。只听说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神经病又犯了，在村里到处骂人。
盛夏的晚上，在明亮的日光灯下，小猪哥的那一头长发格外刺眼。
我没有和小猪哥多说话，只是和他打了个招呼，就和他匆匆告别了。我不清楚，他大晚上跑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找我的缘由。也许我当时头脑鲁钝，对小猪哥内心世界的痛苦没有一丝体验和觉察，否则我断不会那么匆忙地和他告别。
几天后，高考结束，我去商丘县城，看望在那里上班的哥哥。
路过楼下大厅，我看见地上铺着凉席，躺着一个人，旁边站着进哥和琦哥。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坐起来对我说：你来了！
小猪哥怎么会在这里？
原来，在高中见到我后，小猪哥没有听从他兄弟坚持南下回老家的意见，而是一路向北，往山东方向走去。盛夏天气酷热，陪伴他的两个兄弟早已疲惫不堪，只好麻烦我哥哥找车把小猪哥接回县城，三人准备一起回老家。
那是我见小猪哥的最后一面。
五
几天后，听说小猪哥出事了。
在距离老家20多公里的亳州涡河里，人们发现了一具尸体，衣服的口袋里有一张复转军人证。
原来，小猪哥并没有回家。就在距离老家9公里之外的地方，他耍了手段，骗了他的兄弟，失踪了。他对看管他的进哥说，我要解手。于是，钻进了茂密而炎热的玉米地里。憨厚的进哥就这样等着他的兄弟，十几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小猪哥再也没有出现。
小猪哥逃跑了。至于跑到了哪里，没人知道。他的兄弟和家人费尽周折，四处搜寻，却一无所获。
进哥说，和小猪哥一起流浪的日子里，曾经暴雨倾盆。在瓢泼大雨中，小猪哥对进哥说，二哥，咱家就咱俩最可怜了！
说他们俩可怜，是因为他们兄弟五个，除了最小的弟弟，其他人都已结婚成家，只有进哥和他还是一无所有的光棍汉。
小猪哥也许真的是神经病。但他逃脱的计谋，和他与进哥的对话，分明可以看出，他不糊涂，有异于常人的清醒判断，和复杂的感情。
也许，他经历、承受了极大的人生痛苦。否则，他也不会选择这样一条决绝的路，告别世界。他的痛苦，有被乡村大户恶霸欺压伸冤无门的悲愤，有世代劳苦却无法改变命运的绝望。他寄以极大希望的军官梦的破灭，只是一个导火索。他头脑本就受过严重伤害，在巨大打击下，神经脆弱的他，终于彻底垮掉了。
和很多精神病人不同，他离开的方式，默然无声，悄无声息，让人诧异。他没有伤害他人，最多骂了别人几句。
时至今日，我有时会想，假如没有“百万大裁军”，或许小猪哥会出现在老山前线，他也许会长眠在云南边陲，也许会变成史光柱、徐良。随着中越两国领导人握手言欢，热烈拥抱，“血染的风采”会慢慢幻化为缥缈的记忆。
假如我能像约伯的朋友那样，在他遭受打击，极端绝望之时，愿意听他痛苦而无助的呐喊，哪怕只有十分钟、半个小时，他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使我终生愧疚而又痛苦的是，人生并没有假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