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老爷—-地主还是中农？
蒋庄只有一家地主，就是镇老爷，镇老爷生于清光绪年间，和我曾祖父同岁。我爷爷生于1904年，属龙。推算起来，镇老爷应生于中法战争之前。
镇老爷有三个儿子，全家人口14人，子孙满堂。田地80多亩，人均差不多6亩左右。按照当时的标准，人均6亩田地，最多算是一个中农，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地主。
据我父亲说，解放前，我曾祖父一家6口，也有差不多20亩田地，人均3亩多，并且还养了两头骡子。
和我曾祖父一家比起来，镇老爷家的田地并不算多。
更何况，镇老爷还是远近闻名的乡绅，当地的名人。
他知名，并非因为地多、房子多。镇老爷很有商业头脑，他靠经商起家。家里开有酒坊、染坊，并在集镇上经营杂货店，还雇了几个帮工。他的生意应该很不错，需要经常去离家近200公里的徐州进货销货。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阶级划分，雇佣几个帮工，显然构成了剥削和被剥削的雇佣关系。
镇老爷虽然经商，也挣了钱，但并没有买多少地，也没有盖房置业。
林叔是镇老爷的孙子，他清楚地记得镇老爷小时候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不要房，不要地，只要学。这概括了镇老爷的人生哲学，他希望后代能够做个读书人，通过读书能够光门耀祖。所以，在林叔很小的时候，镇老爷便带他上私塾，教他论语。至今，虽然在乡下做了一辈子农民，已经70多岁，林叔依然还能清楚地背诵出论语里的“诲人不倦”、“不耻下问”等内容。
即便镇老爷是乡绅，被称为“蒋老总”，声望卓著，经常调解周围十里八村的乡邻纠纷，但他依然没有免除被打成地主的命运。
据《虞城县志》记载，1946年，我们老家已被八路军占领。按我父亲的说法，我们村已经“解放”了，而8公里之外的坞墙乡还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并未“解放”。于是，“解放区”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开始土改，区分成分，划分地主、中农和贫农。
作为蒋庄最富有，且田地最多的当家人，毫无疑问，只有镇老爷一家最有可能成为地主，具备成为地主的条件。成为地主会有什么下场，相信见多识广的镇老爷一定非常清楚。没办法，1946年，就在我们老家解放前夕，他只好带领全家，逃到了几十里外还被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商丘县城，躲了起来。
我没见过镇老爷，我出生时，他早已去世，我只是从村里人的口中，隐约听到过他的故事。我知道，镇老爷的确是地主，他们一家也是尽人皆知的地主家庭，甚至在我已经上小学的七十年代，镇老爷的孙子虽然脑子机灵，说话风趣幽默，仍然免不了那时大多数地主后代打光棍的悲惨命运。
镇老爷一家为何被划为地主？
对这个问题，我多次问过我父亲，他说当时他年龄还小，并不清楚。只是听人说，可能是因为镇老爷家里人缘不好。
说他家人缘不好，也有几分道理。镇老爷有三个儿子，因为家庭经商，积攒了不菲的资财，大儿子抽起了大烟（鸦片），最后终于不治。
据说，镇老爷的大儿子在世时，曾有讨饭的乞丐到他家，大儿子只给了乞丐一些酿酒的酒糟。酒糟可以用来喂猪，给人吃当然不行，即便对方是个乞丐。显然，很多人把这个故事视为他家人缘不好，缺乏怜悯心的一个证据。但镇老爷的人缘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他抽大烟的儿子，而且他另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老实本分的乡下农民。这样看来，以人缘好坏作为划分镇老爷地主的理由并不充分。
村长被国民党镇压了
很久以来，我一直不知道镇老爷为何被划为地主。随着岁月流逝，了解那段乡村历史的老人像秋天孤寂清冷的落叶，逐渐衰老、故去。个中缘由，也许是个无人能解释清楚的谜。直到镇老爷的孙子——林叔半个世纪之后敞开他的内心。
林叔是镇老爷的孙子，他生于1942年，曾经做过木匠。1950年土改复查时，他只有8岁。虽然他是局中之人，在我看来，他提供的解释也许主观，可能也更接近事实。
抗战结束，逐鹿中原，国共军队双方真正的较量开始了。为争取农民的支持，共产党在农村逐步建立地方基层政权，在村里设立村长。我们村的村长姓吴，名叫吴强。那时候吴强很年轻，四面皆敌，除了一腔热血和满腔革命豪情，他手里并无一兵一卒，唯有一支自制的盒子枪。吴强的力量和信心来自于革命胜利后当家做主的梦想和美好期盼。
所以，他并不隐藏自己的村长身份，甚至当他被抓的头天晚上，有人警告他第二天“杂把队”（国民党地方武装）要来洗劫村子，他将有生命危险，要他赶紧逃走时，他并没有逃走，而是继续和人一起拱草窝（旧时穷人冬天缺少被子，在草窝里睡觉取暖御寒）。尽管他也表示过害怕走夜路，但他还是选择了留下，而不是逃走。显然，吴强并没有把迫在眉睫的危险放在眼里。
共产党委任的村长就是国民党的敌人，也是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眼中钉，肉中刺，急欲拔之而后快。当第二天黎明，全幅武装的亲国民党地方势力猝然之间闯入村子后，吴强被抓住了。也许他曾被严刑拷打，辗转经过了几个乡，不久之后，被活埋于20多公里之外的一个镇子。
这一年是1946年，决定国、共两党历史命运的解放战争尚未真正打响。
有人陷害报复？
吴强的父亲叫吴豪，吴豪家和镇老爷一家比邻而居。镇老爷的三儿子是孝爷，他在自己房子后面挖了一个红薯窖。后来，孝爷发现自家窖里的红薯莫名其妙地丢失。直到有一天，孝爷终于抓住了小偷，原来就是自己的邻居——吴强的父亲吴豪。想必吴豪家庭经济不会太好，不然也不会打偷人红薯的馊主意，他儿子吴强也不会成为村长。
偷人东西总是不光彩的，何况还是自己的邻居，并且被人抓个现行。无奈，吴豪只好赔礼道歉，并按照孝爷的要求请客吃饭。在狭小的村子，无形之中，这等于把自己偷东西的隐秘私事做了广告，告知了全村村民，吴豪的心情想必一定非常沮丧，也从此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结果可想而知。1946年后，新政权在农村扎根后，吴强自然成了烈士，吴豪也成了烈属。于是，仇恨的种子开始发芽了，吴豪向政府揭发，说是镇老爷勾结国民党地方武装，将自己的儿子——吴强活埋了。当然，作为村里最富有的人，又被革命烈属举报为和国民党军队有勾结，镇老爷的地主身份彻底坐实了，再没有逃脱的机会。
土改工作队来了，镇老爷一家被划为地主，田地按照政策重新分配。这时，镇老爷一家还躲在国民党控制的商丘县城。
1950年，全国解放。镇老爷被抓走了，关在了商丘监狱，直到半年后释放。在监狱里，他染上了风寒，回来后，传染给了全家。他四处求医，几个月后，还是不治而去。
虽然镇老爷去世了，但他们一家并没有逃脱厄运。土改复查时，家里的财产被分割一空，连睡觉的大床也被抬走。尽管人均只有6亩地左右，这顶地主的帽子，全家人却一直戴了30多年。
土改的大形势
据了解，自1946年开始，北方各解放区相继开展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展开，土改运动由土改工作队领导，土改工作队的干部由上级委派。土改过程中，各地都曾发生乱打滥杀现象。
以广东为例，后来被毛泽东亲自点名调到广东，取代叶剑英指挥土改的陶铸，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以致几十万地主被杀。
1951年，当时年仅19岁的学者乐黛云随革命队伍去江西吉安地区开展土改，她任一个4000多人大村的土改工作组组长。尽管她已按照《土改手册》要求，划出了8个地主，仍被上级领导批评手“太软”。上级领导亲自上阵，带领民兵，第二天将8个地主统统就地枪决。其中一个是一个在上海做了一辈子裁缝的孤寡老头，用一生省吃俭用的钱回家置地，1949年刚好比“小土地出租者”所能拥有的土地多出了十余亩！尽管他常为家乡做善事，正派百姓都为他说情，但仍不免被当场枪决的悲惨命运。
有档案资料记载，晋西北兴县有个出名的开明绅士叫刘象坤，是个热心肠的人，因为有财富，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一把夺下民兵手里带刺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上两刀。
而晋西北首富牛友兰，早年于北京大学求学，后因病辍学，返回家乡办学。他的名字是入过《毛选》，和李鼎铭、刘少白齐名的抗战开明绅士。1948年毛泽东路过晋绥时住的窑洞（即晋绥军区司令部，现为蔡家崖革命纪念馆）就是牛家的房子。抗战中，他把房屋、店铺、工厂、土地、金钱等值钱的财物全部捐献出来，土改前已落得身无分文。但土改来时，他仍然在劫难逃。
批斗会开始后，李井泉先在斗争大会上讲话，有人别出心裁，拿一根铁丝穿过牛友兰的鼻子。作为工作组组长的儿子牛荫冠（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后任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居然坐在主席台上，让自己的老父亲跪在台下接受群众的批斗。鲜血直流，会场上人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儿子牛荫冠竟大摇大摆地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不堪这种污辱打击，回家后绝食，三天后含恨去世，终年63岁。
勤俭持家、置办家产的有心人成了人人喊打的地主，几十年抬不起头，很多人甚至丢掉了性命。即便开明进步，支持共产党抗战的也难逃厄运。而像电影《活着》里富贵那样吃喝嫖赌、败光家产的地主，最后反而成了光荣的贫农。世事轮回，喜也悲也，成了无人可以猜透的人生荒诞剧。
在很多地方的土改运动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分配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不论被杀的地主是否罪大恶极。
土改过程中，我老家也杀了很多地主，但远没有广东、乐黛云所在的江西吉安、晋绥地区搞得那么血腥。从这个角度来看，镇老爷又是幸运的，尽管被划为地主，但并没有被定为“霸”。因为对于一些有声望的地主，还被分为恶霸、善霸、不霸，而被定为“霸”的地主都要被处死。土改过程中，虽然财产被瓜分，但镇老爷家里人并没有受到惨无人道的伤害和羞辱。
地主后代的痛苦回忆
林叔记得，尽管被划为地主，解放初期，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依然还可以上学，还可以像贫下中农子弟一样，在学校加入共青团。
但这样的美好回忆是短暂的。
随着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紧，政治空气越来越左，地主后代的很多权利逐渐被剥夺。工人招工，地主的后代没有资格；参军，地主的后代不能去；上大学，要进行政审，地主子弟也被排除在外。生产队开会，生产队长最后讲话，只有贫下中农可以听，他必须离开。大队要求地主定期去大队开会，接受党的教育，镇老爷的儿子、儿媳必须参加。
地主的身份标签，尽管无形，却沉重无比，压得后代喘不上来气。林叔他们也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安心做让党和政府放心的顺民。
我曾经问过林叔，在外住宿时是否开过介绍信？他说他没出去过，不知道怎么开介绍信。人家不让出去，他也不出去。
尽管他读书成绩非常优秀，而且读到了五年级毕业，这在当时的农村非常少。但他连生产队的计分会计也没有干过，因为他出身地主。而他的弟弟因为出生较晚，不仅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还差点打了一辈子光棍。
地主，是压在几代人身上的巨石，至少在当时，完全看不到翻身的希望。地主身份，是一个贱民的标签。因为地主身份，他们备受歧视，常常受到欺辱，以致八十年代地主摘帽后，依然不时遭受欺凌。
林叔说，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过这些过去的辛酸和痛苦，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如果不是我问起这些过去的事，他可能不会向任何人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即使现在，林叔也不认为是毛主席等最高层刻意要把地主视为二等公民，他认为是下面的人执行政策时出了问题。
裂痕何时修复？
恢复高考不久，林叔的儿子即考上了大学，分到了郑州工作。在家乡，有人考上大学就会被人高看一眼，何况又分到了省城郑州，当上了处级干部。但在乡人眼里，林叔一家似乎依然是没有赢得平等身份的地主，不时有村里人和林叔一家发生纠纷，林叔一家并没有赢得有些乡邻足够的敬重。
我清楚的记得，八十年代，林书的儿子已经考上大学。有一次回来见到乡亲，照例要给见到的每一个成年男人发香烟。就在他刚刚转身离去不久，一个和他同龄的小伙子立马把烟掐断，踩在脚下，狠狠地说，我才不吸你的烟！
无疑，几十年地主身份所带来的轻慢和歧视，并不会在一代人心里轻易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