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公开的小偷不多，并不意味着社员都是遵纪守法的好社员，更不是说大家都是视国家财产为生命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式的英雄人物。
儿时夏天，我经常看到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拿着烤熟的红薯、新玉米或者毛豆吃，而这些都是要到秋天庄稼成熟时才会分配给各家各户的农作物。那时，每家每户的自留地早已收归生产队，只有生产队的地里才有这些东西。显然，这些食物都是孩子家里人从生产队的地里偷来的。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在生产队，很多社员即便没有明目张胆的偷，也会偷偷摸摸地从生产队的地里偷东西。公开的偷窃，演变成了偷偷摸摸的地下行为。或白天，或黑夜；或群众，或干部。每个人都心照不宣，每个人都往家里拿。今天可能是捋一把毛豆，掰一个玉米，扒个红薯，摘个西红柿，明天也可能是摘几兜子棉花。至于从生产队的麦秸垛上拽些麦秸带回家，大家觉得理当如此，根本不当一回事。生产队的饲养员不下地干活，只负责养马喂牛，但有的饲养员也偷牛马吃的饲料，拿回家喂自己家里的猪。不从生产队偷东西的社员，实在是少之又少。
文革时期，化肥是稀缺资源，公社给每个生产队配给的化肥非常有限，想要多要点化肥，只能凭关系。种地主要靠农家肥，发动社员捡粪积肥就成了生产队的重要任务。社员将捡来的粪上交，可以按照斤两计算工分。
于是，常常见到天不亮即在村外四处游荡捡粪的社员。人有厕所，猪狗却随处便溺。人粪难寻，就找狗粪、猪粪。于是天不亮出来捡粪的社员，无形中成为了村里的义务治安巡逻队员。那时每个村的村里村外，都有这种捡粪的治安巡逻队，不要说偷鸡摸狗的贼不好躲藏，就是黄鼠狼半夜偷鸡，也要掂量下时机。
人人都去捡粪，猪粪、狗粪就成了稀缺资源。但是僧多粥少，到处都是四处游弋的捡粪大军，而猪狗数目却是有限。一些人为了挣工分，只好到生产队的牛圈、马圈里偷粪，或者到生产队的粪堆里扒粪，再交上去挣工分。有些人觉得自己捡来的粪太干，为增加分量，多挣些工分，上交称重之前，赶紧往粪里泼水。
我那时年龄小，基本没有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的资格。只是在夏天，跟着大人一起割点草，挣一点工分。记得交青草称重的时候，是把草和篮子一起称重，再把篮子的重量刨去。倒草的时候，常常看到有些人草篮子倒出来的草杂着土，甚至泥巴。这种虚报分量假公济私的行为，其实和偷窃无异。
可以说，文革时期社员的偷窃活动，变成了社员的普遍行为。只是这种偷窃行为，数量太小，没有持续性。如果不搜身，藏在身上的东西很难会被发现。即便被发现，最多也是训斥几句而已，毕竟，大家都是乡里乡亲，时代生活在一起的亲戚邻居。何况，像西红柿、黄瓜之类的蔬菜，摘下随口就吃掉了，根本抓不到赃物。
在社员的心里，生产队就是公家，公家的东西就是大家的东西，我不往家里弄点，别人也会往家里拿，与其这样，为什么不往家里拿呢？何况生产队干部也不自觉，经常往家拿东西。用80年代流行的一句话“国外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来形容生产队里的社员，最贴切不过。
写这些内容时，我又想起小时候，到生产队的地里偷棉花的经历。棉花地在村后，离最近的住户不足百米，紧挨着马路。那是一个秋天的深夜，月朗星稀，秋凉如水，四处寂静无声。当时我只有几岁，棉花杆淹没了我的身体。第一次偷东西，我的心脏一直砰砰直跳，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心提到了嗓子眼的感觉。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那晚心惊肉跳的恐惧感。
在一个人人几乎沦落为贼的时代，大家并不把偷公家的东西视为一件多么可耻的行为。就像今天，大家对做假账已习以为常，几乎没有会计不做假账一样。
文革时期，生产队“大家拿”成了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当潜规则上升为实际生活的显规则，“一大二公”的显规则就沉入了地下，变成了水下沉默的冰山。在百姓的眼里，沉入地下的显规则已经失去了效力，不再具有约束力。然而，沉默的冰山终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虽然它不再浮出水面，然而总是远航的客人们的噩梦。
这冰山，就是在高言大志下隐藏的自私本性，就是狂热的理想主义下埋藏的自我神化的罪性，就是自我中心主义的狂妄、无知和专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