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我决定去拜访褚时健，只为问他一个问题：您当年已经75岁了，为什么还要创业？换一种高大上的说法，我想知道褚时健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王石不是已经说褚时健身上体现的是企业家精神吗？
老实说，我对此前媒体上那些报道有些厌烦——中国的记者总喜欢写神话，因为神话好像总能让无望者看到希望。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因为神一旦被创造出来，人就只能跪着了。
从北京到昆明是3小时飞机，从昆明到玉溪是1小时车程，从玉溪到戛洒镇又是3小时，再开半小时车，就到褚橙基地了，褚时健在那里等我们。说是“我们”，其实是我和另一拨人，我和他们并无关系，我是应褚时健外孙女婿之邀去的。
正是收获季节，午后硬朗的阳光打在漫山遍野的橙子上，就像小孩子在结结实实地拍皮球，这景致有梵高的笔意。
褚时健确实老了，腿脚有些不太灵便，他把一只手搭在助理的肩膀上走路。他穿一双灰色胶底布鞋，裤腿上还沾着泥点——他爱下地，也爱和鸡鸭猫狗待在一起。他实在不爱说话，在欢迎我们的晚宴上，他说的话不超过五句：“我是大老粗，你们都是大知识分子，欢迎大家……”人们以为他还会说几句，都等着，但他笑着，看着大家，真不晓得该说什么了，场面有点儿尴尬。
这在客观上让他显得神秘。他说得越少，人们越愿意听他说，正如我的一个朋友总结的那样，“有人声嘶力竭地喊叫也没人要听，有人低沉含混却听众云集”。
第二天，褚时健和夫人马静芬带着5岁的重孙来见大家，小家伙坐在老太太腿上，动个不停。褚时健回答了他当初“为了什么”的问题：
“我从小就养成个习惯，总想找点事做，不做事心发慌，无聊的时候，生闷气。这些年，坎坷非常多，我这个人生，总体来说不顺啊。但不管咋个说，不管顺逆，我总有一个老习惯——想把事做好。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呢，很复杂，很丰富，也给了人锻炼的舞台，这就恰恰符合我这个老习惯了。
“种橙子这事，原来想没那么复杂，搞着搞着面临的问题不少，这个时候就要靠意志了。朋友说，丢掉算了，你吃多少，我们出了，他们不理解我。但对我们两个老人来说，不管有哪样困难，我们别的出路没有，只能硬着头皮解决问题。
“搞到第九、第十年的时候，我的品牌社会承认了，利润也越来越高。到这个时候，我就有两个想法了：一是我们对当地农民有感情，希望他们更多人生活富裕起来；二是要为我自己的子孙后代的事业打个基础。我说，你们不要懒，不要讲享受，我一生没有哪天讲过享受。”
这不就是爹妈从小给我絮叨的道理吗？我爹妈都快80了，还在干活儿，不干活儿，反倒要害病。
褚时健把这道理讲得很朴素。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马静芬，她也一样朴素：“我们不会说，你们文化高，帮他总结一下。”
“做事”就是褚时健的宗教，如果说我在2015年曾收获到什么智慧的话，那就是褚时健的这段话了。
孙中山说，知难行易。胡适批评道，知难，行亦不易。而王阳明说，不能行，即便知，也是未知。
褚时健为什么从小就要找事做？因为不做事，就没法活。四川话把干活叫“做活路”，意思是：干活才有路可走，不干活，没有“活路”干，就是死路一条。我有一个学生是云南人，一个是贵州人，他们告诉我，云贵也都说“做活路”。
1943年，褚时健42岁的父亲褚开运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当时，褚时健才15岁，下面还有5个弟弟妹妹，最小的弟弟褚时佐不满周岁，母亲带着他们苦熬日子。作为家中长子，褚时健不得不像一个家长一样担负起家中的经济重担。他接过了原本是母亲负责的酒坊，烤酒、卖酒。父母本就是沉默的人，褚时健幼时就不敢调皮，此后就更沉默了。
1949年，褚时健和跟他要好的堂兄褚时仁参加了游击队。他在这里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也在这里目睹了堂兄和不少战友的牺牲，他自己也险些被炸弹炸飞。
1950年，弟弟褚时候因公牺牲，47岁的母亲因病去世，褚时健不到23岁，尚未成家。母亲死后，他把弟弟褚时佐、妹妹褚时英带在身边，走到哪里就把弟弟妹妹带到哪里。
早在战友和堂兄牺牲的1949年，褚时健就知道，“把每一天安排好，就是对人生负责任。想得太多，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是经历过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人，过去如何、将来如何都不重要，现在、目前，就是一辈子”。他说，活比死重要得多，既然活着，就得认真做事。所以再受罪，他都得做事。
回顾自己的一生，褚时健如此评价自己：“我不希望别人在说起我的人生时有多少褒扬，我只是希望人家说起我时，会说上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
想做事未必就能把事情做好，褚时健虽然生在穷地方，但他是从小就见过什么是好东西的人。
1910年，总投资1.65亿法郎的滇越铁路全线通车，这是中国西南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通车的国际铁路。那时候，褚时健的爷爷褚发珍被法国人看中，当年就负责其中一段铁路的安保工作。法国人还给他发津贴。爷爷把家搬到了车站附近，褚时健的父亲后来就在铁路上跑运输。
滇越铁路采用的是米轨，火车装的是米其林牌橡胶轮胎，它们都代表了当时西方世界顶尖的工业水平。这简直是《百年孤独》中的魔幻桥段，外来文明对一个土著少年的心灵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几十年后，褚时健回忆起幼年生活时还频繁地提及米其林火车、米轨、法国人，以及乘客从车厢扔出来的精致的饼干盒子。他说自己小时候看见火车，就觉得长大了应该过那样的生活。“法国人带着七八个人就把一个大车站管理得井井有条的，现在想起来还是佩服的。”褚时健说。
所谓见识，无非就是见过好东西，然后能判断什么是好东西，进而能做出好东西。从这个意义上看，褚时健有见识就不奇怪了。
有一个细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褚时健年轻时就认识很多一流的人物，他在昆明念高中的时候，正值西南联大迁播，联大的一些教授为了改善生活，经常到昆明的高中兼课，褚时健是见过闻一多的。
后来到红塔集团当了老板，褚时健经常带队到国外考察，还引进了很多世界先进设备，当然见识就更多了。所以虽然褚时健一辈子的事业都在云南，他也不会说普通话，但你若以为他是个土包子，就完全错了。
褚时健还会做人。他是个厚道人，有什么好事都想着朋友。
他当初种橙子的本钱是哪儿来的？除了法院退给他的多年的积蓄两百多万，其他几百万要么是朋友送的，要么是朋友借的。他坐牢的时候，很多朋友到监狱里看他，都悄悄地给他留下三五万、七八万、十来万。监狱把图书馆给他管，他那个书架上慢慢就码了一百多万块钱。他出来要创业，还得跟朋友借钱。他对朋友说：“我不敢保证我能做成，做不成赔不起你们喽。”他那些朋友，一家借给他两三百万、四五百万，对他说：“你七八十岁了，搞这个事情，我们一家拿几百万，输了就算了，你不需要赔，不需要把这事压到心上。”
1979年，20来岁的年轻人任新明给玉溪卷烟厂盖职工宿舍，认识了褚时健。褚时健见他年轻肯干，便提拔他，后来把烟厂的辅料交给他做。再后来，任新明带着乡亲们一起跟褚时健干，很快就把自己老家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城镇。如今，这个地方干净整洁，别墅林立。
褚时健坐牢那段时间，已经是大营街居委会书记的任新明经常带上自己烧好的菜，到监狱陪褚时健聊天。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任新明说：“没有他就没有我，砸锅卖铁我也得帮他。”他要报恩。
褚时健的女儿早年间就离了婚，女儿先被捕，后来在狱中自杀，留下一个小女孩成了孤雁。任新明把褚时健的外孙女接到自己家中，送孩子上玉溪最好的初中。孩子初中毕业后，他又花了不少钱，把她送到加拿大读高中。那时候，他心里想的就是等“褚厂长”夫妇出来，他能把孩子好好地交到他们手中。
褚时健保外就医后，任新明想让褚时健安享晚年，他要为他尽孝、送终，褚时健不愿意。褚时健夫妇还坚持让外孙女改姓，跟任新明姓“任”，她现在的名字叫任书逸。我见过任书逸。
不过我怀疑，这样懂得感恩图报的故事，或许只会发生在像云南这样比较偏远的省份。因为偏远，人们反倒淳朴，“礼失求诸野”嘛。
因为会做人，褚时健跟政界的关系一直都不错。很少有人知道，原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与褚时健年轻时就是很好的朋友，褚时健当年之所以被调到红塔集团主政，与普朝柱的推荐也有很大关系。
褚时健出狱后，有高层领导到云南去，跟云南的领导讲，“这个老人和一般人有点不同，你们要关照下，不管咋个整，莫叫他过不下去。玉溪市几届书记、市长都问我，你想整哪样事，我们都可以帮忙”。
2015年初，外孙女任书逸的两个孩子一个不到五岁，一个不到两岁，褚时健就给他们一人送了一本书。在给大重孙的书上，褚时健写道：“墩墩，长大成为一个男子汉。要心胸宽大，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公公祖祖：褚时健。”在给小重孙的书上，褚时健写道：“潼潼，祖祖喜欢你。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褚时健。”
褚时健死了两年多了，我挺想念他。我从自己勤耙苦做的爹妈身上，常常看见他的影子。
只是，“做事”是不是就等同于企业家精神呢？我想还不能这么说，因为我爹妈一辈子也都在勤苦做事，但他们都是农民，说他们有企业家精神，实在怪异。或许，在“做事”前加上“自由”两个字，与现代社会的企业家精神就不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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