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呈现社会乱象，但无力找出乱象的成因、根源、解决办法，于是流于文学化、情绪化的愤怒宣示，似乎以此可以表明自己是个好人，但也仅止于此；
2. 因为任何社会都存在乱象，于是“齐物”而论，认为左和右、黑和白、中国和美国、法制与法治、老子和孔子……并无根本不同；
3. 表达的观点总是常识，不能深入一层。这种人宣称这个社会缺乏的是常识，而不是深入地思考，好像只要迎回常识，社会就海清河宴了。他不明白常识无法落地的思想根源，更不明白常识思维本身就是问题；
4. 在理想与现实的鸿沟面前无能为力，于是先是喋喋不休地重复理想，然后不断陷入失望以至于绝望——“人间不值得”，并最终通过对这种绝望的表达体现自己已经看透了的高明、高蹈；
5. 同一个人，针对这件事表达的观点与针对另一件事表达的观点看似都言之成理，但仔细追究起来，两个观点其实是相悖的；
6. 文章中四处引证名家观点，以体现自己的渊博，但仔细追究起来，这些引证的观点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作者平行、平均排列这些观点，也无力评判这些观点的正误，更没有自己的鲜明观点，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问题很“复杂”，所以不能下判断，轻易下判断就是简单化；
7. 文章中四处充满各种知识，但这些知识的分布是散乱的，与作者论述的观点没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8. 以艰涩饰浅陋，以堆砌所谓学术术语掩饰思想上的苍白；
这些文章，大量充斥在各种大众传播载体上，甚至出现在学术期刊上。老实说，绝大多数名家的文章，也或多或少的犯了上述毛病。这种文章，是没有理论价值的，因为它不能真正引导受众瞭望未来。知识分子不能瞭望未来，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思想界不能瞭望未来，就不是真正的思想界。可惜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思想界普遍缺乏的正是这种瞭望未来的能力。
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为生病的社会开药方，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尽责？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即是病源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思想界的大病的根源何在？根源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普遍缺乏一种必要的框架感，或者说他们即便有框架感，既有的框架也完全过时了。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思想界走出困境的唯一路径，是重新建立新的思想框架。换言之，中国思想界必须切换跑道。
任何人间的政治、社会学说、制度，都必须符合人性。不符合人性，就只能靠强制，而考诸历史，任何强制都不可能长久，因为强制者总是少数，被制者总是多数，多数的力量一旦凝聚，任何强制的秩序都会土崩瓦解。
问题在于，什么是人性？自由主义认为，追求自由是天然的人性；另一种相反的主义认为，追求平等是天然的人性；谁对谁错？更关键的是，谁能说服谁？基督教认为，人性中天然存在罪性，而罪生恶，所以西方主流政治哲学主张要通过制度限制人性的罪恶；中国儒家的主流认为，人性本善，所以中国人对上期盼圣君贤相，对下鼓励人成为圣贤君子；谁对谁错？更关键的是，谁能说服谁？
老实说，人性问题，根本不是通过说理能够达成共识的。因此，基于概念辨证、解析的政治哲学必然走入死胡同。人性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超验的信仰问题，因为要说清楚什么是人性，首先要说清楚什么是人，而舍弃信仰根本无法说清楚什么是人。
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对这几个永恒的问题，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哲学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但任何人的答案能说服其他人吗？如果能，这几个问题早就被取消了。但这些问题真的无解吗？当然不是，但只能通过信仰来解答。比如，对基督教而言，这几个问题就可以如此回答：人是被神创造的生物；人从神处来，最终希望回到神的怀抱，即要到神那里去；因为人是神用泥土和神吹的一口灵气创造的，人离开了神的那口气不过是一堆尘土，所以人的肉体死后会化为尘土；人要获得永生，就不应该背弃神，神的灵内住在人心，人的灵魂才能实现永生；因为人的存在有赖于神的创造，人的永生必须依靠神的灵的内住，所以人生的意义在于活出神的形象，荣耀神。
有人或许会说，未必需要通过信仰来回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进化论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吗？人不是从类人猿演化而来的吗？且不论进化论的提出者达尔文本人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只想问，即便生物都经进化而来，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种进化？进化论如何回答人性和人生意义的问题？且不论进化论是不是事实，即便是事实，事实判断如何能取代价值判断？人性问题和人生意义问题难道不是价值判断吗？
岂止“人”、“人性”、“人生意义”这类问题必须通过信仰来解决，人类一切价值问题都必须由神提供答案。比如“自由”、“人权”。
自由主义最推崇自由。自由主义定义的自由是指人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前提下，可以自主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人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但这只是浅表意义上的自由，它既没有回答自由何来的问题（因此是无根、无魂的自由），也容易陷入个人中心主义。在基督教看来，自由意志本身就是神对人的恩赐，不过，因为人总是滥用自由意志，陷入个人中心主义，所以往往作恶。当人以自我为中心，“我”就成了自己的牢笼，其实就已经不再自由。自由意味着超越自我，而超越的顶点是回到神那里。所以，人的自由是律法下的自由，自由不仅意味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更意味着存在不干坏事的自由。
基督教的自由观远远超越了自由主义。加尔文说：“神学上对自由的三种区分如下：第一是摆脱必然性的自由；第二是脱离罪的自由；第三是脱离悲惨的自由。第一种自由是与生俱来也是不可能被夺去的，而后两种自由在亚当犯罪后就已经丧失了。”加尔文所谓的第一种自由其实就是所谓人的自由意志。但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一种摆脱必然性的自由，因为亚当犯罪以后人就被原罪捆绑了，人人与生俱来都带着原罪这本来就是一种必然性。换言之，正因为第二三种自由的丧失，使第一种自由也成了残缺的自由。正如保罗所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人最大的不自由，不正是被罪恶捆绑吗？既然如此，那一点自由意志，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基督教并不反对人的自由意志，而是要赋予人真正的自由，即让人从被罪恶捆绑的悲惨处境中拯救出来。更深一层而言，人之所以难以实现神学意义上的后两种自由，正是因为人滥用了第一种自由。加尔文说：“当人沉湎于犯罪时，并没有丧失他的意志，而是丧失了正直的意志”。那么，问题在于，还能通过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来脱离罪恶的捆绑，实现后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吗？显然不能，这无异于抱薪救火、火上浇油，真正釜底抽薪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信靠神，完全靠神的恩典，这正所谓“人的尽头，正是神的起头”。
再说人权。大多数人都知道“天赋人权”，但中国人往往在乎的是人权，而轻忽人权的来源是天（即神）。为什么人权不可剥夺？因为它是天对每个人的恩赐，其他人没有权力剥夺天的权柄。不仅如此，接受这份恩赐的人也没有权力让渡这份恩赐。你不能认识天，如何能真正认识人权呢？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不明白自由、人权都是神的恩赐，勇气和力量也是神的恩赐，人在艰难困苦中追求自由、人权就会失魂落魄，就会陷入前文所谓的绝望之中。说到底，人们所谓的绝望不就是对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的力量的绝望吗？
人类为什么需要超验的信仰？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类需要绝对价值，否则无所谓正义，人间也无法形成共同语言进行有效沟通，人类也无法形成稳固的共同体。而绝对价值只能是造物主给人规定的，不能是人自我定义的。原因是：从创造论角度讲，人是被造物，不是最高创造者，换言之，人是被定义的，人无法自己定义自己；从逻辑上讲，有限的、相对的人如何能定义无限的、绝对的价值呢？从实践上讲，同样是人，你定义的绝对价值，我为什么要认可、服从、践行呢？
中国的思想传统是早熟的、基于伦理道德的人本主义。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人从西方学到的是源自古希腊哲学的另一种基于理性的人本主义。这两大人本主义都忽视了超验的信仰，或者说忽视了西学的另一大源头——希伯来信仰。由此导致了许多恶果：中国人极其重视道德，但我们却总是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中国人极其爱自由，但自由总躲着我们跑；中国人极其高扬理性，但中国人的很多做法却是反理性，甚至反常识的。我们所有的理性，不是科学理性，而是常识理性和实用理性——庸俗的实用主义。时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写的我在本文开头所列举的那些文章，归纳起来不还是在呼唤道德、呼唤自由、呼唤常识理性和实用理性吗？这种“六神无主”的呼唤是多么空洞乏力啊！
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呼唤空洞乏力？因为两大人本主义共同建造了知识分子与神的隔离墙，助推了知识分子的自以为义，甚至自以为神。因为知识分子自认为代表了正义，所以自认为有资格批评邪恶。殊不知，这是一种因僭越产生的错觉，如果知识分子走不出这种错觉，即便自己走上政治、社会舞台的中心，也绝不可能带来善治。原因很简单，中国知识分子根本搞不清何为“善”以及“善”从何来，怎么能施行善治呢？
仅仅有信仰就足够了吗？不够，因为神并没告诉人们具体应该建立何种人间制度，制度的建立，需要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整部人类历史，既是神意的具体展开史，又是人的自由的展开史。神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寻找真理的艰辛探索和可能性。
有人或许会说，你刚才不是贬斥人的自由意志吗？错，我并没有贬斥人的自由意志，我只是说首先应该树立、坚固信仰。固然，信仰和自由意志之间存在张力，这个张力正是人类思想史最重要的课题，但这个张力不是无解的。宏观而论，西方在某种程度上就解决了这个张力问题，因为西方的历史本就是希伯来信仰与希腊哲学融贯的历史。
事实上，信仰与自由的关系，不是一个水平面的两种存在的关系，而是上下关系，信仰在上，自由在下。换言之，因为人的自由意志本身也是神赐给人的礼物，所以只能在信仰的前提下运用自由意志，神也乐于让人利用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不能滥用，以至于否定、舍弃神的存在。否定、舍弃神的存在，人自以为无所不能，就是人对神的权力的僭越。信仰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反理性的，但却是超理性的，理性如果能意识到自己的边界，并不构成问题。
经典是对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忠实记录。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凡经典，都是历史形成的，因此也都是广义的史学著作。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典？因为我们需要了解其他地方的人们是如何追求自由的，以及他们的实践能带给我们什么借鉴。
如何读经典呢？我主张“六经注我”。这里的“六经”，是指古今中外一切经过时间和实践淘洗、验证的人文社科著作，其中尤其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著作。所谓“六经注我”，是指历史上所有的经典著作不过是“我”形成自己的思想框架的素材。这不是出于骄狂自傲，而是因为：既然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不完美的，因此任何伟大思想家也都是有缺陷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超越他的时代，烛照未来。但思想家也是人，也都必然带有或多或少的时代局限性。对于任何思想家，我们都应该平视，都应该扬弃，否则不可能产生自己的创见。
“六经注我”的阅读方法强调的是史学意识，而不是经学意识，为什么应该如此呢？因为经学强调的是不变，而史学强调的是变化。从史学的角度发现经学，就是通过神的普遍启示接近真理。而直接从经学的角度认识经典论著，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教条主义、刻舟求剑。事实上，人写的经典，都存在局限性，都可以商榷，因此从本质上都不是经。遗憾的是，单纯依靠理性的知识分子，却惯于拜倒在经典之下，而不认识真经。
基于“六经皆史”、“六经注我”的观念，我们应该如何通过阅读建立自己的思想框架呢？应该带着问题阅读。一个人能不能形成较为系统的思想，首先看他能否提出与众不同但又与大多数人密切相关的问题。能提出真正的问题，也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人学习、思考的过程，类似于认识神的过程：“凡寻找的，必寻见；凡叩门的，门必开”。
具体而言，我认为读每一本经典，都应该至少带着如下问题深度思考：1.某一思想家的个人经历、性格、家庭、学术传承是什么？2.某一思想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哲学、文化思潮的特点是什么？3.某一思想家所处时代的人们的普遍困惑是什么？他解答了人们的什么困惑？他的解答方法是什么？他的解答是成功的吗？有没有其他解答路径？4.某一思想家的思想哪些具有超越时代的特点，哪些只是时代意识的简单反映或存留？
读一本经典、读一个或几个思想家并不足以帮助你建立自己的思想框架。就如同一辈子临摹、练习王羲之法帖，即使你写得再像王羲之，也永远成不了书法家一样，每个人的思想框架只能是独一无二的的，照抄、临摹的思想不是思想。那么，转益多师的办法如何呢？当然应该转益多师，但比转益多师更重要的是阅读思想史，而且还需要阅读不同人写的经典的思想史。
为什么要读思想史？因为没有人能够横空出世，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根本不可能瞭望未来，所以不进入思想史的思考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我在上面谈到的阅读某一思想家著作已经暗含了坐标意识，阅读思想史就更能帮助我们建立坐标系。
应该带着怎样的问题意识读思想史呢？我认为，如下问题常存于心是必要的：1.思想史是如何分期的？为什么要这样分期？不同时期思想史的主题是什么？2.不同时期，思想史的主题为何会发生变化？其中的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是什么？3.一个文明体内，整个思想史的转变曲线是什么？可否用几句话对此进行概括？4.对某一文明体而言，其当代思想史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可能的发展方向是什么？5.某一文明体的思想家的思想，哪些成分具有地理契合性，因此难以移植到别的文明体？哪些直通普遍人性，因此可以化合进别的文明体？化合的可能路径是什么？
中国有两类知识分子：一类是照本宣科，甘于当常识教员，并以此表现自己的高明、勇敢，总是对大众抱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他们知道应然，不屑于关注实然，更没兴趣研究如何才能从实然走向应然。他们的口头禅是洛克怎么说，休谟怎么说，托克维尔怎么说，哈耶克怎么说，甚至哈维尔、福泽谕吉怎么说，那意思是，人家早就说清楚了，你们这帮愚民怎么就不明白呢？另一类是天天关注现实，甚至天天写时评，但都写不出新意，除了愤怒、讽刺、抱怨、叹息、期望、绝望这些无谓的情绪外，一无所有。这一类人，模模糊糊地知道些应然，但一深究，他们是自相矛盾的，并不真切地知道应然；他们知道实然，但不明白实然的成因；与前一类人一样，他们也不研究如何才能从实然走向应然。
这两类人，都不是思想者，因为他们割裂了应然和实然，他们不去思考应然何以应然，实然何以实然，如何才能从实然走向应然。以前我还认为他们是懒于做深度思考，现在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是没有进行深度思考的能力，他们的言论，不过是为了赢得某些掌声，他们太喜欢热闹了，而思想者注定是寂寞的。
按我上面的逻辑，思想家理应关注应然，最明确的应然其实来自信仰，而这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远远不够。思想家也应该关注实然以及实然通向应然的可能性，否则应然永远虚悬，实然永远无法改变。长此以往，不走向绝望才怪！所以，上述两类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就会合流——陷入绝望。而真正有信仰的知识分子，真正明白“在地如在天”的知识分子，永远都会存着盼望，永远都会通过思想和行动去探索从实然到应然之路。
我为什么强调“六经皆史”、“六经注我”？因为历史给现实提供了可能性。但历史并不能直接引领未来，引领未来的是真理。那么，如何才能在历史提供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取舍、试错呢？虽然“六经注我”，“我”是谁呢？我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痛感的人，而这正是源自现实。人只有立足现实，才能判断历史，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举例而言，英国之所以是英国，重要原因之一是它爆发过光荣革命；美国之所以是美国，重要原因之一是一帮以清教徒移民为主的臣民组织起来反抗宗祖国英国暴政的结果；这些具体的历史事件都有其特殊性，都有其产生的条件，如果在另一个国家不具备这样类似的条件又当如何？别国人、前人都不可能为当代中国人提供现成的答案，中国人的问题只能靠活着的中国人去探寻答案。
当然，思想家要关注现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沉湎于现实。毋宁说，他们对现实的观察应该抱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既要能深入分析现实形成的逻辑，又要能时刻抽身寻找理想、理论与现实的铆合点。思想家要关注、研究从实然到应然的路径，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发展必然遵循这样的路径。即便未来的发展没有遵循思想家的路径，也不表示思想家的思考没有意义。人的一生是一个主题不断展开，不断寻找主体的过程，一个共同体的历史亦然。没有人能真正严丝合缝地设计未来，未来只有神知道。
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思想界肩负着阐旧邦以开新命的历史使命，要顺利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不转换跑道是不可能的。所谓转换跑道，就是从自以为义的旧跑道转换到神意带领的新跑道。奔跑在新跑道上的思想家需要不断穿行各种窄门，因此注定是寂寞艰辛的。如果让我给这样的思想家画一幅像，他应该是这样的人：心中有神，手中有史，眼中有人，脚下有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