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很多基督徒都能传福音，也就是“说出所信”，但更重要的是“活出所信”。
2. “其实，神的怜悯之约都要求祂的仆人以正直和圣洁的生活回报他，免得祂的慈爱被嘲笑，或有人因神的慈爱在心里自夸，行事心里顽梗。”（申29：19）“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各人所行的报应他。”（诗62：12）“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惟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忿怒、恼恨报应他们。”（罗2：7-8）“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2.26）马太福音23：1-4记载耶稣基督提醒人们不要效法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可见，不能行就不是基督的门徒。
3. 路德极力反对中世纪天主教会倡导的因好行为称义，因此极力主张因信称义，而很少谈到基督徒应该有好行为。应该处境化地理解路德的主张。事实上，如果抽离处境论路德主张的普遍意义，应该看到路德主张的片面性。如果仅仅强调信靠，就会让一些基督徒变成懒汉，反正只要信就得救了，还何必行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路径是把信当成行的逻辑前提，另一个路径是需要对“信”进行解释：不能在行为上体现神的旨意的信最多只是浅信、小信，甚至不能真正称为信，真信必行。
4. 齐克果已经看到了路德的问题，他认为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是尚未完成的改革，路德是一个病人，他通过“信”治愈了自己的病，他只是描述了自己的症状，并为自己找到了药方，但并不意味着他的这个药方对所有人都适用。事实上，路德也并不以宗教改革者自居，与其说他是具有规划、组织、协调能力的改革家，不如说他是改革阵营里的第一员主将，他的兴趣、能力并不在规划如何改革基督教。齐克果说：“他是基督教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病人，但他不是医生；他具有描述及表达痛苦的疾患的热情，而他所需的乃是宽慰。”可以说，路德是一个缺点很明显的人。问题在于，当路德的改革思想通过历史定型并成为新的传统时，单纯强调信靠带来的问题就日趋明显了。齐克果说：“基督教的不幸，显然是：在路德的信仰教义中，割舍辨证的因素；因而变成了异端与享乐主义的藏身处。人们全然遗忘，路德急切要求着信，是想抗逐那过分夸大的禁欲主义。”齐克果认为，路德的因信称义说后来导致了信徒忽视爱人的借口，甚至是忽视爱上帝与效法基督的借口，所以他激愤地说：“基督教最先与最重要的任务乃是回归路德所逃开的修道院”。神是公正的神，因此也就是平衡的神，这就意味着祂总是站在中间。
5. 作为第二代宗教改革领袖人物，加尔文的思想可以用博大、中和来概括。加尔文当然认可宗教改革因信称义的基本主张，但他也强调改变行为的重要性。加尔文说：“神出于祂的怜悯所赏赐使我们白白称义的信心必定伴随善行，其次也是为了解释这些善行的性质。”他认为，人被称义之后必须经历重生、圣化、悔改的过程，这其中必然伴随着行为的改变。“信心不只是知道神的存在，更包括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当然就应该行动，否则怎么能叫信呢？
6. 卫斯理强调信而后行的重要性，他说：“但单靠善的意图及愿望可使人成为一个基督徒吗？决不，除非它们能结出善果。”又说：“基督的福音只在社会落实而非避世宗教，除了在社会里成圣之外别无其他成圣之处。”
7. 朋霍费尔说：“过去几年来，我不断地认识且越来越深刻地了解基督教信仰的此世性。……我（以前）以为可以借由过着神圣的生活得到信仰……后来我发现，直到此刻仍然继续如此发现，人只能完全在此世这端学习信仰。”
8. 朋霍费尔认为，因为基督临在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人心、意义的中心，是历史的中心，也是现实国家隐而未现的中心，它能为国家提供意义、应许、审判，或辩护。“教会只有在为人类而生存时，才成为真正的教会。……教会应该参加世界的社会生活，不是统治众人，而是帮助和服务众人。……具体而言，我们自己的教会将必须坚决反对狂妄的亵渎、对权力的崇拜、嫉妒和欺诈，因为这些东西是罪恶的根源。”“教会不是站在人力枯竭，即生命的边缘之处，而是屹立于中心地带。”教会应该站在社会的中心地带，并不意味着教会应该站在国家权力的中心地带，甚至成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因为教会毕竟是人构成的组织，基督徒毕竟也是罪人，罪人一旦接触权力，权力很快就会令其腐化。因此，教会要成为真正的教会，就绝对不能追求成为国家教会，不论它是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甚或其他宗教的教会。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为了反抗纳粹，勇敢的朋霍费尔脱离了德国国家教会，发起成立了认信教会，并为反抗纳粹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但二战后，认信教会积极成为国家教会，很快就偏离了教会的宗旨，牧师成为国家公务员参加资格考试，领取薪水，与信徒的感情日渐淡薄，传道的热情也日渐衰减了。
9. 莫特曼说：“那些盼望基督的人们不再能够满足现状了，乃是开始在现实里受苦，并与现实发生冲突。于是，与上帝平安意味着与世界不平安，因为上帝应许的未来有如刺棍无情地驱赶着每一刻尚未完成实现的现在之肉身。”因此，基督徒对天国的盼望与同世界和平相处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冲突，基督徒活着时就应该效法基督，要敢于改变现实，不怕冲突。
10. 基督教强调人要顺服世上的权柄，但基督教的神又是公义的神，那么如果世上的权柄不公义，甚至邪恶，基督徒当如何？其实罗马书13：1-7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段经文的意思很清楚：一方面，凡世上的权柄都来自上帝，所以人人都应该顺服；另一方面，上帝给人权柄，目的是扬善惩恶，掌权者不过是上帝的“用人”、“差役”。也就是说，上帝给人权柄是有目的、有条件的。一个自然的追问就是，如果这个得了权柄的人自以为这权柄是通过他的功劳自我拥有的，甚至自封为神，而且得了权柄并不扬善惩恶，反而自己成了那恶，人还应该再顺服他吗？当然不必了。
11. 如果说罗马书对人是否应该顺服邪恶的掌权者的答案还需要通过推论完成，加尔文的态度则很明朗。一方面，他主张顺服统治者，因为他们的职分是神给他们的；另一方面，他也深知世上存在不少邪恶的统治者。对于后者，他的态度是：“说服一些人他们应当将这种统治者视为君王，并因此尽量顺服他们，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一般人在这样严重的侮辱和大罪（与官员，甚至人的职分完全不相称）之下，完全看不到官员所应当彰显的神的形象；他们完全看不出来这人是神的使者（服事者），被指派是为了赏善罚恶（参阅彼前2：14）。但他们这样做等于不承认《圣经》交付这人的尊严和权柄（他们也不承认这人是《圣经》交付尊严和权柄的统治者）。事实上，从创世以来，这是众人与生俱来的感觉，即要恨恶并咒骂暴君，就像爱和敬畏公义的君王那般。”加尔文不仅认为恨恶、咒骂暴君可以理解，而且认为应该反抗暴君。他说：“我不但没有禁止他们照自己的职分反抗君王暴力、放荡的行为，我反而说他们对这些残忍压迫穷困百姓的君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懦弱的行为简直是邪恶的背叛，因他们不忠心地出卖百姓的自由，且他们知道保护这自由是神所交付他们的职分。”加尔文之所以主张反抗暴君，主要原因是暴君不顺服神。“即顺服不可叫我们离弃我们对神自己的顺服，因为众君王的计划、命令，以及他们一切的吩咐，都伏在神的权柄底下。且他们的命令要服从神自己的权威。”“我们若在顺服人的时候激怒神，这是非常荒谬的事，因为我们是为神的缘故顺服他们。”“他们若吩咐任何违背神的事，我们要轻视这吩咐，且在这种情况下，不可因他们做官的权威感到恐惧，因当我们将这权威视为伏在神至高的权柄底下，这并不是违背它。”“为了激励我们，免得我们灰心丧胆，保罗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隶。’（林前7：23）因此，我们岂可屈服于邪恶之人的命令。荣耀归于神。”在《但以理书注释》中，加尔文更是明确主张反抗暴政：“当他们如此顽固，想要破坏上帝的权柄，抢夺祂的宝座，把祂从天上拉下来时，我们应该彻底地公开抗拒而非顺从。”事实上，不仅加尔文是如此主张，他的主张在他的后继者伯撒、诺克斯，甚至巴特那里也得到了热烈响应，反抗暴政已经成为改革宗神学的原则。
12.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箴29：18）可见异象可以为人导引方向，约束人的行为。那么什么是异象？异象就是在信仰里看见。看见什么？林鸿信说，看见三个方面：1.看见问题。2.看见答案。3.看见呼召，即自己应当做什么。所以看见异象就是领受神的旨意，看见异象的下一步就是根据神的旨意行动，这就是生命的意义。旧约时代，只有先知能够领受圣灵的感动，并由此看见异象，新约时代，每个基督徒都可以领受圣灵感动，看见异象。
13. 如何才能看见异象？可以通过如下几个方面：1.深深地进入信仰，让圣灵充满。2.用神的话来比照现实，找出问题。3.消除现实中违背神意的部分，就是看见答案。4.根据你的天赋（即神赋予你的能力）及角色，投入到消除现实中违背神意的部分的行动中，就是你的呼召。回应神的呼召，就是被造的意义，即人生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