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想过应该有人给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写一本传记，即便有人写出来，我的第一反应竟是：哗众取宠吧。
因为《朱安传》作者乔丽华是上海鲁迅纪念馆馆员，也就是说，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我才决定浏览这本书。没想到，一读就放不下，以至于连夜读完了。这才发现，这的确是一本严肃的传记，作者试图探寻的是朱安一生悲剧的成因。
因为朱安几乎是被鲁研界忽略的一个小人物，有关朱安的史料也少得出奇，这就注定给朱安作传是一件非常艰辛的工作。因其如此，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钩沉史料、融会贯通的功夫。
朱安的一生的确是一个悲剧，她与鲁迅除了在饮食习惯上近似，其他方面几乎毫无共同点。她不识字、小脚、长相与美几乎绝缘，而且个子奇矮。她是鲁迅母亲赠送给鲁迅的“礼物”。作为孝子，鲁迅不能不接受这份礼物，但接受以后，就把她闲置在一边了。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家庭里的陌生人，彼此从来没有走进对方的内心世界。
以往，人们对鲁迅的婚姻生活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认为鲁迅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这是自然。但是，朱安何尝不是这桩旧式婚姻的受害者呢？从名义上看，她一直是鲁迅的妻子，但她从来没有获得丈夫的一丝爱情。朱安也曾几次当着鲁迅亲友的面发泄过自己的不满，但鲁迅连反驳的兴趣都没有。此后，朱安就只有认命了。
什么是真正的悲剧？悲剧中人自己的过失不是悲剧真正的成因，整个社会的合谋才是悲剧的成因。这种合谋，最终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为鲁迅夫妇的悲剧负责的，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中国文化，是合力构筑这个文化体系的每一个人。
这种文化造就了朱安依附性人格，她几乎没有选择，只能依附。《朱安传》中三个细节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种依附人格的典型心态，读来让人深痛：
当得知许广平已经为鲁迅生下儿子海婴时，俞芳问朱安以后怎么办，她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1944年，朱安生计艰危，在周作人建议下，准备出售鲁迅在北京的藏书。许广平及社会贤达得知后，出于保护鲁迅遗物的考虑，坚决劝阻。当年10月15日，宋紫佩陪同唐弢、刘哲民去拜访朱安，劝说朱安万勿如此。朱安听后一言不发，过了一阵，却冲着宋紫佩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1947年临终前一日，朱安给许广平留下遗言：一是自己要与鲁迅合葬；二是她死后，许广平母子要给她烧纸、念经。至少第一条，许广平及社会贤达是不会同意的，最后也没有遵嘱执行。
一个依附者的人生价值何在？陈漱渝先生说：“我感到她存在的价值主要就是为周氏三兄弟照料了他们的母亲。”这当然是从正面来说的。从反面来说，朱安的存在也在某方面造就了鲁迅的性格、思想和文风。我以为，少年时家道中落、青年时在日本看日俄战争电影深受刺激，以及与朱安的这桩婚姻，都是形塑鲁迅的重要事件。
时间流逝了几十年，朱安在我们这个社会消失了吗？如今的中国女性已经告别依附人格了吗？我以为，并未。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漂亮姑娘愿意坐在宝马车里哭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的表现而已。
不客气的说，朱安还活着。
当然，男女不平等并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特色。从历史上看，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男女不平等的历史。即便是在美国，女性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权和政治上的选举权也是很晚近的事。关键的问题是，女性需要怎样的平等，以及如何实现这些平等。
如果说朱安的悲剧表现为依附性人格，中国的男人们就不依附吗？我们有几个男人真的摆脱了形形色色或主动、或被动的人身依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仅需要女权运动，也需要男权运动。女人的敌人不是男人，男人和女人共同的敌人是枷锁——各式各样的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