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朋友知道我采访过褚时健，也与牟其中有过长时间交流，所以想让我谈谈这两个人。按我说，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二人身上的差异性远远大过其相似性。在此，不妨谈谈他们的不同：
一， 褚时健是典型的产品经理，牟其中是典型的战略家。
无论是做香烟，还是做褚橙，褚时健的信念首先是把产品做好，他并不善于把他的理念上升到理论高度。见过他的人甚至会发现，他是个近于木讷的人，至少是不善言辞。
褚橙成功以后，很多记者和学者都希望亲耳听到褚时健夫妇总结出他们对企业家精神和成功之道的理解，但他们对我说：“我们文化浅，你们读书多，还是请你们帮我们总结吧。”
褚时健夫妇的言行举止都是相当朴实的，我见到褚时健的那天，他裤腿上还带着泥点，但他不以为意。他和自己养的鸡待在一起显得是那么自然。
这种朴实与他的家庭出身、经历有关，也与云南当地的民风有关。褚时健出生于贫寒人家，幼年丧父，使他不得不承担起为家庭求活路的责任。云南人普遍朴实重义，褚时健就是个典型的云南人。
褚时健的哲学就是一个“做”字，不做事他是会生病的。我认为，用工匠精神概括褚时健是最贴切的，其他拔高之举未免是想当然，用心虽好，但与事实无关。
牟其中完全不同。牟跟我说，他只要不做具体的产品就能成功，但一做具体的产品往往就会失败。牟其中为人称道的那些大手笔，无论是从俄罗斯换回飞机，还是发射卫星，还是开发满洲里，没有一个是具体的产品，他擅长的是服务领域，其中包括金融服务领域。他对金融的理解远远领先于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企业家，因为他的金融实践中远远领先于时代，因此也就超出了时代的认知力和接受力，所以难免成为先烈。
牟其中的金融天赋也源自其家庭出身，他的父亲在民国时期就是银行行长。
牟其中从年轻时代就热衷理论思考，所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经典无数，很多经典著作的原话他到现在都能背诵。在第三次长达18年的牢狱生涯里，他构造了自己的“智慧经济”理论体系，这次出狱以后，他试图全力实践其理论体系，而不是做某一款产品。据我所知，他出狱以后，每天至少见两拨人，聊的都是他的理论和项目。
牟其中是个天生的、具有奇理斯玛特质的演说家，其口才极具吸引力。在对理性的兴趣及口才两个方面，牟其中与褚时健分别处于两个极端。
二， 褚时健的政商关系融洽，牟其中的政商关系紧张。
褚时健对政治没有特别的兴趣，对政治理论的兴趣更淡。但长期以来，他与云南省各级政府的关系都很好。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细节是：褚时健当年为什么能被调任为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本人有能力、口碑好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玉溪市委书记是普朝柱，是普朝柱点的褚时健的将。要知道，早在1949年前，褚时健与普朝柱就是很好的战友，两人可谓惺惺相惜。要是没有普朝柱，褚时健的人生方向或许会有所不同。
普朝柱后来又当过云南省委书记，这对红塔集团的发展不无裨益。不仅如此，褚时健跟云南当年的省长、副省长关系也很好。
我国一直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种烟叶的人不能生产烟草，生产烟草的企业又不能直接销售烟草，但正是在云南，褚时健就把烟草种到了田间地头，而且能兼任烟草销售公司总经理，这不能不说与他善于与政府沟通有关。
褚时健当年被判刑不可谓不重，但事实上坐牢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后来也正式改判了刑期。
褚时健出狱后，有中央领导到云南视察，还嘱咐云南各级领导要关注褚时健的生活，能帮助就提供一些帮助，这是很不容易的。
牟其中自称并不是他自己对政治感兴趣，而是因为他当时是民营企业家中的代表人物，因此社会各界都把他当成“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不得不为此进行辩解。由此，他留给外界的印象是太关心政治、太越位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是否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并未形成定论，各方意见不一，斗争激烈。邓小平之所以发表南方谈话，正是这种现状的反映。马立诚、凌志军所著《交锋》一书对当时各方的思想“交锋“进行了全景式呈现，可知改革之不易。牟其中坚定地站在改革派一边，自然就引起了保守派的嫉恨，他后来的命运，不能说与此完全没有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褚时健和牟其中都坐过牢，但前者坐牢带偶然性，后者坐牢带必然性。毕竟，牟其中一生坐了三次牢，三次坐牢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代到底是需要褚时健还是需要牟其中呢？我认为，都需要。
因为中国企业界早已不见工匠精神，因为“中国制造“早已被人认为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所以我们需要像褚时健这样的产品经理。
因为中国经济早已发展到产融结合阶段，仅仅做好产品未必能成就一个伟大的企业，时代需要企业家不仅具有宏阔的思维，更需要应对的方略与技巧。也就是说，企业家不仅应该是实业家，也应该是金融家。对比西方企业发展史也能清晰地看出这一点，你说洛克菲勒、卡内基到底是实业家还是金融家？在资本市场迅猛发展的当下，刻意区分实业和金融，厚此薄彼，都是不智的。如果我们不能扭转这个意识，那么，宝万之争还会不断上演，所谓的企业家（其实是实业家）会永远站在道德高地去指责”门口的野蛮人“？但是，这样做对谁有利呢？更何况，先进经济体的企业家早已重新定义”企业家“内涵，我们如果原地踏步，是否会重演用长矛梭镖对坚船利炮的历史悲剧？从这些意义上看，我们需要牟其中这样的战略家。
至于牟其中是否太热衷政治，根本就是一个不必提出的问题，我想问的是：公民是否应该有关心政治的权利？如果应该，企业家是不是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