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1。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史由此亦进入近代。然道光一朝对鸦片战争能做深入反思者寥寥。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破京津，詹事府官员冯桂芬避居沪上，次年著《校邠庐抗议》四十篇，申说变法维新主张，早于戊戌变法三十八年，可谓时代之先知也。然冯氏之言说，虽“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即便如此，冯氏生前，惮于时讳，仅刊其中十四篇行世。冯氏死后十年（1884年），陈宝琛始刊行其全本。
702。冯桂芬乃中国较早睁眼看世界之人，他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的主张。因儒家传统的尊王攘夷论已成为中国人思维习惯，冯氏遂辨之曰：“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或曰：管仲攘夷，夫子仁之，邾用夷礼，春秋贬之。今之所议，毋乃非圣人之道耶？是不然。夫所谓必实有以攘之，非虚骄之气也。居今日而言攘夷，试问何具以攘之？所谓不用者，亦实见其不足用，非迂阔之论也。夫世变代嬗，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时宪之历，钟表枪炮之器，皆西洋也。居今日而据六历以颁朔，修刻漏以稽时，挟弩矢以临戎曰：吾不用夷礼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此意实与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同调也。
703。冯桂芬毫不怀疑先王之道，只是觉得中国技不如人，故他认为当向西方学习者，不过技艺而已。西人之技艺最能摄服中国者，在船坚炮利之术，故冯氏的核心主张在学西方船坚炮利之术。如何才真学到了船炮技术？他的标准是“能造，能修，能用”。具体建议是：设立船炮局，聘请洋教师，招收中国学生就学，学成赐举人、进士等功名。冯氏又倡立译书馆及翻译公所，前者译西书，后者授各国语言文字、中国经史、算学等。
704。冯桂芬于内政、外交大纲目均有改革意见，然多属囿于中国传统补漏裱糊之论，以今日眼光视之，其于西学，所知浅陋，未能深入。
705。冯桂芬虽守圣道，毕竟融入了夷法，故其貌虽旧，其旨也新。虽然如此，知音鲜矣。三十八年后，张之洞著《劝学篇》劝世，其时维新运动已此起彼伏，新旧思想之斗争已呈白热化局面，张之洞在《劝学篇》序言中说：“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亡羊。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厉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定，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张之洞于是大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其思想实质与冯桂芬无二，而其学理更成一条贯之体系也。
706。张之洞著书立说之宗旨，在救世变、图自强，分而言之，“其说有三：一是保圣教，一是保华种，一是保国家，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家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有？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教不尊……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我朝邦基深固，天之所祐，必有与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说，圣道虽高虽美，彼安用之。五经四书弃之若土苴，儒冠儒服无望于仕进。巧黠者充牧师，充刚八度，充大写，椎鲁者谨约身税，供兵匠隶役之用而已。愈贱愈愚。贱之久则贫苦死亡，奄然澌灭，圣教将如印度之婆罗门，窜伏深山，抱守残缺。华民将如南洋之黑昆仑，毕生人奴，求免笞骂而不可得矣。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
707。保教、保国、保种，看似一贯，其实非也。今世中国人多不信孔孟之教，中国人难道已不是中国人？更何况，国家与政府不能等同，中国与满清是二而非一也。虽王朝迭兴，中国何尝消失于地球？前一理中国至今有很多人不悟，后一理在晚清已为多教读书人认识，盖因儒家早有夷夏论也。张氏之保国论，实为保大清。在他看来，大清即是中国。但满清为异族政权，不少中国人认为，张之洞此论，不过尊满夷以抗西夷而已。此种质疑，虽然偏激，但却是张之洞必须回应的问题。张之洞的回应是，亚洲人“同为黄种，皆三皇五帝声教之所及，神明贵裔种族之所分。隋以前佛书谓之震旦，今西人书籍文字于中国人统谓之曰蒙古，俄国语言呼中国曰契丹。是为亚洲同种之证。”故张之洞力主满汉联合以抗西夷。此论在当时确有不得不然之因素（否则民间无全国性组织代清廷以抗敌)，但张氏“亚洲同为一族”之论也太过荒谬不经，否则何以理解几十年后面对日本侵略而爆发的民族自卫战争?
708。张之洞论儒学，尊孔孟而非秦汉，更遑论宋明。张氏谓：“窃惟诸经之义，其有于曲难通，纷岐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而张氏既保满清之专制，实已违孔孟人本、民本宗旨，而与宋明儒所倡之“三纲五常”同调，张氏甚至明说：“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以此观之，张氏之“中体西用”说，可等同于专制为体，西学为用，其进步意义何在？
709。张之洞反对民主、自由，甚至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何以民权有害？“方今中华诚非强盛，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话？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借保护之名，兵船陆军深入占踞，全局供手而属之他人，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闻也。”张氏又反对开议会，原因在于各级朝政都不缺下情上达之通道。“但建议在下，裁择在上，庶乎收群策之益而无沸议之弊，何必慕议院之名哉！”张氏反对自由之理由是，自由破坏了等级纲常，必然导致“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的局面。张氏对民主、自由的理解粗疏浅薄，但若出于稳健变革之苦心尚可理解，然张氏之政治思想何曾为政治变革（或演进）预留一丝空间？要言之，张之洞主张政治稳定本没有错，但从来没有绝对的、静止的稳定，高明的政治家只能在动态中求稳定，而非为稳定而稳定，以至于以压制为求稳之道。张之洞不明此理，后世当政者又何曾明了此理？
710。好在张之洞还明白徒守中学不能应敌制变。张氏谓：“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如今不知古，谓之聋瞽，吾请易之曰：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夫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何哉？”“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何为中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事地图”。何为西学？“西政西艺西史”。冯桂芬认为中国人应向西方学习者仅船坚炮利之术，张之洞已能认识到仅此不够，故曰“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又曰：“西艺非要，西政为要。”然张氏所谓西政，非其政治哲学或政治学，只是富国强兵之学，其明言西政之范围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勤工、通商”而已。张氏表面上对中国之政教自信，私自或不自信也，否则为何不敢学习西方政教？
711。张之洞维新思想侧重于开启民智。办法有四：留外洋、办学校、译西书、办报纸。其最值得称道处有二：一，变科举，兴农工商矿兵五种实学。二，办报广开言路。即使洋人所办报纸有丑化中国言论，也不以为忤，因为“一国之利害安危，本国之人蔽于习俗必不能尽知之。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惟出之邻国，又出之至强之国，故昌言而无忌。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
712。张之洞担心倡导西学引来广泛反对，为消减反对者之疑虑，他一方面不断强调中体，一方面牵强附会，论证中学实含西学因子。比如，儒家讲的格物就是西人所谓科学；孔子学于郯子，是出国留学，等等。其言虽经不起严肃驳难，其情也可悯。读中国书，尤其应注重句中转折处，比如张洞之这句话“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豫知。然则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灼然可据者哉！”其中“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才是文眼。
713。体用为一，中学之体有中学之用，西学之用源自西学之体，岂能截然两分？张之洞出身清流，深通儒学，岂能不知此理？然其“中体西用”论则将体用两分，如同在马身上强行安了一个羊头，能不发生变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何必强分中西？又何必区分体用？中西、体用不过是些名词障，如果抛开这些名词障，只问如何改才能激发人民活力，才能增进人民幸福，答案自不难找。
714。现代化同时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首先是由科技进步推动的交通全球化，紧接着就是经济全球化，接下来必然走向全球制度趋同化。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人重新提出“中体西用”，简直就是逆流而动，开历史的倒车。中国人若真自信，就应该拥抱、推动全球化，并为正在逐渐形成的全球治理贡献自己的智慧。
715。张之洞一生，知行合一。《劝学篇》为洋务运动在理论上的代表作，张之洞本人则是洋务运动的干臣，其功绩未可厚非。虽然如此，以“中体西用”为纲领的洋务运动注定要失败，故此后必然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后人不谙此理，总以为再搞一次洋务运动即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且以暂时取得的一点成绩沾沾自喜，真可谓不读史、不通变者。历史带给人们最大的教训是，人们总是出于种种目的忘记历史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