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黄梨洲、顾亭林皆倡致用之学，梨洲宗阳明心学而发展之，亭林并斥理学、心学，而无意作学理上之抽象运思。故曰：“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也。”
672。梨洲、亭林皆生专制政治时代，为矫正专制之弊，皆慕封建分治。然二人皆知封建、郡县各有利弊。梨洲曰：“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亭林曰：“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二人之共同理想则是“寓封建于郡县之中”（亭林语）。梨洲之“寓”法已略如前述，要之者在以臣权分君权，兴监督、议论于民间。亭林之“寓”法要旨则在地方与中央分权。
673。亭林尤重县令之权。他认为，应将七品知县改为五品县令，县令于其县政应有专断之权。县令之副手为县丞，由吏部选授，县丞以下职务，由县令自主，报备于吏部即可。县令从试用开始，不断接受政绩考核，称职十二年后，进阶加薪，并可任职终身。县令若因事、因病不能视事，可推荐儿子、兄弟或旁人代行其职，代行职务者为“试令”。县令得罪县民则受罚，不称职则流放，贪腐则诛之。废督抚司道之官，任巡方御史监察全国县政，御史一年一换。数县设一郡，太守三年一换。要言之，县令虽有极大自主权，但非不受监督也。亭林设想之县令，为专制帝国之一小诸侯也。诸侯世袭，而县令可世及。如此设计，乃因“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无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县令与县民关系若父母与子女，则民富国安，遇外敌则拼死自卫。又因县域最大不过百里，也不足以称兵作乱。况且邻有别县，上有太守，岂有作乱之空间？
674。亭林设想之县令集权也如是，然其欲防县令之过度集权则何？再设县内分权之制也。分权之办法为“以县治乡，以乡治保，以保治甲”，“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听讼、收税，游徼徼循禁盗贼。”
675。综上所述，亭林欲以地方与中央分权，此意发前人所未发，其积极意义固大。然其具体之方案，则过于理想主义。亭林之方案若行之，则县政必然板结，凡民欲上跻于仕途，空间必然狭小。君不见后世地方政治家族化之弊乎？县令若能世及，果能杜绝其贪腐枉法乎？县令若伙同郡守贪腐，御史果能纠察制约乎？若演为沆瀣一气之局当如何？又，县域既小，力量有限，如何能抵抗外来之强敌以自保？专制欲化人民为原子化个人，亭林此法不过欲化县为原子化县而已。
676。亭林反对中央集权，又以强大宗族及臣下封驳君主谕旨二制矫之。然前者非无流弊，后者效果也微弱。
677。亭林深厌明代法网过密，以至于“人之才不获尽，人之志不获伸，昏然俛首一听法度，而事功日堕，风俗日坏。”“自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而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亭林非谓法制之弊，谓“非法之法”（梨洲语）之弊矣。
678。虽然，亭林与梨洲在对待民间舆论一事上态度迥异也。梨洲欲伸民间舆论已如前述，亭林则谓“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在亭林看来，明代之生员不仅无用，而且为国家社会之大害也。“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亭林之矫正方法有三：重视举荐；买卖虚爵；改革科举，减少名额，重视实学。前二者之弊不必多说，后者之议也无太多新意。然则亭林与梨洲之论虽异，却并非完全背反：梨洲所着意之议政学子乃其理想中经过改造后出身学校之学子，亭林痛斥之生员则为现实中未经学制改革而产生之生员也。
679。对比梨洲与亭林思想，梨洲视野开阔，能见其大，而亭林之格局略小也。亭林与梨洲之异，或在前者太重“当世之务”而后者兼顾理论与实际乎？
680。明末清初抨击君主专制而有创建者，尚有唐甄可论。唐氏曰：“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小人乱天下，用小人者谁也？女子寺人乱天下，宠女子寺人者谁也？奸雄盗贼乱天下，致奸雄盗贼之乱者谁也？”进而言之，此非君主个人之失，而在君主专制制度有大弊矣。“天之生贤也实难，博征都邑世族贵家，其子孙鲜有贤者。何况帝室富贵，生习骄恣，岂能成贤？是故一代之中十数世，有二三贤君，不为不多矣。其余非暴即暗，非暗即辟，非辟即懦。此亦生人之常，不足为异。惟是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君罔救矣，其如斯民何哉！”君主专制之根本问题不仅在于从自然规律的角度看贤君难得，还在于既为专制，“为上易骄，为下易谀。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按如此逻辑发展下去，则君主不可能了解天下之实情，而终成瞎子、聋子、傻子、独夫。这种人主政，焉有长盛不衰之理？专制且世袭，既违天理，由悖人情，王朝周期律，又岂能在专制政体不变的前提下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