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1。李贽（卓吾），千古之怪杰也。年四十始读王阳明书，拜服阳明之学。曾任云南姚安知府三年，后挂冠而去。五十六岁始着力著述，继之漫游四方。六十二岁在麻城削发为僧。曾与利玛窦面晤三次。万历二十七年被朝廷治思想罪，狱中以剃刀割喉自尽。
652。卓吾狂浪，自称六七岁即能自立，平生最厌被人管，也最厌求人，慕忠臣义士、江湖豪侠，且引以为同调。如此性情，偏生专制之世，故难免与俗世作尖锐之冲突，而为反程朱理学之前锋。卓吾于程朱理学之各方面无不痛击，人或以为“禅狂”者也。
653。卓吾重功力而反对一切无用之玄谈。理学家言太极，卓吾以为荒诞不经。理学家尊天理抑人欲，卓吾斥其“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舍此并无所谓人伦物理之道。理学家忌人之私心，卓吾认为“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无私则无心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安其身于鲁也决矣……无私之说者，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管脚跟虚实，无益于事，不足采也”。理学家不言功利，言利则失义，卓吾却谓不谋利无以正义。“儒臣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践迹而不能造其域，卒为名臣嗤笑。”而道学家“平居无事只知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更不必谈以道学为干禄术之小人，“彼讲周、程、朱、张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尔。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败俗伤风者莫甚于讲周、程、朱、张者也”。卓吾此论，极似宋代之功利主义学派，而言辞之激烈，或有过之。卓吾甚至认同一切成事功者，秦始皇、商鞅等人均在其称许之列，可谓矫枉过正，失之于偏也。
654。卓吾思想之要旨，在冲决纲常名教之一切束缚，他甚至提出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之主张。换言之，卓吾为儒家伦理之解构者也。卓吾之所以出家，在于他对佛教之理解与众不同。卓吾谓：“无拘无碍，便是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故要得大自由，非出家不可。卓吾言行放浪，显与佛法不合。卓吾毁传统纲常之功绩也大，但其解构也太过。若将纲常理解为社会秩序之维系者，则任何社会终归离不了纲常，只不过纲常之具体内容当与时俱进而已。
655。卓吾思想，貌似杨朱之流亚，实乃阳明平等思想之发展。卓吾认为，个人乃真理之主宰者，若人不能自得于心，则无所谓真理。卓吾谓：“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犹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则水无不在地，人无不载道也审矣。”因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生而知之）”，所以只要反求于心，则道自见矣。以儒家之礼为例，卓吾认为，“由中（内心）而出者谓之礼，从外而入者谓之非礼。从天降者谓之礼，从人得者谓之非礼。由不学、不虑、不思、不勉、不识、不知而至者谓之礼，由耳闻目见心思测度前言往行仿佛比拟而至者谓之非礼。”此论不可谓错，但毕竟陈义过高。子曰，“惟上智下愚不移”，卓吾所论，上智之人实行不难，中人实行已有难度，若为下愚，果能反观内心而得道、得礼乎？
656。既然真理得于自心，为何世人不明此理？在卓吾看来，实因世人多拘泥于古事、圣人、经书、道统而不自信，以至于不能自拔，丧失自我矣。卓吾力斥此种行为之荒谬，其中多有精辟之驳论。如其斥崇圣之愚：“盖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或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孔子之言论，有其具体之语境，故非不刊之论。“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日，而遽可以定本行赏罚哉？”圣人之言不必尽信，经书更不可尽信，因经书“大半非圣人之言”也。至于韩愈之道统说，更属无稽。韩愈谓圣道于孟子后不传，但若“人无不载道”，圣道何曾一日灭绝？“自秦而汉而唐，而后至于宋，中间历晋以及五代，无虑千数百年，若谓地尽不泉，则人皆渴死久矣。若谓人尽不得道，则人道灭矣，何以能长世也。”卓吾此论，直斥儒家复古守成之弊，而倡个人自主及与时俱进说，可谓切中儒家之要害也。
656。卓吾思想，与政治自由主义极为接近。既倡个人自由，遂反对政府干涉人民生活。儒家力辟法家，其理由即为法家干涉人民生活。但儒家总以为自己出于仁心，故常有以己所欲强施于人之冲动。在卓吾看来，此举之害，与法家略同。“夫天下至大也，万民至众也，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中无定在，又孰能定其太过而损之，定其不及而益之也。若一一而约束之、整齐之，非但日亦不给，依旧是走在邢政上去矣。”“若夫道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之所生也，亦非止一种已也。有仕于上者乃以身之所经历而欲人之同往，以己之所种艺者而人之同灌溉，是以有方之治而驭无方之民也。”卓吾理想中之社会乃人民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各遂其生、各获其所之社会。“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善爱天下者不治天下”也。此论虽与道家雷同，然其主旨并非纯然无为，“顺”民其实有为也。
657。本个人自由之宗旨，卓吾乃高举言论自由之帜：“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是此非彼，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此非俗儒所敢想象，而不稍逊近世西方诸贤也。
658。卓吾思想既以民为本，其论史遂常有令人惊异处而不违其道。如其论五代时历事十二君之冯道，与儒家之见解就截然相反。“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稷所有养民也。民得安养而从君臣之责始塞。君不能安养斯民而臣独为之安养，而后冯道之责始尽。今观五季相禅，潜移默夺，纵有兵革，不闻争城。五十年间，虽历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于锋镝之苦者，（冯）道务安养之力也”。
659。孟子本有“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论，以明君臣关系为一相对之权利义务关系。后人轻忽此论，遂强调臣下对君主之绝对义务。卓吾本孟子之论而又发扬之，其讥“痴臣”曰：“夫暴虐之君，淫刑以逞，谏又乌得入也。早知其不可谏即隐身而退者，上也。不可谏而必谏，谏而不听者乃去者，次也。若夫不听复谏，谏而以死者，痴也。何也？君臣以义交也。士为知己者死，彼无道之主，何尝以国士遇我也。”不但如此，臣遇暴君自当隐身而退，若遇到昏君，则当揽权自卫。故，强臣揽权，情非得已，不宜抨击。曹孟德曾发类似议论，卓吾实通孟德心曲者也。
660。卓吾思想犹有自相矛盾处。如其赞许秦皇汉武为英雄，然此二人又岂是能顺民之君？又，明末西学初来，基督教深得徐光启、李之藻等士大夫所好，卓吾也曾三见利玛窦，且称许其人其学“未有其比”，但他虽三见利玛窦，“毕竟不知（其）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周孔之学，则又太愚”。不知利玛窦是否与卓吾详谈过西方政治演变之历史与逻辑，若谈过，卓吾不知其思想暗合西方政治思想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