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儒家复兴三议
在进行以上述评之后，本节将正面表述笔者自己对儒家复兴的看法。
一方面，作为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思想传统，儒家对中国人来说乃是一个客观存在，也可以说，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人的DNA。你可以在文章中“非孝”，但你很难在面对亲友时以不孝为荣；如果你是下属或晚辈，你可以主张平等，但你进了会议室或餐馆，一般还是不会坐到上司或长辈应该坐的座位上去。从这个角度论，反儒家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因为人是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拔离地面的。理性的态度不是无视它，甚至拒斥它，而应该是面对它。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与现代性之间并非完全相斥的关系。虽然儒家无法开出自由民主，但儒家并非专制主义，儒家和现代性之间完全可以进行求同存异式的融汇。从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的角度看，真正的自由只能在传统和习俗的基础上内生，因此即便是早年极端反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在其晚年遗著《中国文化的展望》里也表达了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认可和努力。海外其他思想、学术大家如李泽厚、林毓生、余英时等人对此也都有详细论述，国内学者秦晖甚至提出了“引西救儒”的主张。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海内外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者和知识界主流都认为，将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以儒家为主体）进行创造性转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儒家为何能与现代性（以自由主义为代表）融汇不是本文论述的内容，这方面的内容上述诸家论之甚详。以下主要以儒家与现代性融汇的时代命题为背景，谈谈笔者对儒家复兴的观点，姑且称之为“儒家复兴三议”：
第一议：建立历史感。如今一些新儒家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论述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合法性。他们的逻辑是，历史上，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因此它今后也应该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古代中国的强盛是儒家导致的，因此儒家仍然有能力引导中国走向复兴。这样的论者笔下的古代中国和儒家几乎尽善尽美，按他们的逻辑，我们只要复古即可，根本没必要开新。
这不是一种客观理性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果真如此，中国在近代遭受西方列强的挑战以后，为何一触即溃？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应该为中国近代的衰落承担什么责任？
很多人说，中国近代在遭受西方列强的挑战以后之所以毫无抵抗之力，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好，只是因为我们的船不坚、炮不利，也就是所谓器物方面不行。然而，需要追问的是，中国在器物方面落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更何况，中国近代的衰落仅仅是因为在器物方面不如人吗？
鸦片战争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史的转折点，历史学家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是公认的研究鸦片战争的经典学术著作。只要认真读读《天朝的崩溃》，任何人都不难得出结论：中国近代的衰落绝不仅仅是所谓器物不如人所致，如果要得出一个宏大的结论，又如果我们所定义的文化包含器物、政治制度、哲学和意识形态等几个层面的内容，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近代的失败就是中国文化的失败，而文化失败的重点是意识形态的失败。我认为，茅海建的书名《天朝的崩溃》直接指向的其实就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失败，“天朝”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观念，也是中国意识形态的精确概括和浓缩[1]。
又有人说，儒家作为意识形态本身是好的，只是明清两朝的政治制度没有充分落实儒家的政治思想。诚然，以清朝为例，君权主义、种族主义、专制主义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而这些思想是违背儒家义理的，但问题在于，儒家如果作为意识形态是强势的、有效的，所谓“道统高于政统”，它怎么能被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压倒呢？反过来看，如果说儒家道统确实被专制政统压倒了，那么儒家是否还是专制王朝的意识形态呢？
新儒家爱讲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让我们来看令中国人感到光荣的汉唐两朝。这两个朝代无疑是最强盛的，但在这两个朝代，儒家真的是强势的政治意识形态吗？汉朝皇帝曾亲自说过，汉家自有家法，素以王（儒）霸（法）道杂之。而唐朝的意识形态显然更非儒家一统，否则就不会有韩愈的《谏佛骨表》了。
所以，如果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王朝的意识形态，相应的历史结论就是，它并不能带来当代新儒家最看重的国家的强盛；而如果它不是中国古代王朝单一的意识形态，自然也就不能以此证明它今后应该是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
其实，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王朝的意识形态就是“儒表法里”，儒家讲仁爱，法家倡专制。因此，新儒家极力反对人们将儒法两家混为一谈。他们说，儒家并不主张专制，儒家最多是被专制（法家）利用了。如今的世界潮流当然是反专制，因此必然要反法家，但从另一个角度则可追问：两千多年来，法家为什么要利用儒家而不利用其他家？“儒表法里”之所以长期存在，至少说明它们并非完全水火不容。这就像婚姻一样，夫妻双方如果截然对立以至对抗，最好的选择是离婚，儒法两家在历史上为何却不离婚呢？
建立历史感必然要求直面历史，既不夸大历史上儒家的作用，又不避讳儒家的不足。只有这样，儒家的言说才能赢得更多人的认可。那种为辩护而辩护的做法，客观上只能拉大儒家与人们的心理距离。
新儒家要直面历史，首先需要清楚地回答“儒表法里”是如何可能的，以及儒法两家如果脱钩，儒家应该做哪些剜毒疗伤的工作。
第二议：建立现实感。儒家思想既是一种政治哲学，又是一套道德哲学，同时又包含宗教性。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不得不说，作为政治哲学的儒家已经过时了。儒家的政治思想无法回应当代社会公民对政治合法性（统治源于同意）的诉求，也不能为走出王朝周期律的死循环找到答案。从政治权力制衡的角度看，虽然钱穆先生多次指出，中国传统政治其实是有制衡的，比如相权对君权的制衡、谏议机构对行政的制衡、天道对君权的制衡等等，但不可否认，这种制衡往往是形式上的，很难起到根本的、分权式的制衡效果。当代新儒家即便无法压抑参与政治重建的冲动，至少也应该对政治怀抱必要的审慎态度。它最多可以对政治起到一种范导作用，而不能与现实政治捆绑。毕竟，内圣开外王既不是历史，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但儒家的道德哲学并未完全过时，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中庸、和谐、恕道等价值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性。这一点不用论证，只要问人们是不是愿意要这些价值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儒家的希望、土壤、着眼点不在庙堂，而在民间，在重建社会的道德基础，在敦化风俗。儒家应该参与公民社会建设，而在参与公民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儒家的作用其实就在于成为道德实践的倡导者、传播者和带头人。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重建道德的根本不在学理阐释，而在躬身行道，德行的力量远远大于文字言说的力量。
说儒家应该参与公民社会建设，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其实，哲学家西尔斯就认为，儒家所代表的精神，是今天的公民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因为公民社会是文治的社会，反对滥用暴力，而这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儒家倡导圣贤人格而不是英雄人格；更重要的一点是，公民社会是民间的，公民社会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关切政治、倡导文化。儒家的士君子就是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乃是积极入世的。
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肯定会依赖本土思想资源，儒家在其中大有可为，而且重建道德是儒家的本职和使命。新儒家之所以普遍希望将道德注入政治，是希望提升政治的道德水准。但是，道德直接介入政治必然会被权力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与一些新儒家的分歧主要不是价值论上的，而是认识论上的。其实，如果我们扩大对政治的定义，把政治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治理秩序，我们将发现，专注于道德重建的儒家的政治作用并非减弱了，而是增强了。社会的道德水平的提升，最终必然反映到政治上，因为任何人（包括官员）都生活在社会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民间推动道德重建，其实间接地就参与了政治重建，而且，这种重建路径是最牢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推动书院复兴，大张民间讲学之风，推动传统文化经典进各级各类学校，推动民间互助慈善等等事业，都是儒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必须指出的是，儒家在推动民间道德重建的过程中，应该抛弃依靠政府力量强行推动的思路和做法。任何好的东西只要有人诚心推广，自然会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可，借助强力只能增加人们的恶感，结果适得其反。要相信思想、文化、信仰领域市场自由竞争的力量。
另外，儒家在推动民间道德重建的过程中，也应该根据社会的变化调整其具体着力方向。例如，如今的农村基本上都只剩留守老人和儿童了，再试图恢复祠堂，以此作为乡间祭祀、文化场所和公共事务调解场所就显得很不合时宜了。
儒家进入民间，还应该重视小传统的变迁。这样，自然就能淘汰掉儒家思想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具体主张。老子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老子》六十六章）儒家若有志于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必须具备“善居下”的务实意识。
第三议：坚持批判性与开放性。当代海外新儒家杜维明先生在与笔者对话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批判精神，儒家就死了”[2]，此言堪称振聋发聩之论。
儒家的批判性首先体现在对现实政治权力的批判上。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孟都以批判现实政治为职责。孟子认为，作为一个儒者，有五种资源可以同时调动起来：一是强调人的主体性；二是民本思想；三是强烈的历史意识；四是天道意识，主张敬畏感；五是有未来指向性，所谓“为万世开太平”。明朝为什么要把孟子牌位移出孔庙？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孟子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历朝历代的清流也都有批判现实政治的传统，这体现了儒家刚健有为的入世精神。中国知识分子有关切政治的传统，历史上也以参与政治为正途，但按儒家义理，参与政治并不意味着放弃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知识分子要转化政治，而不为政治所转。
反观当今新儒家，不少人不仅放弃了批判政治的传统，反而加入了谄媚的行列且乐此不疲。这是根本有悖于真儒家之精神的。
在当下，新儒家的批判性还应该体现在对儒家思想本身的批判性扬弃上。任何思想传统要保持活力都需要进行自我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耶克是西方文明的批判者，黄宗羲是儒家思想的批判者。只不过，中国的注经传统抑制了生活在这一传统下的思想者的批判锋芒，以至于像戴震这样的思想家也不得不先呈现出朴学家的面目，否则就难以取信于人。
儒家不是一个无可指责、毫无缺陷的思想传统。至少，它在历史上与专制政体的关系是需要切割的。儒家在宗教的超越性方面也不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理性思辨方面不如西方哲学；在政治哲学及制度设计方面不及自由主义。
对自身的批判源于开放的心态，既向各大宗教开放心灵，又向自由主义等西方政治哲学和制度思想开放。其实，儒家义理本身就要求儒家保有开放心态，
《论语》首句就是“学而时习之”，儒家最注重的就是学习，当代新儒家不应该故步自封。
如今的新儒家习惯于把儒家的一切教条都说成是不可变更的黄金律。当批评者指责儒家的某些原典的具体字句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时，新儒家普遍的做法是论证批评者理解的这些字句的意思不是原典原意，他们成了儒家的辩护士。为儒家辩护是可以理解的，但切忌过头，过头至少有违中庸之道。理解任何文章的原意都有个具体的语境问题，也就是针对性问题，时过境迁，还认为这些文句都是对的，就是刻舟求剑式的愚昧。
从这个角度看，当代的读经运动首先就存在一个删经和重新解释经典的任务。比如，现在幼儿园老师教儿童读《三字经》，其中有“君臣义”一语，此语当然需要重新解释。
现代新儒家冯友兰认为，对中国思想传统应该“接着讲”，应该抽象地继承。1995年，在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李慎之先生将冯先生的“接着讲”进行了引申发挥，又加了“借着讲”、“通着讲”两个维度。冯友兰和李慎之的观点是高明的，因为他们都不主张“照着讲”，而主张与时俱进、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总之，当代大陆新儒家需要大胸怀、大气象。
如果问笔者对当代大陆新儒家有什么建议的话，我想说：要紧扣孔子“仁者爱人”的宗旨，爱活着的中国人。不要担心中华性的丧失，文化是一个动态构建的过程，不要试图用自己理解的具体教条强迫人削足适履。少一点居高临下式的精英主义，相信每个人心里潜藏的道德力量，而这种道德力量，就是“仁”，就是“良知”。如果能反求诸己，同时能唤醒大多数人的良知，这个社会何愁不能海清河宴？
（本文刊发于学术期刊《文史哲》2017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