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1。墨学至秦朝而亡，其亡之主因在形势变迁而墨学不愿与世俯仰，所谓“墨守成规”是也。始皇一统天下，墨子尚同、非攻之说遂失其针对性。始皇铺张豪奢，墨子尚俭之说遂不能再重视听。始皇荡平六国贵族，朝中多有出身平民之大臣，故尚贤（贤否之定义有别）说已成现实。又，始皇痴迷神仙方术，以求长生不老，故迷信盛行，墨子天志、明鬼说则太过简陋，不能引起始皇之兴趣。故墨学之亡，势所必然也。
532。法家之尊君与任法两端实有不可调和之矛盾：君权至高，则法律只是奴仆，君主岂可一味任法？君主收受了法家尊君宏论，自感合法性仍显不足，故只能缘儒以饰法，故儒家之登场，乃逻辑之必然。有论者认为，秦以后，法家势力也渐趋衰微，此乃书生论政之典型。法家若有衰微，衰微者只是其形式（论著不多），而非其实质。法家思想既已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又何须典籍浩繁？
533。历代帝王之用儒术，也非完全用其装点门面。秦任法而速亡，对后世帝王之心理刺激尤深。西汉宣帝虽“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但其对太子所说的心里话才是历代帝王之心经：“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霸道者，法家也；王道、德教、用周政者，儒家也。后世主用法家之治者，以曹孟德与诸葛孔明为显例，但二人皆为战时之政治家，非承平时之帝王，形势使之而已。
534。中国两千年儒法结合的政治意识形态形成于西汉，故考察两汉思想之变迁尤其重要。两汉思想史中，《盐铁论》之地位又尤其重要。当时参与盐铁政策讨论的，主要有儒法两家，双方可谓唇枪舌剑，驳难深入而全面。一方推崇道德教化之力，一方承认现实功利。二者皆有所偏，已为两方人士所察觉，故汉代士吏，已有折中之言行，显例如：酷吏“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大儒董子（仲舒）则以经义断狱，作《春秋决事论》；至于贾谊、晁错等人，均兼学孔孟商韩也。
535。王权天授，为上古思想，至周代已然歇绝。但新朝之建立，总有一合法性问题待解。秦以武力荡平天下，合法性毕竟不足。以力得国，自古不能服人。故刘氏以平民之身起而建立汉朝基业，急需一套理论为其得国的合法性论证。此后，董子出，以天人感应、王权天授为说，可谓正逢其时，故能为汉帝采纳。虽然，天人相应说不始于董子，春秋之前已肇其端，至秦汉，阴阳家言已盛行，董子之功，在于以儒道含融阴阳五行等杂说，而成一系统之理论。
536。对董子而言，倡天人感应说的目的在于警示天子对上天戒惧，而不要胡作非为以逆天道。法家从理论上找不到限制君权的办法，董子则自认为找到了这一办法：制君者，天也。故董子之天人感应说，立意在矫正君主专制之弊，其革命性远大于为汉祚背书之义。
537。在天人感应说里，王权的更替逻辑是：君王为天之子，受天命而养民（天托）——但上天对天子的信任不是无限度的，也不是永久不变的，它一直不放弃对天子言行的监督权（天监）——天子失德，国家失道，上天即示灾异以警示责备天子（天谴）——天子若不知悔改，横暴如故，则上天将收回天命（天夺）。故，天命无常，唯德是处。德高利民则天予之，失德害民则天弃之。故，董子乃儒家民本思想之坚定捍卫者。后，董子学说信徒谷永在面对汉成帝关于灾异的问题时甚至说出了如下掷地有声的话：“（天子）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否则，“上天震怒，灾异屡降”，“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儒家之抗议精神也如此。
538。后世常以天谴不应验来批评董子，这种批评抽离了历史语境，且混淆了政治哲学与政治制度之别，不可谓高明之论。对此批评，我只想问：后世之批评者若生汉季，能提出比董子更高明可行之理论乎？
539。董子之天人说虽意在制君，但也可用来论证君主受命的合法性。考诸历史，强主宁信其受命于天，不愿相信、甚至讨厌天谴、天夺说，故以后者说君者往往遭戮；而相信天谴、天夺说的，往往又是优柔懦弱之主，弱主常被奸佞欺弄裹挟，虽有变革之心，已失变革之时，也无变革之能也。此乃事实上之一大悖论。更可虑者，天命说为枭雄强人所好，故董子学说后竟被这类人利用，而演变为谶纬符命说。王莽之篡位，公孙述之自立，包括刘秀之重定天下，皆以天命为帜，故乱象长久不能止息也。天人学说，经百年变迁，真可谓“初则忠臣凭之以进谏，后则小人资之以进身。其始也臣下以灾异革命匡失政，其卒也君上取符命谶记以自固位权”。灾异之解释权操诸谁手，董子难以规定限制，其结果大异也如是。
540。董子之天人说自不能与西欧后世之宪政思想媲美，盖因董子以天制君，宪政以民制君，天意自古高难问，而民意易察也。西欧之宪政，源于贵族与君主争权，宪政即君主与贵族相互承认其权力边界之结果。春秋时，贵族与君主之关系与西欧后世之情形类似，何以中国未发展出宪政法治思想？大略言之，春秋之贵族，昏聩而不能用士也。故，诸子均不为贵族及权臣争取利益。另，宪政法治之形成，端赖争权两阶级势力均衡，任何一方均不能消灭对方。所谓宪政，乃不得不然之结局。春秋时之贵族、权臣，各自为政时多，甚少联合之举，故未形成统一之阶层意识。如此，则政局扰攘，王权日衰，士民皆同情王纲解纽，而不同情权贵之诉求，人心归于大一统，也属自然。大一统之专制格局既成，虽董子有意制君，依靠力量为何？唯天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