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中国人总强调“做人”，即完善人格。但舍人权而谈人格，人格何以自立？西方近代倡人权，何尝不是为了完成人格？内倾的人格终究不过是奴隶人格，而非公民人格。补足内倾人格的关键是落实人权。
412。张载云：“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谓句句是错，至少犹未见道也。其病在高高在上，俯视众生。孟子说，人人皆有善端，皆有善心，何必“为天下立心”？既然人人皆可为尧舜，故重在自觉、自悟、自立、自为，又何必为民代劳而“立命”？如果圣人的学说是普世价值（孔孟定然如此想），怎么会成为绝学？再者，人民若无自由，历史永不能走出王朝兴亡律，何来万世太平？儒者若真信人人皆可为尧舜，当知自由才是太平之道也。
413。先秦儒家，修己、治人的标准本不相同。要言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至朱熹构造理学大厦，一变而成对人的超高要求，故认为人民宁可饿死也不可失信，此论实违“生生之谓至德”之教。真儒以身垂范，伪儒凌空高蹈。我看一个人是否是真儒家，主要看他的行事，而少看他的理论。
414。儒家之三纲五常，本是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近人强调其绝对的权利一面，有违原意，是谓不诚。子曰：“事君以礼”，礼尽而不听规劝，则去，故君臣以义合，孟子更是抑君而伸民。只是儒法结合以后，儒家就逐渐跪了下去，至韩愈甚至有“天王明圣，臣罪当诛”之奴才思想。先秦儒家虽然高标理想，但如果君臣失义，儒家的出路也不过是出走而已。如此，“天下为公”的理想又如何能够实现？
415。孔孟皆非专制政治帮凶，孔孟若生近世，必主张民主政治也。有新儒家反民主，实乃儒家之不孝子孙。
416。孟子盛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其实凡为圣人，必然与时俱进，因为圣人心里装着人民，故孔子有“四勿”之论。宁为转进儒，不为教条儒。厚古本无必要，薄今也属推卸责任。
417。孟子贵民，已有民享、民有思想，也有民治之原则，只是未产生民主之制度。孟子对此有充分的自觉，故他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孟子的民本思想存在向民主思想发展的可能。可惜后世儒家，高举道德理想主义，于制度建设上无所用心，悲夫！
418。中国近代之所以迅速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固然与外力迫压有关，但也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潜在的民主诉求有关。对后者的发掘、阐发，为启蒙思想家的言说找到了历史文化的合法性。
419。返本才能开新，反本只能导致混乱，沙丘上不可能筑起牢固的城堡。
420。希腊哲学始于人对自然的好奇心，几大宗教始于人对不可知的宇宙的敬畏感，中国文化始于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与实用理性乃中国文化的一体两面。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产生于农业社会的人们因天灾导致的不安全感。中国文明若不诞生于水患易泛滥的黄河流域，其面相必与如今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