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1。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虽具有古典自由主义者对社会进化的大体正确的认识——渐进演化论,但他们的立足点主要不在个人身上,而在国家身上,所以其对国家的自由的追求远过于对个人自由的阐发。这与现代国家的重建及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思想中家国情怀的影响有关。悲剧由此造成。
372。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者虽然日渐强调个人自由,但个人并未完全被当成目的,依然被当成民族觉醒的工具。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实用理性和新受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妨碍了他们对个人主义的深度开掘。
373。知识分子最担心的不是社会变化,而是找不到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社会变化。
374。五四运动激烈地反对一切传统价值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制度与文化是一种严丝合缝的捆绑关系。当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后,这种政教合一的模式无力应对,于是人们在抛弃王权政治的同时也就顺带抛弃了它的辩护士与守护神——传统思想。这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带来的必然恶果。现代知识分子虽然极力反传统,但他们的潜意识里无法抛弃传统的思维模式,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带来的认识论上的一元论和整体主义。
375。儒家对心的强调是中国思维模式中文化、思想决定论的根源。这种观念发展到极致,就是无视制度对文化、思想改造的反作用力。
376。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途不能单纯从思想本身去分析,而应联系经济和社会结构改变的角度去分析。不深入研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对思想和制度的影响,是中国思想人物的通病。
377。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既需要在理论上实现自由主义的一般原理的中国化,又需要在道德上有所担当。毋宁说,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德担当主要来自于传统文化中的人格养成论。
378。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创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阅读中西经典,尤其是政治学、哲学、史学著作,从阅读经典中返本开新;二是密切联系中国当下的现实,并参与一定的实践。二者缺一不可。
379。所有能在思想、学术上做出大成绩的学者都必须与时代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能若即,就没有现实感;不能若离,就没有前瞻性。真正能走到历史舞台中央的都是边缘人。
380。中国传统之所以可以与自由主义融通之一证:儒家的仁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人的道德自主性”(康德)的意思是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