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国人讳言名，实则假清高。名之为物，本乃工具，君子、小人皆可用也。小人炒作，暴得大名，只为图利，不顾此名是美名还是恶名。君子厌之，兼带厌名，堪称迂腐，何不借名以传道义？英人休谟，自称终生著述，只为求名，可谓豪杰。我若能名声显扬，绝不忸怩作态，坦然面对可也。虽然，名之为物，有利有害，若为名锁住，终是凡夫。高明者驭名，蠢笨者为名所役，如此而已。
33。君子讳言利，此乃一种大病。讳言利者，多是无获利能力之辈。质言之，利也是一种工具，本无是非可言。古人云，“君子固穷”，已是变态心理，实则物质生活寒酸，道德文章很难不露村相。鲁迅能为稿费与出版商打官司，陈寅恪也是爱钱之人，非因他二人格局小，实因他们懂得衣食足然后方可安心著述之常理。我若能财务自由，立马辞去任何工作，读书、作文去也。
34。知识分子批判权力，自属当然职责。但知识分子能作文、言说，本身就是有权之人，不存敬畏、戒惧之心，信笔胡写、信口胡说，已落入妖魔道，不足与论也。我怀疑很多批评者一旦掌握政治权力，其专横未必下于被批评者。
35。道德是拿来实践的，不是拿来论述的，洋洋万言，抵不过起而行之。道德是从自我开始建立的，不是拿来要求别人的，强人行道，终是专制，于自由南辕北辙。民间自发认可的道德楷模，对其他人的影响远高于空论道德之必要性。前人胡适、钱穆，思想主张迥异，其道德担当无异；今人江平、资中筠，学术领域不同，其道德担当无异。古今君子多矣，此乃希望之所在。所谓道德沦丧，不过坐而论道者之托词而已。你若行道，道德何曾沦丧？中国虽屡经摧折，道何曾一日死绝。
36。乐观、悲观，皆是虚妄。乐观者浅薄，悲观者怯懦。若不寄望他人，无所谓乐观、悲观也。起于乐观，中经悲观，而复能乐观者，为智者。鲁迅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此乃菩提道，行此道则为真菩萨。
37。当下中国人追求自由之道德担当，其来源有多途：一，人性本身求自由；二，现实让人感到不自由；三，别人已经比较自由，因此自由可期；四，中国自古即有士大夫以道统自命的传统。上述前三点，不必多言，而最后一点，往往被人忽视。章太炎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此言虽有偏激处，但其主旨——以传统激发道德，仍不可小觑。
38。鲁迅、柏杨均言国民性，略等同于禅师之棒喝，目的在于振衰起弊，其苦心可知。今世说国民性者，多推卸个人责任，其潜台词是：国民性如此，再振作也无望。此种论调，客观上是在为专制添砖加瓦。今人倡言国民性者，其愚昧在于不知没有永远不变之国民性，而制度变迁乃改造国民性之最佳途径。
39。智者廓然，愚者戚然。智者坦然，愚者一惊一乍，非卑即亢。
40。偶尔废然，也很不错。老庄是上帝给中国人不如意时备的一副药，只是这药不能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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