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拒绝做犬儒，他是“喜剧时代的批评家”，他从来不忘干预现实。他还告诉我，能把《潘金莲》拍好一定得是个“伟大导演”。
（正文）刘震云坐地铁前来，他有宝马车，只是不常开，来得匆忙，头发有些乱。
“拍个照片吧？”
“好。”
他悉悉索索地翻随身背的旅行包，三分钟后，摸出来一把刨花梳，“我得梳梳头”。
他以前小说的主角都是男的，在新书《我不是潘金莲》里，着力写了一个叫李雪莲的女人。李雪莲开始上访生涯之前，办了七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找了个美发馆拾掇头发。
刘震云的书首印量不断攀升。当年《一地鸡毛》的首印量是20万，到《一句顶一万句》是40万，《潘金莲》已经是50万。《潘金莲》上市一个多月，加印了10万册。按刘的预估，下本书首印就会是60万、70万。
“如今严肃文学（作品）能卖5万册就相当不错了，一般都只能卖5千册、一两万册。我觉得，在中国，像我这样（畅销）的作家肯定是不多的。”他有些小得意。
长江文艺出版社是他相对固定的合作伙伴，他很信任该出版社的“金大姐”，“金大姐她会摆（题材），就这么简单。”
金大姐就是知名出版人金丽红。1989年底，金丽红还在华艺出版社。彼时她策划做一个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邀请王蒙和从维熙担纲主编。首批推出的13个人是张抗抗等如今60岁以上的作家。第二批就是刘震云、王朔、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人，从维熙推荐的刘震云。这个榜单，争议与反响都极大。
此后，刘震云的小说除了《一腔废话》，都是金丽红出的。金2003年到长江文艺出版社任副总编以后，把刘震云这个作者资源也带了过来。
如今，刘震云与长江文艺的合作模式是：刘震云写作前会告诉长江文艺他的计划，写完以后，长江文艺会提修改意见。《潘金莲》原来的结尾不是现在这样的，书稿拿到长江文艺北京图书中心以后，该中心总编辑安波舜就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刘震云修改时也参考了安的意见。《潘金莲》的书稿其实在《一句顶一万句》之后不久就已经写完，但长江文艺准备拿《一句顶一万句》申报去年的茅盾文学奖，安波舜感觉《潘金莲》“写得太好了，太有冲击力了，我们要把它放出来的话，那刘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能否评上茅盾文学奖很难说”。出于出版周期等方面的考虑，安波舜建议《潘金莲》今年出版，刘震云也同意了。此外，按刘震云的想法，新书书名就叫《严肃》，他提供了几个备选方案，其中一个是《我不是潘金莲》，但长江文艺上下都认为《我不是潘金莲》比《严肃》强得多，刘震云虽然开始时有些顾虑，后来还是同意了出版社的意见。
金丽红与刘震云是一种“相互感激”的感情。因为与金丽红合作默契，刘震云后来还把顾城的《英儿》和吴小莉的书推荐给金丽红出版。
“刘老师人品特好，总想着让我们也有利益。王朔不是说嘛，‘最好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金丽红眼中，刘震云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既有要求，又很自律的人。他住顺义，离出版社远，金丽红每次要派司机去接他都不让。在出版社时，到了饭点，金丽红要请他，他都坚持到街边小店吃炸酱面。
金丽红觉得，刘震云之所以走得长远，是因为他不忘本，着眼的都是“国家与民族的大问题，微言大义”。这么多年来，刘震云“在本质上从来没有变过，变的只是写法”：他年轻时的作品如《一地鸡毛》是典型的白描式现实主义；《故乡》系列有意识流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从《手机》、《我叫刘跃进》开始，到《一句顶一万句》、《潘金莲》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一
《潘金莲》讲了个简单的故事。
刘震云喜欢轴人，女主角李雪莲就是一个轴人。她为了超生一个孩子，和丈夫秦玉河办了假离婚。哪晓得孩子生了，秦玉河却弄假成真，和别的女人迅速结了婚。为了给自己的背叛找到借口，秦玉河还反诬她是潘金莲，“天知道这个二胎是谁的”？李雪莲于是上访，诉求很简单：“上面”要判定她当初和秦玉河的离婚是假的，他们得复婚，复婚以后她再和秦玉河离婚。
接访的人基本上都很严肃地对待这案子，不过离婚证是真的，他们又怎么能随便改判呢？李雪莲要让别人相信她不是潘金莲，从县法院上访到县政府，到市政府，一直到两会期间的人民大会堂。既然领导都管不了她的事，她后来干脆把每一级领导都告了。一个芝麻大的事最后惊动了国家领导人，领导人一发火，没想到下面的人把与这案子有关的省长、市长、县长、县法院院长、县法院专职委员、县法院审判员一干人等都给办了。
事情搞得如此惊天动地，李雪莲就成了新任领导的祖宗。她不知疲倦地上访，领导们就只能不知疲倦地截访——截访史简直就是领导干部对一个草民的求情史。
小说到此结尾，刘震云就不是刘震云了。他用了267页铺陈李雪莲的上访史，但这267页只是整本小说的序言。而正文，只有16页，三四千字。这种结构赢得了与他熟识多年的评论家张颐武的一顿猛夸：“我建议正文拿去得鲁迅文学奖（鲁奖主要奖励短片小说——记者注），把前面的拿去得茅盾文学奖，。”
正文说的是下台县长史为民的故事。史为民下台后，在县城开了个小饭店“又一村”贴补家用，专卖“连骨熟肉”。这一年，老史的姨妈去世，他千里奔丧，往回走的时候正逢春运。他本打算慢慢安排归期，但在北京时接到了牌友老布的电话，叫他赶紧回去打麻将。麻将对他来说本来就重要，更重要的是老布告诉他牌友老解得了脑瘤，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年后就要开刀，所以这最后的一次麻将对老解来说很重要。老史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赶紧赶回家。但春运期间买票难，他只有干着急。这一瞬间他大概想到了李雪莲，就在包里掏出了一张纸，上书几个大字：我要申冤。四个警察在一分钟内摁倒了老史，他被协警遣送回了老家，还没买票。回到家后警察发现他竟然是假上访，问他行为动机，他的回答是：“玩呢”。
一个人逐级上访为了讨个说法，一个人为了陪牌友打最后一次麻将冒充上访者，前者还是后者下台的原因。
按刘震云的话说，他的小说让人看后会脱口而出一句评价——“这孙子！”他对这个评价很受用。
但他不承认自己幽默。“我的语言不幽默。语言幽默是个特别浅的层次，说相声没问题，演小品没问题，但如果在文学作品中局限于一种语言幽默，挺讨厌的，那你改说相声就完了。真正的幽默是第二层——事儿和事儿之间的幽默，比如《潘金莲》第一章第一节李雪莲去找王公道，攀了半天远亲，是为了上访；第二章第一节王公道找李雪莲，也是攀了半天远亲，是为了不让她上访。好多人看了乐得肚子疼。但事儿和事儿之间的幽默，还不是幽默最高的层面，最高的层面是你后面的认识。为什么这事儿表面那么庄严，背后这么荒谬？荒诞感不是靠一个人巧舌如簧说出来的，真正的幽默是没说出来的东西。小说中的认识，一定跟生活中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这个小说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刘震云的看法跟所有人的看法是一样的，那所有人为什么要看刘震云呢？”
“这是一个喜剧时代。生活本身就挺幽默的，你不想看戏都不可能。”刘感叹，比如，在中国经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领导在台上讲话，手里拿一叠文件在读，下面的人坐着听，拿的是同一文件，他在不停地记。“他念的跟你手里的一样，你记什么呢？我是领导我就急了，难道我这个文件还不够吗？你还要再写点什么发挥一下吗？如果你没发挥，你记的是什么？你为什么不集中精力听我念呢？如果你记的跟我念的是一样的话，那你是骗谁呢？你骗台上的领导，那你不把领导当傻逼了吗？我是傻逼能当官比你大吗？”生活已然如此幽默，他只需要做“生活的搬运工”就行了。“搬运工需要特别老实，机场一搬运工，卸下来一行李，从里面拿出点东西装你自己包里，这不行啊。另外，你也不能往顾客包里搁东西，搁大麻和摇头丸，一样进监狱。”
搬运很简单，不简单的是怎么码放。刘震云现在看别人的作品，就看人家码放素材的水平，一看马上就知道他行不行。“你把好几个八爪章鱼放到一块儿，它们之间会编织出一种不同的形象。”
码放能力其实就是结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潘金莲》，刘震云没有明说的话立马噼里啪啦蹦出纸面：县长史为民就跟李雪莲见过一面，对话不会超过十句话，为什么李雪莲能让他从一个县长变成饭店小老板？整个故事中，官员们并无过错，他们很严肃地对待李雪莲的上访，为什么反倒是有错的李雪莲给他们带来了霉运？国家领导人虽然发了火，但并没有指示让一干官员或停止升迁，或即刻下台，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仕途发生了巨变？
这说的已经不是上访的事了。
刘震云说，这个国家什么都不缺，就缺思想，缺远见，所以会三天两头修路，会三天两头塌桥，官当到了相当高的级别还贪钱。他希望从小说家的视角关注现实，而故事不过是思想的载体。在他看来，把故事、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不过是初级作家干的事儿。况且，“真正创造故事的是政治家”。
二
在《潘金莲》首发式上，评论家雷达说，《潘金莲》写的是“中国官员的生态，包含着极为尖锐的对现实的干预，对人民疾苦的呼吁。”
“我可是北大毕业的。”刘震云说，他的文学观与北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吴组缃教授曾告诉他赵树理与鲁迅的区别：两人都写乡村，但赵树理是通过村庄看世界，而鲁迅是通过世界看村庄，所以立意高下有别。为了通过世界看村庄，他认真读过康德、尼采、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迪卡尔、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到现在他都觉得这些哲学家“很伟大”。他们影响了他，一个显见的例证是，西方当代哲学曾经是语言哲学的天下，而刘震云几年前就曾告诉本刊记者，他的“一字头”系列小说（如《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等）探讨的就是人与语言的关系。
刘震云有些狂。有人为中国现当代作家搞了一个排名，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钱钟书之后就是刘震云。
“哎呦！非要跟他几个排一块？其实我心目中不是这么排的。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柳永、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蒲松龄、鲁迅、刘震云，（这么排）不行吗？”听说这个排名后，他如此回答。也不知是为了找补还是揶揄，他接下来一句是：“当然，林语堂也不错，林语堂英语挺好”。
他认为自己“正在成长为一个伟大作家”。2011年他因《一句顶一万句》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但他对是否获得这个奖有种无所谓的态度。有人认为这个奖至少可以为他的新书带来更多的销量，但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给它带来了什么呢”？
不过他还是那个天天买菜、有事没事都往河南老家跑的中年男人，他的狂有收束，他清楚自己的边界。近几年来，作为作家的刘震云正在从作品中隐身。变化是从《一句顶一万句》开始的，那时刘震云认识到了作者的见识永远是偏颇的、主观的，最主观的东西是最站不住的，他必须把主观还原成客观，所以作家不应是一个诉说者，而应是倾听者。
“作家想一部比一部写得牛逼，我觉得这特别肤浅与自私，一定是作品往前走，作者往后退。我越往后退，觉得眼前越开阔。过去你会看到刘震云带着一帮人在往前走，现在你会发现，书里的人物在哇哇地往前走，作者可能在这个队伍里正东张西望跟人聊天呢。我觉得这是作家最好的状态。有人出于对家庭的反感，说我爹不是东西，我跟他吵架了，动刀子了，出走了，我觉得这不是作家该扮演的角色。有些作家开始评论社会现象，跟现实的事贴得特别紧，那就不是说往前走的问题了，他已经跳过来了。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家特别多，这样的作家一定特别肤浅。”刘震云说，他不会写杂文、时评一类的文章，不会做那种让他讨厌的、通常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我的话基本上在小说里都说完了”。
他甚至不愿意尝试散文、诗歌写作，理由是“如果你没有深入地研究，想散文写的跟韩愈似的，那是不可能的。真正好的散文，是非常需要功力的。诗歌？这么多年你都不跟李白、杜甫打个电话，怎么能一下就写好？就把小说写好，对我这样一个人来讲已经很不容易了”。
再说说电影《温故1942》。多年以来，在与冯小刚合作的多部影片里，刘震云都是编剧，他眼中自己不是编剧，而他改编的只是自己的小说。“今天的饭是在你们家做，也是在你们家吃，跟饭馆可不一样，所以你就不能叫厨师，专门在饭馆做饭才能叫厨师。另外，原来你老蒸蛋羹吃，但今天说能不能变个鸡蛋炒西红柿？我说行啊，这就是我与编剧的关系。如果有导演说让我改编个别人的作品，我马上会问：‘你谁啊’？”
但他不拒绝导演把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影视让我的作品知名度呈几何级数扩展，让我拿到第二次稿费。钱对作家不是最重要，但也是相当重要的，可以维护他的自尊。如果是在寒酸状态下，写出的作品也是寒酸的。”
刘震云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中国知识分子堕落了”。
萧三匝：从你的文学观来看，是不是哲学家比作家对你的影响更大？
刘震云：一个好的作家，首先必须是个哲学家。如果这个人仅仅是个编故事的人，他一定不会是个好作家。但好作家比哲学家要求高，哲学家能直接把有形的东西理论化，说得越明白越好。哲学家干的这些事儿，作家都不用干，作家是管说不明白的那些事儿，比如人的情感就说不明白，人性就说不明白。史为民跟李雪莲的关系，这样一个哲学命题，放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他一定能够写出来8本著作。《资本论》那么厚，论述的就是一句话：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到底有多少？但是，作家说的是在剩余价值产生的过程中，人的复杂的情感。杨白劳跟黄世仁的关系，是一种剩余价值的体现。但是，我也曾经听姥姥、老娘说过长工跟东家的关系，她们说长工每天生活得都很好，粮食足够吃，东家还要扩大再生产，她们觉得长工剥削东家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说不清的东西，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缝隙里透出来的一丝暖意，苦辣酸甜的味道，而不是道理，这是哲学家没法论述的，因为苦辣酸甜的标准太不一样了。作家虽然也说不清楚这个，但需要呈现它。
萧三匝：呈现这种苦辣酸甜的味道是不是对你来说很有诱惑力？
刘震云：这要具体到人，而不是说概念意义上的苦辣酸甜。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没有感情，或者写一个反面人物、一个贪官，就是要批判他，一定写不好。你写的一定是你特别喜欢的人，好与坏是社会和伦理的标准，不是文学的标准，也可能在中国人们觉得他好，在美国就觉得他不好。
史为民我就很喜欢，他突然用不严肃来对待严肃了。用严肃来对待严肃，严肃确实是非常厉害的。但我不理你，我还利用你，（你就没办法了）。别人觉得重要的史为民觉得不重要，别人认为打麻将不重要，他觉得重要。对他来说，其实他觉得重要就重要。
萧三匝：你怎样看中国作家整体上的精神世界？
刘震云：中国知识分子堕落了，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他们没有担当起知识分子的责任。一个民族为什么要知识分子？因为识分子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能看到未来，应该有一些见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变成了附庸和解释，北大也不是我上学时的北大了。他也有自己的精神蓄水池，但灌的是别人的水，有些灌得根本就是混汤。
萧三匝：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呼唤史诗性的作品出现，但中国作家大多数缺乏关照现实的能力，原因何在？
刘震云：历来有远见的人才能直击现实，脸贴脸的话看不清现实的面目。他们去写历史就对了。任何一个时代，好的作家都不多，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好的作家不多，并不是他技巧上不熟练，凡是一个铁匠锻炼几年打剪子都没有问题，一定是王麻子自己对剪子有特别独特的认识他才能打出王麻子剪刀。
萧三匝：作为一个作家，你如何在这个时代安身立命？
刘震云：我舅舅不是告诉我了吗？“你不聪明，那你就只干这一件事，要干得慢一点，退得远一点。”这就有可能写得好一点。这个民族需要一个好的作家，它有时候会是这个民族存在的一个理由。中国这个民族，是拥有过司马迁、李白、白居易的，像灿灿星河一样，不能说这个民族全都特别平庸，那这个民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
萧三匝：你关注70后、80后作家吗？他们跟你们有什么区别？
刘震云：不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或者用十年的时间，来划分作家，因为没区别。外在生活的变化有时候是很快的，但人性、见识的变化是非常慢的。按说80后、90后作家，你生活在21世纪，一定要比清朝的作家写得好嘛，我看了一下，目前超过曹雪芹的还不多。
对作家来讲，我觉得起码有两个东西要克服一下：一个是错别字多，一篇仨错别字，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你要靠这个维生的呀。写封家书、发个短信有错别字可以原谅，但你是卖钱的啊，你把错别字卖给人家了是不对的嘛。错别字多、“蓄水池”少，这是所有作家的通病，这不仅是不尊重读者的问题，首先是不尊重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