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连续两天的阴雨，将此前动辄四十度的高温暂时压了下来，数度站在窗边远眺，听见淅淅沥沥的雨声，整个人在不知不觉间穿越至百年前的云南西北山区，静静旁观一个在山雨中不停穿梭的身影，从弱冠走向年过半百，离世归主。百年已往，那个叫富能仁者的身影像伟岸的标杆般清晰，激励着后来人在天路上坚定直跑。
连续两天，北京阴雨绵绵，耳畔常常响起遥远的山雨声，突如其来地浸润我的眼眶和心田。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它袭来的频次渐密，程度日深。
那场山雨，起于1907年的英国。彼时，22岁的富能仁正式与母亲分离，踏上伦敦的维多利亚车站，开始了前往中国的旅程。
如果没有离开故土，富能仁会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钢琴家，刚刚在两年前，他还举办了个人的钢琴演奏会。“如果我也有过金色年华和灿烂生活的梦，我的金色年华就是百年前的黄金时代；我的灿烂生活就是悠游在旧大陆音乐学院的音乐天地里。我梦想着将我的心灵浸润在贝多芬，莫扎特和其他大师们的创造奇才里；痛饮歌剧音乐的杯，活在鲁宾斯坦、沙拉沙特、帕格尼尼等伟大音乐家的世界中。”他在日记里称音乐为被安顿在生命中“一处隐秘的地方”的“一个梦”。
后来在中国，他还数次举办演奏会，“曾令人历久不忘”，“许多欧洲人后来都说，‘你问我记不记得富能仁？嘿。他在上海演奏时我就在那里。’”
如果没有离开故土，富能仁会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科学家。日后在中国被人问及是否怀念自己的钢琴时，他坦言更怀念数学和科学的东西。但他同时补充说，相比那一份比山高比海深的爱，一切都不值一提了。
历史没有如果，父亲的国度里更没有如果。于是，就在英国本土少了一位英才之际，中国云南西北部的傈僳族中间，多了一个在山雨中奔波劳碌的身影。
那里的山雨，剧烈蛮横，蒙昧无知。初来乍到的富能仁一度被追杀、遭冷眼拒斥，多少个雨夜，他无处安身，睡过农户的牲畜棚，挨过山林的野风。“他曾经被土匪擒获，他们围着他，抓住他，抢去他的东西，却存留了他的性命。他有一次在云南西部旅行，几乎被没颈的流沙淹死。还有人在夜间开枪打他。至于受偷盗之徒的骚扰，更是司空见惯了。”为此，他一度抑郁，“有好多次望着那黑暗的深渊自问：何不跳下去一死了之？”他一次次登上黑漆漆的高山，面向四野冲着召了他、差了他的父亲大喊。
顺从父亲的带领，他日益学会在山雨中安静，以坚固而高贵的信心激浊扬清，自成风景。他在彻底失去了世界的依靠时，找到了不惧山雨的秘诀，便是在内室里亲近暗中的父，他将该秘诀排在自己生命的前三位，许多个日子，他有长达数个小时这样做；他为傈僳族发明拼音文字；为他们翻译使他们永不再饥渴的话语；为他们建立真正的家园。许多年过去，那里的山雨声中，响起如雷轰响的赞歌。
回顾那场山雨，恍如隔世，常觉富能仁们所跟随的头，和约两千年前那十二个人所跟随的“朋友”，更像同一位；但是和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所跟随的，仿若两人。他们所跟随的，使他们竭力“失掉生命，反得生命”；我们在跟随的途中，却是竭力要“得着生命”——使那破败的自我变得更优秀更有能力。
那场山雨，将富能仁洗练得愈发不像那个伦敦皇家学院的高材生，反而更像渔夫彼得和织帐篷四处奔走的保罗，更像那个生无枕头之地的“人子”。但是，如果他活在今天，大概率会被世俗的风雨大潮推到音乐、科学翘楚的行列。
那场山雨渐行渐远，日益后继无人，纪念者众，效法者寡。我常常听着耳畔那绵绵不绝的雨声，身体却似被困住，想学习富能仁们的毅然决然，学习他们的一以贯之，学习他们的至死不渝……但他的一句话常常及时浇灭我头脑中这些危险的火苗。那是他临终前两年回英国探访期间，受邀为一些年轻学生演讲，其中有学生问他近三十年中国生涯里做的最大的事是什么，他回答说：刚到中国时，我常常期望去做更大的事。随着年日渐久，父亲告诉我，我就是他手中最大的事。
那场可以真正涤荡并浸润一人、一地、一国的山雨，基于一个个具体的人成为父亲手中最大的事，却绝非争先恐后去图谋做更大的事。那场浇灌于傈僳族中间的山雨，如今正因“面临许多困扰”而泥沙俱下：“当地的贫困、高文盲率、缺少受训练的工人；云南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以及青年人从偏僻的山谷移居城市寻找工作的浪潮，给傈僳族教会带来许多变化。”
那场山雨，飘摇百年，是否能够继续浸润心田，拓展真正的国度？正在这风雨飘摇的时代里，拷问我们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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